明初四川通史：李喜喜与青巾军的蜀地势力

明初学者、史官方孝孺说：“夏主方有意于据蜀，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84]这里所说的“夏主”，指的是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的明玉珍。这句话揭示这样一段史实，即明玉珍占领重庆后，正打算据蜀自立之际，四川境内已有一支名叫“青巾军”的武装势力在四处肆虐，各郡臣民大多难逃厄运。对于这支青巾军，明玉珍表现出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态度。两年后他被众人推举为陇蜀王时，在为讨伐陈友谅颁布的一通檄文中说：“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类似的话，也出于他的谋士刘桢的口中，如说：“……今民遭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人心之归，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举也……”^[85]

那么，这支青巾军的首领究竟是谁？他们到底是一支什么性质的势力？是在什么背景下进入四川的？

《明氏实录》在记述刘桢出山的背景时提到，刘桢原本是元朝进士，“因青巾李喜入蜀，大肆杀戮”，不得不隐居泸州方山。这表明青巾军是由一个名叫李喜的人率领的。《明太祖实录》也记述说：“蜀人经李喜喜残暴之余，赖以粗安。”^[86]朱元璋在一封致明玉珍的书信之中也证实：“足下……以偏师入蜀……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扰杀掠，生民无几。”^[87]可见，青巾军的首领名叫李喜，又名李喜喜。

经查，李喜喜原本是刘福通所领导下的东系红巾军的一员部将。他是在刘福通分兵三路与元军转战的过程中，最先出现在进攻关中的西路红巾军的队伍之中的。据史载，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率军攻占汴梁，立韩林儿为皇帝，建都亳州，国号大宋，改元龙凤，掀起了全国农民大起义的新高潮。不久，在元朝统治阶级的镇压下，起义军旋即遭到失败。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元廷正在以河南大捷，击败东系红巾军而诏告天下、弹冠相庆的时候，刘福通所部的红巾军已经跳出外线，向山东、河北及关中发展，并由此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新高潮^[88]。

在东系红巾军分路突围、向外线发展的过程中，西路军奉命直趋关中。西路军的首领除了白不信、大刀敖之外，还有一人就是李喜喜。由白不信、大刀敖和李喜喜率领的西路军，曾经一度攻陷兴元，遂入凤翔，进逼长安，使得关中为之震动。元廷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阻击，并调集宣慰张良弼等陕、甘各部，进攻李喜喜驻守的巩昌。在各路元军的围攻下，西路军均遭败绩。败溃之后的李喜喜带着一支余部退入四川，后改称青巾军，史籍上又称青军。

在元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的时代里，敌对的武装势力彼此间凭借服色来加以区别。由于首先倡义的农民起义军身着红袄、头戴红巾，因此被称之为红巾军。与之敌对的元朝官军和招募来的地主武装（即当时所谓的“义军”），为了与红巾军相区别，往往是身着“青衣”，或者“黄衣”，因而被称为“青军”“黄军”^[89]。在两军交战的战场上，红巾军有时也变换服色，采取由“红”转“青”的手法来迷惑对方。例如，至正十九年（1359），由破头潘、关先生率领的北路军，从大同出塞北攻陷辽阳。元朝广陵路总管郭嘉率众巡逻，在距城15里的地方，遇到一支500余人的“青号队”，假称是“官军”，郭嘉怀疑其中有诈。一瞬间果然“脱青衣变红”，发起突袭，其势“日炽”，郭嘉力战身亡^[90]。由此可见，在元末特殊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身为红巾军的武装势力，出于某种需要，往往也会采取“脱红衣变青”或者“脱青衣变红”的权宜之计。至于李喜喜在败退入川后，出于什么目的改变服色，变红巾军为青巾军，史无明载，需要根据其进入四川的表现来加以判断。

有关青巾军入川后的行踪和表现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惑史家的难题。据《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十八年）四月，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合兵会宣慰张良弼、郎中郭泽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儿、平章政事定住、总帅汪长生奴，各以所部讨李喜喜于巩昌，李喜喜败入蜀。”^[91]过去学界一般都据此认为，李喜喜入蜀的时间，当在至正十八年（1358）四月之后。但是大量史料证明，早在此前，四川各地尤其是川西一带地方，已见李喜喜活动的踪迹^[92]。

据《平夏录》和《明氏事迹》记载：“丁酉岁九月，青巾贼入成都，有韩氏女年十七，举家从军。”^[93]按丁酉岁，为至正十七年（1357）。既然是年九月李喜喜所部青巾军已经攻入成都，则其入川时间必在此之前。另据天启《成都府志》所载史料证实，青巾军确曾在丁酉岁攻陷过成都：“费氏，灌县人。至正丁酉青军入蜀，肆行剽掠。费乃泣曰：父母深恩，分毫未报，今不幸而罹此贼害，不如死。遂缢焉。”^[94]元人刘堪在《烈女吟》中，用五言诗记述了发生在这年“逆贼”入永康的经过^[95]。按永康军（旧为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为宋代建置，即天启《成都府志》所载费氏的故乡——灌县。由于该县位于成都西面，青巾军先攻陷成都，再入灌县，所以诗中所称从东而来的“逆贼”必定是指青巾军。诗中称此事件发生的时间在“至元七十载”，系指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以来，迄至元顺帝至正十七年丁酉岁（1357）为止，其间经历了63年，说“七十载”乃约略之语。诗中称青军攻陷了“三巴数十城”，这里的“三巴”，源出于汉朝巴西、巴、巴东三郡，相当于今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大部分地区，用以概指全川。但依青巾军活动地域推断，“三巴数十城”主要是指川西地区的州县。

关于青巾军“虐蜀”的具体表现问题，翻检四川地方志，不时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记述：

第一种情形，反映在有关地方官员或战死或遭擒获致死的记录上。例如：“岳时中，成都人，为汉州太守。李喜入寇，率兵杀贼甚多，众寡不敌，死之。”^[96]“王继志，四川省郎中。以政最闻，迁本道廉访司副使。时李喜喜陷四川，继志帅兵与战，力屈被执，不食而死，众咸怜之。”^[97]“时元行省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亨为青城（一作青巾）贼所执，城中窘迫。”^[98]以上史料表明，在李喜喜退入四川之后，沿途许多州县因为承平日久，毫无准备，都被攻陷了。这与元末红巾大起义爆发之初，江淮地区的“州郡皆无备。长吏闻贼来，辄弃城遁，以故所至无不摧破”^[99]的情形是完全相似的。

第二种情形，反映在一些州县遭破陷后，青巾军给失去军队保护的平民，尤其是妇女所带来的悲惨遭遇。上文引述灌县费氏、唐姬与姜氏，皆是在青巾军入境前自尽的。如此多的妇女之所以在青巾军入川时自寻短见，可能与这支军队纪律败坏有关。

第三种情形，反映的是青巾军在川西州县烧杀抢掠的情况。有地方文献资料披露，青巾军曾经一度攻入高杨二土司控制的天全州的地盘，占领州治始阳镇一带的地方。据记载，“至正丁酉，青军入寇。土宇所失过半，遗迹尽遭兵火。”^[100]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这支原本是农民起义队伍——红巾军的余部，在败溃入四川后，不仅更换了服色旗号，而且在行动上已完全背叛红巾军的革命理想，给四川各地带来严重的危害。这与明玉珍所部西系红巾军举兵入川，攻占重庆，沿途秋毫不犯，市民夹道欢迎，社会秩序安堵如故的情形，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注释】

[1]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元代史新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63～301页。

[2]以上据《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王》，《元史》卷126《廉希宪传》及卷159《商挺传》、《赵良弼传》。

[3]《元史》卷4《世祖纪》。

[4]《宋史》卷43《理宗纪》。

[5]《宋史全文》卷36。

[6]《宋史》卷449《许彪孙传》。

[7]《元史》卷6《世祖纪》。

[8]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14《题昔剌（史）［使］宋图后》。

[9]《宋史纪事本末》卷106《蒙古陷襄阳》张溥附论。

[10]《咸淳遗事》卷下。

[11]参见黄宽重：《宋元襄樊之战》，《南宋史研究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12]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元文类》卷60。

[13]《元史》卷146《粘合南合传》。

[14]《元史》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

[15]杨志玖：《关于赛典赤》，《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何高济、陆峻岭：《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赛典赤》，《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2《中堂事记》。

[17]《宋史》卷46《度宗纪》。

[18]《元史》卷5《世祖纪》。

[19]《元史》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

[20]《元史》卷5《世祖纪》。

[21]《元史》卷6《世祖纪》。

[22]《元史》卷5《世祖纪》。

[23]《元史》卷7《世祖纪》。

[24]《元史》卷161《杨文安传》。

[25]《元史》卷6《世祖纪》。

[26]《元史》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

[27]《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文类》卷41。

[28]《元史》卷4《世祖纪》。

[29]《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参政商文定公》。

[30]《元史》卷8《世祖纪》。

[31]《元史》卷163《李德辉传》。

[32]《元史》卷161《杨文安传》。

[33]《宋史》卷451《张珏传》。

[34]《元史》卷166《刘恩传》。

[35]屠寄：《蒙兀儿史记》卷76《安西王忙哥剌传》。

[36]王宗维：《元代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37]嘉庆《直隶泸州志》卷1《沿革》。

[38]《元史》卷163《李德辉传》。

[39]《元史》卷10《世祖纪》。

[40]《元史》卷163《李德辉传》。

[41]《元史》卷163《李德辉传》。

[42]屠寄：《蒙兀儿史记》卷65。

[43]《元史》卷155《汪良臣传》。

[44]参见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www.xing528.com)

[45]彭馨泉：《蜀故》卷2。

[4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

[47]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16页。

[48]《元朝秘史》（谢再善译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55节。

[4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3《云南方舆纪要序》。

[50]魏源：《元史新编》卷28《平蜀功臣传论》。

[51]魏源：《魏源集》上册《元史大理传叙》，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9页。

[52]郝经：《郝文忠公集》卷32《东师议》。

[53]屠寄：《蒙兀儿史记》卷6《蒙格可汗本纪论》。

[54]参见陈世松：《余玠传》，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55]杨奂：《总帅汪义武王世显神道碑》，《元名臣事略》卷6。

[56]参见《甘肃省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

[57]《我国最大元墓群岌岌可危》，新华网甘肃频道2008年3月20日电。

[58]《元史》卷155《汪世显传》。

[59]《元史》卷13《世祖纪》。

[60]虞集：《汪氏勋德录序》，《元文类》卷35。

[61]《元史》卷129《纽璘传》、卷142《答失八都鲁传》、卷207《孛罗帖木儿传》。

[62]《元史》卷180《赵世延传》。

[63]《元史》卷132《帖木儿不花传》。

[64]《元史》卷4《世祖纪》。

[65]《元典章》卷54《刑部》16《私役》。

[66]《元史》卷136《拜住传》。

[67]《元史》卷31《明宗纪》。

[68]《元史》卷32《文宗纪》。

[69]《元史》卷32《文宗纪》。

[70]《元史》卷33《文宗纪》。

[71]冯承鈞：《元代的几个南加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5页。

[72]《新元史》卷163《囊加台传》。

[73]参见杨讷、陈高华：《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中、下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74]《元史》卷143《答失八都鲁传》。

[75]《元史》卷207《孛罗帖木儿传》。

[76]《元史》卷44《顺帝纪》；张翥《蜕庵集》卷4《潼关失守哭参政述律杰存道》。

[77]参见方龄贵：《元述律杰事迹辑考》，《中国民族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陈世松：《元“诗书名将”述律杰事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6年新第5期。

[78]杨学可：《明氏实录》。

[79]刘桢：《玄宫之碑》，重庆地方史资料组《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1982年，第11～13页。

[80]《元史》卷183《王守诚传》。

[81]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7《山东建言三事》。

[82]正德《四川志》卷15《名宦·顺庆府》。

[83]刘桢：《玄宫之碑》。

[84]《明氏实录》引方孝孺语。

[85]杨学可：《明氏实录》。

[86]《明太祖实录》卷16。

[87]《明太祖实录》，转引自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5，张德信、韩志远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

[88]杨讷、陈高华：《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

[89]《元史》卷181《忠义传》。

[90]《元史》卷194《忠义传》。

[91]《元史》卷45《顺帝纪》。

[92]参见陈世松：《元末“青巾军”入蜀考——兼释重庆〈玄宫之碑〉》，《四川文物》2006年第4期。

[93]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5。

[94]天启《成都府志》卷27，《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州县志辑》本，巴蜀书社1992年版。

[95]嘉庆《四川通志》卷171，巴蜀书社1984年影印本。

[96]天启《成都府志》卷11。

[97]《大明一统志》卷67。

[98]杨学可：《明氏实录》。

[99]《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100]咸丰《天全州志》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