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山东兴起，北方大蓬勃！

甲午战争后，在德国军事统治比较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壮大了力量，奋起抗教，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发源地。义和团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拳最初是乾嘉时期一个以民间秘密教门、拳会为核心的反清组织，其中有的原属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后来被清朝统治者视为“邪教”，严如禁止。但是，义和拳的反清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随着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它逐渐从秘密的反清组织发展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团体义和拳的成员中，有的原属大刀会。大刀会普遍习练的金钟罩术，从此被义和拳广泛吸收。在白莲教和大刀会的影响下，义和拳沿袭了杂拜各家鬼神偶像的传统，也借助气功，逐渐形成了一套“画符吞朱”、“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神秘主义活动方式。义和拳成员中，有的与白莲教、大刀会毫无关系，是从民间习拳练武、强身保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斗争在各地普遍展开以后，也有一些民团参加进来。

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1899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出示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10月后，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称它为义和团。义和团这一名称，从此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通用。义和团不是由某一个秘密结社或秘密教门单独发展起来的，而是以义和拳为主，在群众性的反教会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的反帝组织，是各种社会力量“同心合和”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结果。随着反帝斗争日趋高涨，义和团的群众基础也迅速扩大。

义和拳首先在冠县一带展开斗争。1897年春，冠县梨园屯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争玉皇庙基激起众怒。村民阎书勤等人率众驱逐该村教民，并邀请直鲁交界处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4月，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切实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愤恨教士恃强相压，对义和拳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并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1898年11月，赵三多、阎书勤等人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竖起“助清灭洋”旗帜，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随即东撤临清，沿途发展到千余人。随后，队伍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等率领，活动在直鲁交界地区；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力量扩展到直隶南部。

此后不久，义和拳很快又在茌平、平原、禹城一带活跃起来。茌平拳民首领朱红灯、禹城拳民首领心诚和尚，在这一带拳民中有很高威信。1899年秋，平原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荒年存粮不借，借故欺压拳民，又到平原县诬告群众“闹教”。知县蒋楷派差役到杠子李庄抓走六名拳民，朱红灯应邀前来相助，击退蒋楷的马队，乘势攻打恩县的教堂，并于10月率队到达距离平原县城18里的森罗殿。蒋楷向毓贤告急。毓贤于1899年3月升任山东巡抚，曾先后八次下令禁止义和拳。但他充任山东地方官20多年，深知省内“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的真情。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他目睹教会气焰更加嚣张，对义和拳的镇压已不再像镇压大刀会那样卖力，基本上沿袭了张汝梅以抚为主的政策。毓贤接到蒋楷的禀报后，立即派袁世敦等率兵来到平原，令其“出示开导，务期解散”。然而，袁世敦违令于18日晨追至森罗殿附近，开枪击杀群众多人。朱红灯指挥拳民冲出重围，转回茌平继续斗争，得到邻县团民的积极配合，声势大张。当地官员多次禀报毓贤说：“自茌平拳匪闹教以来，博、清、高、恩多被窜拢”，“此堵彼窜，实属防不胜防”。

毓贤在处理平原事件的奏报中，建议清政府将镇压团民的蒋楷和袁世敦撤职，并强调说：“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朝廷内不少官吏附和毓贤的意见。御史黄桂鋆在奏折中说：“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借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捍卫身家”，“盖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犯法则为匪，安分则为民”。他建议清政府对义和团“善为安抚”，以“收为于城之用”。

因为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所以他后来被帝国主义指为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压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毓贤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899年11月派兵前往鲁西北保护教堂，逮捕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但清政府仍屈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将其撤换，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12月24日，毓贤在离任的前两天杀害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

袁世凯本意是到任后即严厉镇压义和团。但就在袁的任命颁布不久，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子溥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皇帝。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贺，表示不予承认。“废立”计划受挫，载漪、刚毅等顽固派非常怨愤。慈禧太后也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的想法，不希望袁世凯改变前任政策。因此，当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到达山东后，清政府便接二连三地严颁谕旨，令他推行“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1900年1月，清政府发布上谕说：“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它要求地方官吏今后“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这道上谕，无异承认义和团是“自卫身家”、“互保闾里”的合法团体。袁世凯在山东脚跟还未站稳，又受到朝内一些主抚官员的弹劾，不敢违旨，“出示剀切晓谕，先后至十余次之多”。这当然不是他的本意，因此等到1900年春初步稳住阵脚后，便不再顾及清廷的严令，吁请镇压团民，并指出义和团“就使真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尽驱彼族，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当时，有人建议清政府把义和团改成团练。袁世凯不仅坚决反对，还派兵围剿团民。各路团民死伤惨重，幸存者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斗争。

直隶是清朝封建统治的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在华教会势力强大的地区之一。天主教和耶稣教遍布全省城镇，共有大小教堂两千余所。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不断反抗教会欺压，参加的群众非常广泛。赵三多、阎书勤在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相继竖起了“助清灭洋”旗帜，并在1899年攻打了直隶南部朱家河天主教总堂。山东少数团民转移到直隶南部以后，当地人民纷纷邀请他们前往设坛授拳。开州、献县、景县、河间、盐山等地，很快出现了“习拳者益众，焚香设坛，人心若狂，官亦不敢过问”的局面。

直隶总督裕禄派统领梅东益率部前往镇压，并要求袁世凯派兵会剿。在裕禄和袁世凯的联合镇压下，这些地区义和团的实力大损。但义和团继续向直隶西南各州和中部地区发展，到1900年4、5月间，冲破了种种障碍，向保定地区推进。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涿州一带进入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进入天津；从而在京、津、保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

保定是直隶省府所在地。1900年4、5月以后，城内坛口“日盛一日”，竖起“保清灭洋”旗帜；城外也“无不有坛”。5月底，义和团已控制了保定城，教堂“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

在保定东北的霸县，义和团的坛口也在4、5月间遍设全境。5月31日，两千多团民焚毁高家庄教堂。霸县东南的静海县，在5月前后出现了两支声势浩大的义和团。一支以游勇出身的曹福田为首领，团众多达数千人。另一支以操船为业的张德成为首领，在独流镇建立“义和神坛天下第一坛”，入坛者千余人。后来，张德成又到附近的杨柳青铺设坛口十余处，团众发展至两万人。

在保定城北的定兴县，各村团众发展迅速。仓巨村的团民于1900年5月中旬将该村的“天主教堂”焚烧罄尽，并乘势与附近团民联成一气，控制了全县。定兴北邻的新城县，以板家窝和白沟镇两支义和团最为活跃。他们分别在王德成和宋福恒的率领下，互相声援，先后焚毁教堂多处，队伍也都迅速发展到数千人。新城之北的涞水县，义和团在1900年春也普遍设坛，引起当地教会势力的仇视。特别是盘踞在高洛村教堂的外国传教士，不但多次要挟地方官吏派兵前来镇压，而且还在教堂内组织武装，气焰十分嚣张。5月12日，高洛村义和团在定兴、新城、涿州、易县及涞水各地团民的援助下，焚毁教堂。外国传教士有的逃跑，有的被当场处死。涞水县令祝芾带亲兵马队前来镇压，也大败而归。祝芾向直隶总督裕禄告急。裕禄于16日派梅东益等督同副将杨福同率兵镇压。义和团开始牺牲很大，被迫撤至定兴县石亭村。邻近各县团民赶来支援，于22日打死前来围剿的杨福同。杨部大乱，全军覆没。义和团乘胜于27日攻占涿州城，并在四个城门上下树起了“兴清灭洋”旗帜。接着，义和团直趋北上，将涿州至长辛店的铁路、车站、桥梁、电杆尽行焚毁。29日，义和团占领丰台车站，逼近北京。(www.xing528.com)

还在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揭帖。有的写道：“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有的提出“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以免生灵涂炭”。3、4月间，在东单附近的于谦祠堂，出现了北京义和团第一个坛口。到了5月，从附近州县来到北京城的零星团民不断增加，北京居民参加义和团也日渐踊跃。5月30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在密奏中提出：“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赵、何二人的意见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顽固大吏的主张，他们要求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侵略者。但直隶总督裕禄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主张加紧镇压团民，使列强失去武装干涉的借口，保证京畿和两官的安全。

这时的慈禧太后，既没有信心镇压义和团，又不敢利用义和团抵御外国，于是决定用和平解散义和团的办法来阻止列强的武装入侵。6月5日，她派赵舒翘前往涿州等地劝说义和团解散，并严令清军“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6日，她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颁布上谕，宣布对拳民教民“一视同仁”。然而，刚毅想利用义和团，到涿州后不仅默许义和团合法存在，而且强令清军停止镇压，还撤走了正在与义和团作战的部分清军。慈禧太后策略上的转变和刚毅禁止镇压义和团的举动，使地方官员不得不相继停止军事行动，聚集在京郊各地的义和团趁势进入北京。6月中旬以后，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态度更加明朗，团民便得以大批进入北京，出现了“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的情景。到6月下旬，全城坛口已有1000左右，人数逾10万。

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前后，天津城内也贴遍了义和团的匿名揭帖，城郊坛口的数量迅速增加，其中声势较大的有王荫荣在西郊张家窝建立的坎字团总坛口，刘呈祥在西郊高家庄设立的乾字团总坛口，韩以礼在西郊大南河村建立的乾字团总坛口，刘得胜在杨柳青设立的坎字团总坛口，滕德生在杨柳青于庄子设立的离字团总坛口。

义和团成群进入天津城的时间比北京稍晚。主持天津军务的裕禄、聂士成都是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因而义和团在天津所遇阻力较大。义和团成群进入天津，是在帝国主义武装进犯北京以后。聂士成这时激于民族大义，在天津周围停止了镇压，并率部在京津沿线抵御侵略军。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新城义和团首领王德成，以及城郊的国民首领王荫荣和滕德生，即乘机率领队伍先后到天津设坛，城内一时“神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继”。裕禄奏报说：“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天津义和团来源很广，支派源流繁多，但它坛口较大，组织比较严密，力量相对集中。他们在天津砸毁海关道署和电报局，抢空军械所，打开县监狱，没收教堂所藏武器，抗击侵略军挑衅。随着义和团运动日渐高涨，天津愈来愈成为义和团反帝的主要战场之一。

义和团从山东发展到直隶，由乡村进入城市后，便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当时，卷入运动的义和团员多达四五十万人，其中以男青年最多，也有一些女青年和儿童。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各地的农民，也有一些失业的水手、脚夫、筑路工人、小手工业者和散兵游勇，到高潮时期还有不少中小地主、政府官吏和清军。这样众多而又复杂的人员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加入义和团，急速地走上武装“灭洋”的道路，不仅集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强烈愿望，而且迅速地燃起了反帝的燎原大火。

义和团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各地义和团始终分属于许多大小不一、各自为主的坛口。这些坛口，又称坛厂（场）、拳厂（场），是义和团的基层组织。它们最初多设在庵、观、寺院里，或其他公共场所。后来，在署衙、书院、营房，甚至在前沿阵地上，都设上坛口。各坛口都供奉牌位，全是他们信仰的“神灵”和敬仰的人物，如洪钧老祖、玉皇大帝、张飞、刘备，等等。各坛口的人数不一，少者数十人，多者几百人，在高潮时甚至有上千逾万的。各支义和团首领，一般称大师兄、二师兄。总坛或其系统的领袖，一般称老师或祖师。各坛口始终处在分散作战的状态，其活动范围、人数、名称都不很固定。这种组织上的分散性，再加上本身浓厚的迷信色彩，决定了义和团有很落后的一面。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不久，就先后提出“助清灭洋”、“兴清灭洋”等口号，到1899年底，又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其后由于袁世凯残酷镇压团民，“扶清灭洋”这一口号在山东一度不如以前流行。到义和团在直隶、京津等地掀起斗争以后，特别是在清政府的招抚政策日占上风的时候，“扶清灭洋”才更广泛地写在义和团的旗帜上，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

“扶清灭洋”的口号，集中表示出义和团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鲜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这个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发展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然而，这一口号并不是义和团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后提出来的。义和团还没有也不可能用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和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同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从反对列强瓜分的爱国志愿出发提出来的。因此，这个口号既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又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外反动派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

“扶清灭洋”这一口号，继承了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灭洋保国”的朴素认识。它与余栋臣在四川提出的“顺清灭洋”、覃培章在湖北提出的“保清灭洋”等口号一样，都是在人们中早已流传的反对洋人“欺主谋国”思想的延续，没有超越当时反教会斗争的思想水平。这个口号也反映了没有新的经济基础的广大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一个超越陈旧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只能用洋人欺大清来激发民族义愤，又用扶大清、打洋人来反映和归纳当时反侵略斗争的内容。在这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同保卫清王朝交织在一起。义和团提出“扶清”，显示了在这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有着落后的封建主义内容，也表明义和团当时在主观上并不反对清政府和封建制度。只是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打击帝国主义不可能不连带打击封建统治和媚外官吏。特别是当团民灭洋反教遭到官府镇压的时候，出于自卫的需要，因而在实际斗争中也不全受“扶清”的束缚。

义和团提出“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并波及轮船、铁路、电线、机器、学堂、报馆、洋书、洋服，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当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政府中的一些顽固派官僚，以及地主士绅卷进来后，在他们的煽动下，盲目排外显得突出起来。盲目排外思想模糊了群众的斗争目标，给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带来了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