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胜兵制度及发展研究

关于匈奴士兵和兵制的确切指称在记载西汉时期匈奴历史的史书中未曾出现过。而《后汉书》对东汉时期南匈奴军队的记述中有“胜兵”之词。这是匈奴军事制度的一次巨大演变还是史书记载不够翔实而导致的现今对匈奴军事史实理解的偏差？笔者在此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论证。

“胜兵”一词在史书中大量使用最晚应该不迟于《汉书》。《汉书·西域传》每论及一国情况，多记述其户数、人口数与胜兵数。如婼羌国，“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随畜逐水草，不田作”。鄯善国，“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乌孙国，“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与匈奴同俗”。由此可见，西域诸国中无论是著土常居的“城国”，还是游牧迁徙的“行国”，大都有胜兵存在。

但《史记》和《汉书》对匈奴历史的记述从未有关于“胜兵”的记载，多以“控弦之士”和“精兵”描述匈奴兵士。如《史记·匈奴列传》云：“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汉书·匈奴传》云：“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精兵”一词更是多次出现。《史记·匈奴列传》：“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39]骑围高帝于白登。”“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北。”《汉书·匈奴传》除了与《史记》有相同的记载，又载“（狐鹿姑）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直到《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才载：“章和元年（87），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又有“是时（永元二年）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可见，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匈奴胜兵制度，北匈奴要早于南匈奴。

关于“胜兵”的含义和出现年代，林幹先生认为：“南匈奴人入塞之后，在公元90年前后出现了‘胜兵’制度。……所谓‘胜兵’，就是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的常备兵。”[40]黄烈先生则认为“匈奴后期实行胜兵制度”，时间“似在明、章之际”[41]。虽然我们已难以弄清匈奴胜兵制度最早出现的具体年代，但这些说法确有让人质疑之处。

首先，匈奴最先实行的是军民合一的军事制度，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相结合。匈奴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没有固定的军事编制。《汉书·西域传》说乌孙与匈奴同俗，又提到乌孙有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就是说乌孙兵民一体的兵士被称作胜兵。而以此类推，匈奴的兵士也应该被称为“胜兵”，只不过《汉书》没有这样记载。因此，匈奴的“胜兵”事实上应该在之前就存在了，只是史书未使用此说法而已。而且匈奴若是因为后期政权的南北分裂而专门将军队改为“胜兵”，这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和必要性。

其次，如果说“胜兵”是不参加生产、专职承担作战任务的常备军，那么北匈奴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状况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至于胜兵出现的原因，林幹先生提出了三点：一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二是农业开始在社会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三是受汉朝兵制的影响。而北匈奴人一直游牧在大漠草原上，在战败之后更是退居到漠北地区。其社会结构和经济方式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革，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比重的加大也就无从谈起。可是史书关于北匈奴胜兵的记载早于南匈奴，可知农业的发展应该不是胜兵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虽然南匈奴部众长期居于长城沿边，受汉族影响很深，农业也有所发展，但他们仍以放牧畜群为主要生业。在南匈奴归附汉朝后不久，为防范北匈奴的经常进袭，东汉政府准许南匈奴各部迁至八郡地区居住。八郡即北地郡、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代郡、西河郡，即今内蒙古南部、宁夏、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北北部地区。[42]这些地区处于汉朝的边境地区，当时具有上好的游牧条件。初居于此的游牧民族显然仍会继续从事游牧业。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南单于安国与左贤王师子不和，又遭到汉军的攻击。夜里，安国得知汉军已到，极为惊惧，“弃帐而去”，转而率部进攻师子。左贤王师子于是“悉将庐落入曼柏城”。这么多“庐帐”和“庐落”说明他们仍然过着游牧生活。而且东汉政府在打击南匈奴的叛乱部落时，所俘获财物也多以牛羊为主。如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叛，东汉政府“遣中郎将张耽将幽州乌桓诸郡营兵，击畔虏车纽等，战于马邑，斩首三千级，获生口及兵器牛羊甚众”[43]。可见，牲畜仍是南匈奴人的主要生活资料和财产。这已经是公元91年北匈奴战败西逃之后的情形了，那么之前南匈奴人民的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另外，除了《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此后的《三国志》《梁书》《魏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等史书中有关西域诸国、北方各族的传记也经常使用“胜兵”这一概念。他们的生活状况各异，有的以牧业为主，有的以农业为主。所以如果笼统地将“胜兵”出现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比重的加大似乎有点勉强，而且也不能说他们都是因为受到汉朝兵制的影响才设立胜兵制度的。

胜兵是否就是从生产中解放出来、只担任作战任务的常备兵呢？北匈奴人生活的区域和方式与西汉时相比，基本没有较大的变化，而且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他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大的发展，反而日渐萧索。所以，北匈奴是无法从生产中抽出一部分劳动力专门充当兵士的。南匈奴的状况如上所说，其游牧生活方式直至东汉后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社会经济状况与西汉匈奴变化不大”[44]。因此，虽然南匈奴受中原农耕经济的影响，逐渐发展农业，但进展应该不是很好，速度也不是特别快，所以也很难抽出一批壮年人脱离生产劳动而专事军事作战。

再从供养程度来讲，匈奴恐怕很难有足够的力量供养这么多常备兵。元和二年（85），“北虏衰耗，党众离畔”，于是南匈奴、丁零、鲜卑以及西域各国纷纷向北匈奴发起攻击。北匈奴内部分崩离析，外部四面受敌，终于“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45]。章和元年（87），鲜卑侵入北匈奴左地，导致北庭大乱。再加上汉军不断大兵压境和与周边其他民族的频繁火力交锋，北匈奴人民安心从事牧业生产都很困难，更谈不上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有充足的多余物资供应军事了。但是，北匈奴中依然有“胜兵”存在，这也就与林幹先生的“以剩余劳动多供养一人”的说法相背了。而南匈奴自附汉四十多年以来，“开口仰食”，每遇蝗灾和饥荒，都会得到汉政府的补给，这说明南匈奴的生产和自我供给能力很差。从人口比例来看，南匈奴有三万四千户，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则平均每户要出一个半男子当兵，以人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计，平均4.6个人中就有一个充兵。[46]平均每户近八个人中有一个半男丁不劳作只打仗。这样的比例看似很合理。但是当时南匈奴人口激增主要是因为有大量被俘获和投降的人。俘虏中很多是老弱妇幼，他们一般成为奴隶，从事生产。北匈奴的新降众多因兵败或“饥蝗”来降，他们没有太多的财物和战斗力，而且往往有异心。在这种情况下，平均三个多人在供养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同时，还要养活一个壮年士兵，这应该不太容易。

客观上看，东汉政府是以维护其统治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当然不会任南匈奴的兵力恣意增长。尽管在南匈奴附汉后，东汉政府从物质和经济上给予南匈奴强大的支持，但东汉对南匈奴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策略，以南匈奴的力量牵制北匈奴，从中得利。东汉政府派中郎将将兵进入南匈奴驻地，为其设官府、从事、掾史，护卫南单于。一方面为保护南匈奴免受侵扰，并协助他们处理内部事务；另一方面是为了洞察其动静，加紧对南匈奴的防范，以防“南北交通”，而且又可借助南匈奴捍御北虏、保护边塞。因此，从东汉政府的角度讲，他们是不可能放任南匈奴拥五万多常备兵自重而对东汉统治构成隐患的。

“胜兵”这一说法源于何时，因没有具体考察，不便妄加臆断。《战国策·魏策三》载：“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后汉书》载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六国之时……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故能据国相持，多历年世。”“六国之时”即战国之时。又林幹和马长寿先生都认为匈奴胜兵的出现是受汉朝兵制的影响。那么可以推断“胜兵”一词当源于中原，是中原人对出征作战者的一种称呼。因此，笔者大胆推测正史所载各民族拥有之“胜兵”，未必是本族人民对兵士的一种称谓，而是中原的史学家们以自己的措辞和表达方式对夷狄出征作战者的称呼，而对“胜兵”含义的解释可依从阿尔丁夫先生的看法。[47]

“兵”是兵器、兵刃的意思，“胜”（shēng）是力能胜任的意思。“胜兵”即力能操兵，引申为能操兵作战的人，又称“胜兵者”。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载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三国志·魏书·杨阜传》载阜率国士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使从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汉书·西域传》之婼羌国，《后汉书·西羌传》之滇良国，《隋书·西域传》之龟兹国、疏勒国、于阗国、吐火罗国、挹怛国、漕国以及《北史·西域传》之疏勒国、吐火罗国、何国、漕国等传记中均有“胜兵者”。“胜”读作“shèng”时，可释为“打胜仗的部队”或“精兵”。如《宋书·周朗传》云：所谓十年存育，十年教训，如此，则二十年间，长户胜兵，必数倍矣。《旧唐书·太宗纪》云：师次于泾阳，胜兵九万，破胡贼刘鹞子，并其众。

通过前三节对匈奴之军事状况的粗略梳理，我们可以形成以下六点认识。

第一，匈奴的军事生活与其经济特点、生存环境密切相关。

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所以放牧和打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动，牲畜是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宽广的牧场、成群的马匹、种类多样的飞禽走兽为匈奴人骑马射箭的生活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因此，他们因地制宜，组建了一批批骑兵队伍，背弓负箭，以精良的骑射技术驰骋沙场。由于匈奴人随水草四处迁移，流动性特别强，没有固定的游牧地、居住地，更无固守的城池可言，所以他们的军事作战多以游击战为主，没有明确的攻守阵地的概念，形势有利则强势进攻或肆意进犯，形势不利则立刻撤退、四散逃窜。

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使匈奴人善于野外作业。他们的求生能力、适应能力、进攻性、防御能力、自我保护能力都特别强。因为战争一般发生在他们较为熟悉的塞外或边塞地区，所以匈奴军队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顽强战斗力，很少因为地理条件的改变而出现强烈的不适应，很少会出现食物短缺、疾病瘟疫所致的大规模溃败。

第二，匈奴的政治文化体现出明显的军事化痕迹，军事攻略不仅是他们惯常的状态，而且作战的随机性和机动性特别强。

匈奴人在日常的游牧或射猎过程中，随时可能进行劫掠活动，也随时可能被劫掠。他们对战争既没有事先的充分准备，也没有专门的防御措施。匈奴人对战争不做详细的运筹和谋划，对粮草供应、地形地势、敌我实力、利弊形势也不做具体的探察和分析，一般是不宣而战、相遇则战，以他们的主动侵犯、寇略引起的争战居多。但如果针对性和目的性很明确，匈奴也会派兵驻防，如屯田车师、侵逼乌孙，不过这种情况很少。

第三，匈奴人民具有牧民和士兵的双重角色。

匈奴还没有发展到社会分工非常明确的程度。农业、手工业虽然存在，但还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产业。牧民既要从事生产劳动、进行产品交换，又要参与军事行动。他们担负着养家糊口和保卫生命财产的双重任务，扮演着牧民和士兵的双重角色，往往是“人不弛弓，马不解勒”，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虽然匈奴人民祖祖辈辈从事游牧业，但其游牧业未发达到可以抽出一部分人脱离生产而专门从事军事作战的水平。匈奴的生产状况也无法使其有多余的粮草供应大规模的常备军。而且匈奴没有固定的城镇、土地和大量的不动资产，所以没有必要集中大批的军队长期固守边防。兵民合一正是一种与匈奴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军事形式。

第四，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人的军事活动带有很强的功利性。

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相比，匈奴人民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农耕民族，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加脆弱，他们更缺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48]虫灾及恶劣的天气灾害等都可能导致匈奴生产的大萎缩和人畜的大量伤亡。在基本靠天吃饭的强大生存压力的驱使下，如何获得生活资料维持生计、保护自己的财物不被侵夺是他们首要关心的问题。我们无法也不能简单以中原传统的礼义观去衡量匈奴频繁侵犯汉境、劫掠物产的行为。在匈奴人看来，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和最高原则，所以匈奴士兵可以为得到更多的俘获物和俘虏而奋勇杀敌，可以为得到更多“死者家财”而将战死的士兵运回。他们出征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攻城略地，而是掠取财物和人口。征服其他民族最终也是为取得更多的贡赋和畜产。因此，匈奴士兵的功利性是他们的生存本能使然。

第五，匈奴的军事体现出优势和不足并存的特点。

匈奴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同时也存在很多不足。汉朝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评论可以体现这一点。汉文帝时的晁错对匈奴军事的优劣做出了明确的分析。他指出匈奴拥有“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自若、“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自若、“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三大优势，同时又指明“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49]。汉武帝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云：“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50]“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去如收电。”[51]主父偃云：“夫匈奴，兽散而鸟散，从之如搏景。”[52]汉昭帝时，桓宽在《盐铁论》中记录了大夫和文学的不同看法。大夫说：“匈奴无城郭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文学则认为匈奴“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仓廪”[53]。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也对“戎狄之长短”做了精辟的分析：“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54]

第六，我们应重新认识匈奴的胜兵制度。

以往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匈奴的胜兵制度是在南匈奴附汉之后，由于生产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受到汉王朝兵制的影响而产生的，可以解释为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任务的常备兵。根据对史料的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可知：从胜兵制度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来看，北匈奴胜兵制度出现的时间比南匈奴要早；从南北匈奴的经济情况和生产条件、南匈奴内附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生活状况以及其他存在“胜兵”的部落或部族的经济类型来看，胜兵的产生应该不是南匈奴产业结构改变、农业比重加大直接造成的；从匈奴的经济条件和供养水平来看，无论是北匈奴还是南匈奴，都很难解放出这么多的劳动力不事生产而专门从事军事作战；从东汉政府的角度讲，东汉政府更是不可能放任南匈奴拥有如此众多的常备军。另外，我们还可以尝试从语音和文字的角度重新解释“胜兵”一词。“胜兵”可以理解为力能操兵，又引申为能持兵器作战的人。

综上可知，匈奴基于自身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在军事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与其生产生活方式是相适应的。同样，匈奴的军事活动又为其生产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匈奴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匈奴的军事制度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军事亦与一个民族的经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0页。

[2]（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1页。

[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6页。

[4]参阅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5]林幹：《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页。

[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0页。

[7]林幹：《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27页。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9]（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43页。

[10]（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5页。

[1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3页。

[12]（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43页。

[1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9页。

[14]（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0页。

[1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www.xing528.com)

[1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0页。

[17]（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8页。

[18]（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5页。

[19]（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2页。

[20]（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0页。

[2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2页。

[22]（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4页。

[23]（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7～3788页。

[24]（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8～3789页。

[2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4页。

[2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2页。

[27]（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3页。

[28]（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1页。

[29]（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2页。

[30]（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4页。

[3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2页。

[32]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修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1页。

[33]（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3页。

[34]（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10页。

[3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2881页。

[3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

[37]（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2页。

[38]（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2页。

[39]（东汉）班固《汉书·匈奴传》作“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

[40]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41]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164页。

[42]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4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62页。

[44]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4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0页。

[46]张莉：《南匈奴“胜兵”性质新解》，载《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

[47]参阅阿尔丁夫《“胜兵”果真是“常备兵”吗？—兼谈几部辞书存在的问题》，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48]高恒天：《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载《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5期。

[49]（东汉）班固：《汉书》卷四九《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1页。

[50]（东汉）班固：《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98页。

[51]（东汉）班固：《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01页。

[52]（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01页。

[53]（西汉）桓宽：《盐铁论》卷九《论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7页。

[5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