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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与新罗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史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与新罗间关系密切,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分立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政权,高句丽意图吞并新罗,故有意地阻挠新罗对唐的朝贡,并且与百济联手举兵进攻新罗,为此新罗向唐朝寻求援助。通过唐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中国的书法、天文、阴阳卜术、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道教、医学等陆续传入新罗。随着唐朝文化在新罗受欢迎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唐朝大批的书籍被运往新罗。

唐朝与新罗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史

唐与新罗间关系密切,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分立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政权,高句丽意图吞并新罗,故有意地阻挠新罗对唐的朝贡,并且与百济联手举兵进攻新罗,为此新罗向唐朝寻求援助。随着新罗和高句丽之间战争序幕的拉开,登州港的军事战略作用一步步得到显现。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以水、陆两路进击高句丽,其中水路以牛敬达为主帅,李海岸副之,“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进入(高句丽)”[60]。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以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61]。同年四月,唐从当时设置于登州北部海中的乌胡(即乌湖)镇发兵,“将兵浮海击高丽,遇高丽步骑五千,战于易山,破之。其夜,高丽万余人袭神感船,神感设伏,又破之而还”[62]。高宗即位后,显庆五年(660年),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引兵“自成山济海”[63],直趋朝鲜半岛西部的熊津江口(今锦江口),与新罗联兵击灭百济。

唐朝建立后,朝鲜半岛三国均派遣使者前来朝拜,唐高祖李渊还对新罗使节“亲劳问之,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往使焉,赐以玺书及屏风画,锦彩三百段,自此朝贡不绝”[64]。据统计,在唐与新罗往来的近三百年间,新罗曾以各种名目派使者入唐,如朝贡使、告哀使、进贺使、谢恩使、文化请求使、请兵使、谢罪使、战捷报告使,以及贺正使、宿卫使、陈慰使等,多达126次[65]。从唐武德二年(619年)至唐总章元年(668年),通过登州往返于百济、高句丽、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的使臣共有34批次[66],其中新罗向唐朝派遣使臣13次。新罗统一三国之后,新罗以登州港为桥梁,掀起了学习和吸收唐文化的高潮。登州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则为新罗更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和技术提供了便利条件。

通过双方的频繁交往,新罗使臣来唐求取唐礼和文辞,新罗使臣不仅是为了来唐进行政治交流,更是为了学习唐朝先进的礼仪制度和文化。新罗王法敏的儿子政明继承王位后,派遣大量有学问的使臣来唐朝学习,这一举动促进了新罗对唐文化的学习,据考证新罗子弟入太学学习的事例多不胜举,如唐文宗时期,“鸿胪寺籍质子及学生岁满者一百五人,皆还之”[67]。由此可知,新罗来唐学习的人数之多。据统计,新罗留学生在唐应试获官职者先后共有58人。赴唐求法的新罗僧中,成果突出的有圆测、元晓、慈藏、慧超等人。圆测(613—696年)著作有:《成唯识论疏》《解深密经疏》《仁王经疏》《成唯识论别章》《二十唯识疏》《百法论疏》《观所缘论硫》等达18种之多。义湘著有:《华严士门看法观》《一乘法界图》《入法界品钞记》《阿弥陀经义记》等。元晓著有:《大乘起信论疏》《无量寿经宗要》等。慈藏著有:《诸经戒疏》10卷及《观行法》1卷。慧超著有:《往五天竺国传》。这些名僧都曾入唐求法,带回大量汉文佛经和著述,回国后教义理论的研究收效显著。通过唐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中国的书法天文阴阳卜术、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道教、医学等陆续传入新罗。新罗佛教寺院遍于全国,名僧辈出,著作众多,对两国社会繁荣、文化昌盛起到积极作用。

唐初政府也以册封、答赉等名义向新罗传送的书籍,如《最胜王经》《道德经》《孝经》等;也曾派遣文化传播者到新罗传播中原文化。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曾派册封使邢璿前往新罗,邢璿精通儒家文化,人际交往能力出众,增进了新罗人对唐朝文化的了解。随着唐朝文化在新罗受欢迎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唐朝大批的书籍被运往新罗。据《新唐书》记载,新罗“又重八月十五日,开元十六年(728年),遣使来贡方物,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即新罗特意派遣使臣来到唐朝,诚心聘请中国人去新罗讲授课程,两者间频繁的互动交流,促进了唐与新罗间的文化交流[68]日本人则认为新罗是“唐朝文化的分店”,可见唐朝文化对新罗影响之大。(www.xing528.com)

此外,即使是远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也能领略到大唐帝国先进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有一训教认为,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69]唐朝的丝织品、陶瓷器、药材等中国商品以及造纸术炼丹术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到中东与欧洲,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和互动的,对双方都有好处。唐朝在中外交往中也充分地感受到域外文化传入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物质精神享受,后者除了给唐人带来琳琅满目、千奇百怪的海外珍宝外,也给中华文化注入了大量鲜活的血液。印度佛教、观星明(天文学)和蔗糖技术,西亚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胡舞和胡乐,美术和戏曲,拜占庭医学,纷至沓来,成为建构大唐文化的重要资源。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说:“唐朝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70]我国学者陈寅恪先生也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的地位”,“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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