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十国佛教传播与发展

宗教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日趋兴旺。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在统治集团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佛教承继六朝时期蓬勃兴起势头，完成中国化进程，纷纷开宗立派，形成唯识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七大宗派，佛教在中国传播臻于鼎盛。唐中期以后，佛教大多数宗派日趋衰微，惟禅宗一枝独秀，压倒其他各宗，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同时，禅宗南派压倒北派，晚唐五代分衍出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临济宗、沩仰宗五家，临济宗又分出黄龙和杨岐两派，合称七宗。广东为南禅发祥地，禅宗特盛，密宗、律宗也颇流行，广州、韶州、新州、潮州是佛教的主要据点。^[1]

1.外国高僧来华传法

由于隋唐时期具有比较宽松开放的环境，对外国宗教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每一种宗教在特定群体和空间里都能找到合适的成长土壤和发展机遇，因而这一时期中外宗教交流与传播十分盛行，不少外国高僧大德循海陆丝绸之路前来中国，弘扬佛法，由海路者多在交州、广州登陆，再转往内地。如：

释极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剌蜜帝，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乃于广州制止道场驻锡。众知博达，祈请颇多。量以利乐为心，因敷秘赜。神龙元年（705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译成一部十卷。量翻传事毕，会本国王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泛舶西归。后因南使入京，经遂流布。有惟悫法师资中沇公，各着疏解之。^[2]

那提三藏，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师开悟。志气雄远，弘道为怀，历游诸国，务在开物。而善达声明，通诸诂训，大夏召为文士，拟此土兰台著作者。性泛爱，好奇尚，闻有涉悟，不惮远夷。曾往执师子国，又东南上楞伽山，南海诸国，随缘达化。善解书语，至即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扬扇。承脂那东国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洲称最，乃搜集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余甲，合一千五百余部，以永徽六年（655年）创达京师。有敕令于慈恩安置，所司供给。^[3]

释莲华，本中印度人也。以兴元元年，杖锡谒德宗，乞钟一口归天竺声击。敕广州节度使李复，修鼓铸毕，令送于南天竺金堆寺。华乃将此钟，于宝军国毗卢遮那塔所安置。后以《华严》后分梵夹附舶来，为信者般若三藏于崇福寺翻成四十卷焉。^[4]

开元七年（719年），天竺密宗大师金刚智携徒弟不空来到广州，建大曼孥罗灌顶场，宣扬密藏；八年（720年），金刚智到达洛阳广福寺，翻译佛经。唐代来过广州的外国僧人还有若那跋陀罗、般剌若、释智慧、释跋日罗菩提、乾末多罗等。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潮州开元寺建立，该寺的一个唐代铜香炉刻有“三韩弟子任国祚”铭文，说明曾有朝鲜僧人到潮州礼佛，也是广东与东北亚地区佛教交流的物证。^[5]

2.隋唐高僧西行求法

自六朝以来，一些中国僧人“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以求‘学问欲’之满足”，沿着海陆丝绸之路历经千辛万险，络绎不绝地远赴印度，西行求法，梁启超先生称之为“留学运动”。这一“时代的运动”“前后垂五百年，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两世纪，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6]。唐前期为僧人“留学”印度最热烈的时期，海陆两途并举，尤其在咸亨以后，海路西行大增，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据记载，唐代由海路西行的僧人可考的有四十余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僧人，少数为高丽、新罗僧人和日本僧人^[7]，如有“新罗僧二人，莫知其讳。发自长安，远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国西婆鲁师国，遇疾俱亡”^[8]。

求法僧人一般从广州、交州乘海舶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诃陵、末罗瑜等国，抵达印度、师子国，礼胜迹，取佛经，研佛法。据梁启超先生研究，海路、陆路西行求法，能学成归国者约占西行僧人总数的四分之一，死于途中者亦四分之一，中途折回者甚多，留外不归者颇少。^[9]据不完全统计，见于记载的求法高僧有：

常愍禅师，并州人也，“自落发投簪，披缁释素，精勤匪懈，念诵无歇。常发大誓，愿生极乐。所作净业，称念佛名。福基既广，数难详悉。后游京洛，专崇斯业。幽诚冥兆，有所感征。遂愿写《般若经》满于万卷，冀得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圣迹，以此胜福，回向愿生。遂诣阙上书，请于诸州教化抄写《般若》。且心所至也，天必从之。……要心既满，遂至海滨，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复从此国欲诣中天。然所附商舶载物既重，解缆未远，起忽沧波，不经半日，遂便沉没。当没之时，商人争上小舶，互相战斗。其舶主既有信心，高声唱言：‘师来上舶！’常愍曰：‘可载余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轻生为物，顺菩提心，亡己济人，斯大士行。’于是合掌西方，称弥陀佛。念念之顷，舶沉身没，声尽而终，春秋五十余矣。”^[10]

明远法师，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提婆（唐云思天）。幼履法训，长而弥修。容仪雅丽，庠序清遒。善《中》《百》，议庄周。早游七泽之间，后历三吴之表。重学经论，更习定门。于是栖隐庐峰，经于夏日。既慨圣教陵迟，遂乃振锡南游，届于交阯。鼓舶鲸波，到诃陵国。次至师子洲，为君王礼敬。乃潜形阁内，密取佛牙。望归本国，以兴供养。既得入手，翻被夺将。事不遂所怀，颇见陵辱，向南印度。传闻师子洲人云往大觉，中方寂无消息，应是在路而终，莫委年几”^[11]。

慧命，“荆州江陵人也。戒行疏通，有怀节操，学兼内外，逸志云表。仰祥河而牒想，念竹苑以翘心。泛舶而行至占波遭风，而屡遘艰苦。适马援之铜柱，息比景而归唐”^[12]。

善行师者，“晋州人也。少辞桑梓，访道东山（东山何指不详）。长习律仪，寄情明咒，温恭俭素，利物是心，则净之门人也。随至室利佛逝有怀中土，既染痼疾，返棹而归，年四十许。”^[13]

灵运师者，襄阳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怀耿介，情存出俗。追寻圣迹，与僧哲同遊。越南溟，达西国。极闲梵语，利物存怀。所在至处，君王礼敬。遂于那烂陀画慈氏真容、菩提树像，一同尺量，妙简工人。赍以归唐广兴佛事，翻译圣教，实有堪能矣”。^[14]

法振禅师者，荆州人也。景行高尚，唯福是修。濯足禅波，栖心戒海。法侣钦肃，为导为归。讽诵律经，居山居水。而思礼圣迹，有意西遄。遂共同州僧乘悟禅师，梁州乘如律师，学穷内外，智思钩深，其德不孤，结契由践。于是携二友，出三江，整帆上景之前，鼓浪诃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荼。未久之间，法振遇疾而殒，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委，彼二情疑，遂附舶东归，有望交阯。覆至瞻波（即林邑国也），乘悟又卒。^[15]

大津师者，澧州人也。幼染法门，长敦节俭，有怀省欲，以乞食为务。希礼圣迹，启望王城，每叹曰：“释迦悲父既其不遇，天宫慈氏宜勖我心。自非睹觉树之真容，谒祥河之胜躅，岂能收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683年）振锡南海。爰初结旅，颇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进。乃赍经像，与唐使相逐，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洁行齐心，更受圆具。净于此见，遂遣归唐，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16]

僧贞固等四人，曾经附舶俱至佛逝，学经三载，梵汉渐通，“法朗须往诃陵国，在彼经夏，遇疾而卒。怀业恋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贞固、道宏相随。俱还广府，各并淹留且住，更待后追。贞固遂于三藏道场敷扬律教，未终三载，染患身亡。道宏独在岭南，尔来迥绝消息”。^[17]此外还有苾刍贞固律师者、僧伽提婆、苾刍道宏者、苾刍法朗者、释怀迪、僧璨等等众多求法巡礼之高僧。成就较著的求法僧有义净、慧超和不空。

义净（635—713年），俗姓张，齐州人，幼出家，“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欲游西域”。咸亨元年（670年）与同学相约西游，未就；二年（671年）十一月，义净得到冯孝铨兄弟的资助，备足经费，与弟子善行搭乘波斯舶泛海南行，二十天到室利佛逝，停留六个月。善行因病回国，义净只好孤身西行。经末罗瑜、羯荼等国，四年（673年）二月抵达东印度耽摩梨底国，遇到居留该地多年的交州僧大乘灯，学习梵语。上元元年（674年），偕往中印度，瞻礼圣迹，历三十余国。在那烂陀寺十年，学瑜伽、中观、因明和俱舍，求得梵文本三藏佛经近四百部，五十余万颂。垂拱元年（685年），乘舶东归，在室利佛逝停留两年多，从事译述。永昌元年（689年）二月回到广州，住制止寺；十一月，又偕清远峡山寺僧贞固、怀业、道弘、法朗等南航室利佛逝，译写佛经，抄补梵本。天授二年（691年），遣大津携新译经论及《南海寄归内法传》归国。长寿三年（694年）夏，义净离开室利佛逝回广州。证圣元年（695年），义净抵达洛阳。^[18]义净是继东晋法显、唐初玄奘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求法高僧，在印度、南海诸国居留二十五年，对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佛教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回国后孜孜不倦，共译佛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大大丰富了中国佛教经典和理论。又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记录海外见闻与佛教传播情况，是研究7世纪下半叶印度与南洋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珍贵史料。

慧超，约生于700年（武则天圣历三年，或作长安四年，704年），新罗人。开元七年（719年），密宗高僧金刚智（Vairabodhi，671—741年）抵广州，慧超与之相会，受为弟子，时年十六岁。开元十一年（723年）由海路往天竺。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所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上卷中之阁蔑、昆仑、裸形国等，皆南海中国家；又从现存本书所载各国顺序，可以证明其行程是先巡礼东天竺诸国，然后巡礼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诸国，后经中亚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一月上旬到达安西。回汉地后，慧超在长安大荐福寺师从金刚智，协助翻译《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金刚智去世后，慧超接受不空教导，并著《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录8世纪上半叶印度及南海诸国社会历史，具有重要价值。^[19]

不空（Amogha，705—774年），名智藏，师子国人，幼年出家。开元七年（719年）在阇婆国遇金刚智三藏，随来广州、洛阳，学习律仪与唐梵经论，并与金刚智译经。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金刚智病逝，不空奉遗命准备回国，又得唐朝之命，赍送国书往师子国。不空率弟子含光、惠等南下广州，受到岭南采访使刘巨邻之厚待，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十二月，不空等乘昆仑舶泛海至诃陵国，历时近一年，到达师子国，得到国王殊礼相待。不空依止普贤阿阇梨，重开灌顶。其后学无常师，广求《密藏》及诸经论，获陀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大小乘经论二十部，共一千二百卷。又游五天竺。天宝五年（746年），不空回到长安，在净影寺译经，开坛灌顶，翻译《金刚顶瑜伽真实大教王经》等一百一十部一百四十三卷，后在武威、两京弘扬密法，成为中国密宗祖师。^[20]

此外，据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及后来的《宋高僧传》等文献所载，当时从海上丝绸之路去西域游历巡法的中国僧人为数甚多，详见下表：(www.xing528.com)

表5-1　唐代中国僧人航海赴西域求法一览表^[21]

3.外国僧人来华学法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向海外传播。当时不少日本、新罗、高丽僧人来中国学习佛法。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把遣唐学生中以钻研佛教为主的僧侣称为学问僧，以与学习一般学术的学生区别开来。著名僧人空海、圆仁、圆珍、真如法亲王等到唐朝学佛，“在日本佛教史上名留史册”^[22]，其中圆仁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圆仁（794—864年），日本下野国（今枥木县）都贺郡人。他幼年丧父，9岁时被托送给僧人广智，学习经史儒典。15岁时，入比睿山延历寺，成为日本天台宗大师最澄的弟子，后成为最澄之衣钵传人。仁明承和元年（834年），日本朝廷又开始派遣使团入唐，圆仁积极争取。836年，他作为请益僧随同以藤原常嗣为大使的最后一次遣唐使团前往中国，时年43岁。遣唐使船队自难波出发后，遇到风暴，第三船舵折舷落，浪浸倾覆，不幸遭难，其余三艘船只好被迫返航。仁明承和四年（837年）七月，圆仁等一行再度出航，然而在海上又遇逆风，漂荡失控，第一、第四返壹岐，第二船吹回值嘉岛。直到次年六月十三日，圆仁搭乘藤原常嗣所坐的第一船与第四船一起，再次驶向中国。

六月二十三日，圆仁等驶抵五岛列岛北端的有救岛（今宇久岛）。次日，遣唐使的第一船和第四船先期乘东北风，扬帆西驶，踏上了横渡东海的艰苦航程。为在夜航时不致漂散，两船各点燃火堆为联络信号。到二十七日，海水泛起黄白色，第一船开始迫近中国大陆。此时，东北风猛刮，波涛凶险，船员惊恐万状，慌忙降帆，然桅杆又被摧断落海，船体也随之被击碎。水手们裸身奋斗，爬上一只小木筏，漂流到一片苇塘之中，狼狈不堪地上了岸。然后，他们又沿水路到达了扬州。接着圆仁就和赴长安的遣唐使人员分道扬镳，欲按原计划去他师父青年时曾经学习的浙江台州天台山求法，然因他没有留学僧的名衔而未获允准。

唐开成四年（839年）二月，圆仁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至楚州，与访问过长安的遣唐使一行会合，原本踏上返国的航程。然圆仁心犹未甘，决意单独留在中国求学佛法。他的坚毅恳求，得到了大使的理解与赞助，让他在淮河入海口以北的荒凉海滩上舍舟登陆。可是圆仁又被唐地方官府发现，并遣返给日本方面因风暴而回国未遂的遣唐使船。圆仁又一次在海上航行了8天。由于遭到暴风雨袭击，再次被吹回山东北部海岸，圆仁上岸时意外地发现新罗人开设的小寺院，而幸运地隐居下来。

一年后，即唐开成五年（840年），历尽艰辛的圆仁终于被获准赴佛教圣地五台山求法巡礼。接着，又到了长安，从元政、义真等名僧学习密宗与梵文。直到唐大中元年（847年）九月二日，才乘坐新罗人金珍的海船，由山东半岛登州文登县扬帆东驶，正式登上了归国航程。同年九月十七日，圆仁一行经由朝鲜新罗、聃罗国（今济州岛）、对马、壹岐等，平安回到日本筑前的博多津，带回经典800余部及佛像多种，完成了他入唐求法巡礼的艰难历程。

回日本后，圆仁建造了常行三昧堂，在译传佛法的同时，又写下著名的纪实性游历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三代座主，谥号慈觉大师。他所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精彩篇章，也是中日航海交通史上的珍品。他关于入唐与返日的海上生活记载，以及关于唐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见闻实录，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23]

《佛祖统纪》对唐朝初年对待东邻僧侣来华求法的政策进行了记载：“贞观八年（634年），莱州奏：高丽三国僧愿入中国学佛法，欲觇虚实耳。魏征曰：陛下所为善，足为夷法；所为不善，虽拒夷夷狄，何益于国！诏：许之”^[24]。由此可见，在唐初就已有新罗僧侣来华求法。

4.鉴真东渡日本弘法

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佛教华严宗、律宗、天台宗、真言宗、临济宗、禅宗、密宗都传入日本。一些中国僧人到海外弘法，对佛教传播起了积极作用。在奈良朝初期，唐僧道明、道荣入籍日本。道明开创了大和长谷寺，他在开元二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年）塑造的十一面观音，被认为是日本密教史上不容忽视的事。道明则对传播汉音做出了贡献。开元二十四年（日本圣武天皇，736年）洛阳大福先寺僧道睿随日本遣唐副使中臣名代前往日本，住大安寺西唐院，讲解《律藏行事钞》，是日本传播律宗之先驱。在佛经传入日本的历史长河中，鉴真东渡日本传经意义深远。

鉴真（688—763年），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人，俗姓淳于，为唐代著名高僧。唐长安二年（702年），鉴真到扬州大云寺当沙弥，从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智满是当时名扬天下的“受戒之主”，武则天曾布诏：“天下诸州度僧，便就智满禅师。”鉴真在名师指点下，潜心钻研，进步神速。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鉴真离开大云寺，拜越州龙兴寺道岸学戒律，并受“菩萨戒”。唐景龙元年（707年），他外出游历求学，东入洛阳。次年，又到首都长安，并于同年三月二十八日，由著名的律宗法师弘景主持，在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此后，他游历于长安与洛阳，研习佛教经义，成为学识渊博的著名僧人，同时在耳濡目染之中，对东邻日本有了一定的了解，曾感慨“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25]。

唐开元元年（713年），26岁的鉴真，满载丰硕学术成果返回扬州，开始讲经弘法，广招弟子4万余众，成为德高望重、闻名遐迩的受戒大师。唐天宝元年（742年）冬十月，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来华的留学僧荣睿、普照，受国内统治阶层委托，至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并讲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恳请鉴真“大和上东游兴化”。鉴真即环顾诸僧并问道：“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然而众皆默然，无一对者。良久有一僧祥彦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笃信“普度众生”大乘教义的鉴真听后，说道：“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26]从此，鉴真及其弟子等便踏上了六次东渡日本的艰辛历程。

第一次东渡：计划时间在唐天宝二年（743年）。一开始因唐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的荐信，在扬州仓曹李凑的支持下打造船只、积储粮食，工作进展较为顺利。但当时按照唐朝法律，僧人私渡日本是触犯刑律的，后因有人告密而被淮南采访使班景倩查获，“所造船没官”，初次东渡无果而终。

第二次东渡：日僧荣睿、普照在八月被释后，决意“仍旧请僧，将还本国”，遂再次密访扬州大明寺。鉴真感其情真意切，不但表示同意，以必遂本愿，而且亲自出钱八十贯，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的一艘旧军船，并雇招舟人工18名，工匠85名，筹措了航行所需的粮食、药品、用具和文物书籍等。同年十二月，鉴真师徒等一行，由扬州出发，顺长江举帆东下，当航至狼沟浦（今江苏省南通市狼山江面）时，遇狂风恶浪，旧船破损，无法行驶。船上众人只得暂避浅滩，抢修船只。不料又逢潮水逆涌，浅滩被淹，水深半腰。其时正适隆冬，寒风刺骨，米浸粮损，第二次东渡也宣告失败。

第三次东渡：在鉴真的亲自组织下，船只修好后，再次扬帆前进。这次欲取大坂山（今大盘山）直趋日本。然到大坂山后无法靠泊，只得转驶下屿山。因风向不对，等待了一个月，才遇顺风继续航行。但当鉴真驶近乘名山（又作桑石山或桑子山，即今舟山岛北之大街衢）时，又突遇风暴。旧船才避险岸，又触暗礁，再次破损沉海，淡水、干粮消耗殆尽，后被渔民救援。接着鉴真又被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地方官软禁于邓县（今河南省邓州市）名刹阿育王寺中，第三次东渡也以失败告终。

第四次东渡：鉴真在阿育王寺的消息传开后，各地请他去讲学者络绎不绝。唐天宝三年（744年），他在越州（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等地巡回传授戒律并暗地筹集再次渡日的经费。为避开官府耳目，他计划在福州登舟远航，但此事因被官府得知而失败。

第五次东渡：天宝七载（748年）六月二十五日，鉴真在扬州第五次出海，过舟山群岛后再遇飓风，在此抛泊一月。十月十六日晨，鉴真一行趁西南顺风，扬帆东驶，但又遇到风暴。十四天后飘到海南振州，住大云寺；后经万安州到崖州，受到海南五州游奕使张云的热情招待，“官僚参省设斋，施物盈满一屋”；鉴真等发动众僧，修建佛寺，又登坛受戒，讲授律学。不久，离开海南，经罗、辩、象、白、容、藤、梧、桂、端等州，到达广州；广帅卢奂率诸道俗出城迎接，入住大云寺。住一春，离广赴扬，广人“倾城相送”^[27]，第五次东渡依然未达到目的。

第六次东渡：天宝十二载（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和留唐的著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等，在回国之前来到扬州延光寺参拜鉴真，66岁高龄的鉴真答应再次东渡。鉴真欲再度赴日的消息在扬州传开后，有关寺院为阻挠此行，进行严密防范。十月二十九日晚，鉴真及弟子等24人，由龙兴寺潜行至江头，迅即登舟启航，出大运河入长江，直趋黄泗浦（今江苏省常熟黄泗），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十一月十五日，鉴真一行分乘第二、第三、第四船，遣唐使船队四舟同发，驶向日本。历尽艰险于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抵达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川边郡西南的坊津町秋目村）。二十六日，鉴真等一行在日僧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太宰府，并于次年（754年）二月一日航达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始发港难波。自743年至754年，鉴真在11年内先后6次东渡日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宏伟夙愿。

鉴真进入日本首都奈良，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在日本的10年生活中，鉴真按扬州大明寺格局，在奈良建立了著名的唐招提寺。从此，东大寺成为“日本佛教的大本营，名副其实地确立了领导地位”。而鉴真师徒不仅在传播戒律上做出了贡献，而且给予日本佛教艺术、日本文化的影响也很大。^[28]同时，他还广泛地传播先进的中华文明，为增强中日睦邻友好贡献了毕生精力，直到今天仍然受到两国人民的极大尊敬与深切怀念。^[29]

在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传播中，山东蓬莱开元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东传的名寺，该寺位于蓬莱市府前街西侧，始建于唐朝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顺治《登州府志》载：“在城内西南隅，唐开元建，明永乐八年（1410年）、天顺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累修。”开元寺为蓬莱古代名寺，寺院规模宏大。民国时期，开元寺呈东西走向，为三进院落式建筑，主要建筑有山门、钟亭、鼓亭、大雄宝殿、通经堂（唐朝名僧伽和尚堂）、藏经阁等，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为蓬莱城内最大的佛寺。^[30]开元寺自唐朝便是外国使节、留学僧等暂住之地，圆仁在唐朝开成年间到中国求法，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二日，平明发，行廿里，到安香村庭彦宅斋。行廿里到登州，入开元寺宿”，“登州都督府城东一里，城西南界有开元寺”，“城下有蓬莱县开元寺，僧房稍多，尽安置官客，无闲房，有僧人来，无处安置”。圆仁在唐朝求法9年，有3年居住在开元寺。日本遣唐使经海上丝绸之路在山东半岛登州港登陆后，多到开元寺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