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科学的三位先驱者

邢公畹

赵元任、罗常培（莘田）、李方桂三位先生是当代中国的三位语言学大师。三位先生在我的治学道路上，甚至生活道路上，都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今罗、赵两位先生都已先后逝世；方桂先生则远居海外（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曾两度回国讲学。一次陪同先生游颐和园，避雨长廊，叩以积疑，先生为之剖析，所疑涣然冰释。先生循循善诱，一如四十年前。

三位先生中，赵先生我只见过一面，但这是在我的治学道路和生活道路上很重要的一面。我在大学三年级时对语言学发生兴趣，但以后能不能攻习语言学就要看自己的机遇。刚好在我毕业的那一年（193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二组（语言组）招考研究生，南方北方各取一名，分初、复两试。初试审查大学毕业论文（我交的是《中国古代民歌的拟似记音及其与安徽流行民歌的比较研究》一文），大学四年中所学课程的细目、学分及考试成绩，大学毕业证书以及其他可以证明学力的文件（我交的是为写一部有关宋朝风土人情的书而工整写出的十多本读书笔记）。我顺利地通过了初试，接着就到南京鸡鸣寺路一号史语所参加复试。复试的科目有：语言学和语音学，汉学常识（文字、音韵训诂等），外语和第二外语，口试（含听音、记音）。主考的就是赵元任、丁声树两位先生。复试科目中有的需要录音，操作笨重的胶片录音机（那时还没有磁带录音机）的是杨时逢、董同和两位先生。交题给我的是丁声树先生。题目很多，也不太好做，丁先生叫我别着急，慢慢做，汉学常识里个别的题目他还做了解释，比如：“王”字《广韵》“雨方切”，那就应该说成Yuang，何以却说成wang？叫我好好儿想想。主持口试的就是赵元任先生了。先是记音，在一间办公室里面对面坐着，他发音，看着我记。辅音、元音、声调都发得很多。记完音，他又提出许多问题，有的至今我还记得，例如他问我：在学校里你最讨厌的是什么课？我不假思索地说：“党义。”他看着我，半天没言语，补充说：“数学你讨厌吗？”我说：“不讨厌，很喜欢。”接着又问我：“研究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每月只有三十元的津贴，这事你考虑过没有？”我说：“考虑过了，我只是为了求知，对语言现象感兴趣，愿意学习研究它的方法，愿意多读一些书。”

没多久我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非常高兴。求学的道路走到这里，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确定此后的方向是语言学。

但是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不久，又接到一封通知，上面说：“抗战军兴，我院各所人员凡于八月一日未到职者，一律暂行疏散，台端自不能例外”云云。我只好到湖南西部的一所中学去教书。一年以后，看到报上登载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一则通告，上面说：董事会决定资助四名研究人员在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就读两年，其中有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立刻写信给史语所的赵元任先生（当时史语所已迁往昆明），要求利用英庚款的资助回所读书。那时候，赵先生已经到美国去了，由李方桂先生代理组长。李先生写信告诉我，正在为我接洽英庚款的事。得到李先生的信，我就用一年多的教书所得做旅费，从湘西穿贵州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见到了李方桂先生。李先生给我开了一些必读书目，告诉我英庚款的事还须等待一些时候。比我早一届的研究生董同和对我说：“你赶快去找西南联合大学的罗莘田先生，他古道热肠，最愿意帮助年轻人，门路又多。”于是我就用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修改稿为贽，跑到靛花巷联大教授宿舍去拜见罗先生，说了说情况，罗先生说：“‘拟似记音’这个词用得挺好。这样吧，前些时候，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托我物色一位国文教员，你就去吧，且先教书。”我到路南县云大附中教了半年书，罗先生写信告诉我：“英庚款事已成，你可以回所读书了。”这样，我就回到史语所读书，并且随所迁徙到四川李庄。

研究生的学习期是两年，导师是李方桂先生。史语所所藏有关专业的书非常丰富，所以这两年既有方桂先生指导，又有马学良（蜀原）、张琨（次瑶）两同学切磋，觉得在学识上受益很多，懂得了许多道理。总起来说，有以下三点：第一，语言学不能只凭书本儿学，首先要学会做田野工作，以取得大量具体语言（以及方言）的资料。语音学（包括审音、记音的技术）和音位学、语法学等是田野工作的基本功。如果对具体的语言结构（语音的、语法的）没有亲自分析的经验，是没法儿学好语言学的。第二，汉语方言之间的音韵上的对应关系，可以和《广韵》（隋代所定的理想的标准读音系统）作对比，以求得从中古音到现代音的大致演变情况。从《广韵》音韵体系来说，可以用具体的汉语方言去寻求印证；而《广韵》又可以用来跟《诗经》韵脚和形声字的谐声系统对比，参之以明清以来古音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得出从上古音韵（周王朝的官话音韵）到中古音韵的大致演变情况。总之，从上古音到中古音，从中古音到现代音的演变都必须建立在演变程式的合理推导上；而从实际工作的程序上看，这种推导其实是建立在具体的现代汉语方言的基础上的。第三，只研究一种语言，不如研究一组有关的语言，可以看出更多的演变过程上的深一层的线索，可以具体地理解语言的系统性，理解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在史语所学习的第一年，李先生让我仔细分析一种汉语方言及其中古音来历，接着就搞汉语上古音。从前的疑难，到这时就豁然贯通了。到第二年，李先生对我说：“你得再学一种民族语言，另外两个年轻人分别学了苗瑶语和藏缅语，那么你就学台语吧。”于是我就学台语（包括壮、布依、傣等族语言）。第二年下半年，李先生指导我在贵州惠水县（当时称“定番”）调查了一次布依语，我写出了一个初步的调查报告，这样就结束了我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这两年的学习，使我从旧的学术范围里走出来，眼界顿然开阔，确实受用不尽。

我在惠水县郊区远羊寨调查布依语的时候，李先生和张琨在惠水县城内调查杨黄话和苗语。有一天，李先生为了指导我，从城里赶到远羊寨来。布依族杨茂薇先生问他吃了饭没有，他说没有。杨先生就从装饭筲箕里盛了一大碗饭，把桌上摆的一碗咸菜推过来，又递过一双筷子，请李先生吃饭。李先生双手接过筷子，用筷子赶了赶饭上叮满的苍蝇，非常自然地吃起来。下午，寨子里的男人到一个大池塘里去捉鱼，李先生和我也去了。李先生叫我脱下鞋袜，卷起裤腿，跟他们一块儿下塘去捉鱼。这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教育意义也很大，这就是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调查语言，实质上是向当地的人去学语言，那么首先就要跟当地的人在生活上打成一片。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结束后，李先生介绍我到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去工作，并且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教课。那时候，罗莘田先生是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先生讲的课我都去听，并且为罗先生做些助教工作。在治学方面，继方桂先生之后，我得到罗先生的许多指点。

新中国诞生后，罗先生接受了筹建语言研究所的任务。1950年6月，语言所成立，他被任命为所长。此后，他的活动主要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中心，逐步展开了汉语语法、方言、汉语规范化和语音实验等一系列科学研究工作。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展开了调查研究。1956年在这个基础上创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www.xing528.com)

莘田先生是1958年12月13日逝世的。在他病中，我因故不能去探望；他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参加；直到1978年先生逝世20周年，我才得以撰文纪念。在文章的引言里我说：“中国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研究者按照其内部发展规律突破藩篱，加之以有益的外因，演化为语言科学的中国方面。在这一伟大的变革中，罗莘田先生一直走在前头，是举旗开路的人之一。”

赵元任先生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者之一，享盛誉于国内外。先生是清华学校1911班毕业生，早于李方桂先生三届，出洋留美，获博士学位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同时执教于清华大学，并称为“四大教授”。先生最初教哲学，后因金岳霖先生归国，先生将哲学课让于金先生，自己就改教音韵学，并开展方言调查。1928年蔡元培先生筹办中央研究院，邀请赵先生，先生不愿任行政工作，推卸了批议中的院长职，由蔡孑民先生任院长，杨杏佛先生任总干事，荐傅斯年（孟真）先生担任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时傅先生还没有完全离开中山大学，就与赵先生商定先请他在当时的北平创语言所，历史所的创立待傅先生北上后再定。这样，中央研究院的语言所就在北平羊益胡同创始，赵先生则是创始人。所以，赵夫人杨步伟女士在撰写的回忆录《赵元任与中央研究院》中说：“从有中央研究院，赵元任就和他发生了关系。”并且还提到杨杏佛、傅孟真先生与赵先生定下的“不许辞职”和“不能离院”的默契，这都表明赵先生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后来由于时局等方面的原因，中央研究院从上海迁南京组成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先生担任了语言组的领导人。其中有一年半的时间，赵先生离国赴美京，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后来按旧制专门预备留美的学生已不多，监督处名目取消，先生又回到了中央研究院，直到抗日战争中期才再度赴美任教于哈佛、华盛顿等大学。

赵先生长期从事活的语言的研究，为人们研究语言特别是汉语开创了一条科学的道路。他的名著《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锺祥方言记》、《中山方言》、《绩溪岭北方言》等，不仅材料丰富，描写翔实，而且在方法上堪称楷模。他的《中国话的文法》一书，为世界公认的学习中国语法最好的教科书。赵先生知识广博，从1915年起就撰写了关于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学和无线电技术以及音乐等方面的专书、文章。对于语言与音乐，尤富天才，三十年代他作词谱曲的抒情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曾风行一时；三十年代初，他还在北京的女子大学音乐系兼课，对音乐有很高的造诣。

赵先生祖籍江苏常州，1892年9月14日（清光绪十八年冬）诞生于天津紫竹林。1982年病逝于美国。1981年先生以八十八岁的高龄，不辞万里之劳，归国讲学，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

赵、罗、李三位大师交谊深厚，数十年如一日。罗先生逝世后，赵先生回忆他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跟罗先生共事的时候“一天总见面好几次。我们讨论的东西多半是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我们的思想跟意见好些都难分出谁是谁的了。大致说起来，关于中国经典方面，他比我阅历的多；关于语言学理论方面，因为我跟欧美的学者接触的多点，所以我出的主意比较的占大部分。此外就很难分彼此了。”四十年代，赵、罗、李三位先生合译瑞典高本汉的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是跟他们三位多方面的一致性有关系的。

赵、罗、李三位先生几十年来发奋淬砺，不辞辛苦，为我国语言学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在我们文化科学宝库里留下了极丰厚的财富，为尔后中国语言学的繁荣昌盛准备了有利条件，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写于1987年盛暑）

【注】这篇短文刚写完交付编辑后，忽得李师母徐樱女士从海外来信告以方桂先生中风入医院，幸治疗有效，病情有望好转。我祝愿先生早日康复，以实现其今秋再返故国讲学之计划。不料8月中旬忽得噩耗，云先生于8月21日病故美国加州。哲人其萎，不胜悲痛！（1987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