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历代地方政府都深度参与其中，成为最大获益者。“（南海）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31]“半价就市”“买而即卖”“其利数倍”“政以为常”，寥寥数语，准确概括出地方政府在海外贸易中的角色和地位。在这种政治生态和经济环境下，担任地方最高长官的刺史或者太守很难独善其身。“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32]“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唯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33]这种现象早已引起史家的注意。吕思勉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宦于南方者，遂多贪墨之徒”。[34]
公元前54年，西汉宣帝时期，“（湘成）侯益昌嗣，五凤四年，坐为九真太守盗使人出买犀、奴婢，赃百万以上，不道，诛”。[35]这成为史书明确记载的华南地区因为贪腐被惩处的地方长官。
继西汉湘成侯益昌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南地区不断有地方守牧身陷贪腐丑闻，轻者被贬官，重者被处死。试举数例：东晋“褚叔度为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资货，贿财丰积，坐免官，禁锢终身”。[36]南朝宋广州刺史“韦朗，莅全虐法，暴浊是彰，于州所造镂银铭二枚，朱牙楯二十幡，朱画青绫盾三十五幡，犀皮铠六领，杂白莞席三百二十二领，银涂漆（一作“泥”）屏风二十三床，又绿沈屏风一床，铜镜台一具”[37]被罢黜。南朝宋文帝时期刘道锡为广州刺史，“坐贪纵过度，自杖”。[38]刘道锡担任广州刺史期间，为报答权臣庾仲文的提携之恩，送给庾仲文一辆白檀牵车当座驾，其装饰之奢侈豪华，甚至惊动了宋文帝[39]。南齐尚书令王晏弟弟王诩任广州刺史期间，“多纳赇货”，被“不惮权家”的御史中丞袁昂依法弹劾。[40]
这些贪腐行为，不仅对华南地区的对外贸易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严重者甚至导致社会动乱，危及地方政权。“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晋）刺史姜壮时，使韩戢领日南太守，戢估较太半，又伐船调枹，声云征伐，由是诸国恚愤。且林邑少田，贪日南之地，戢死绝，继以谢擢，侵刻如初。及览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乱，故被破灭。”[41]
华南地区的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经贸繁荣，需要有作为、有担当、清正廉洁的地方长官。而名臣孟尝、贾琮、吴隐之、王劢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后汉书·贾琮传》载：
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贾）琮为交趾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征拜议郎。[42](www.xing528.com)
吴隐之的事迹载《晋书·良吏传》：“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397—401年）中，以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日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喻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账下人进鱼，每剔去骨存肉，隐之觉其用意，罚而黜焉。”[43]
南朝梁武帝时期，王劢任广州刺史。“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岁不过三数，及（王）劢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劢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等天府。自劢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梁）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44]《陈书·王劢传》载：“时河东王为广州刺史，乃以劢为冠军河东王长史、南海太守。王至岭南，多所侵掠，因惧罪称疾，委州还朝，劢行广州府事。越中饶沃，前后守宰例多贪纵，劢独以清白著闻。入为给事黄门侍郎。”[45]史书特别提到，由于广州刺史的盘剥侵吞，外国货船每年到广州者不超过三批次，而在“纤毫不犯”“清白著闻”的王劢担任南海太守期间，外国货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数量十余批次。
朝廷也逐渐认识到，华南沿海地方长官深度参与外贸管理会产生诸多弊端，到了唐朝终于出现了专司外贸管理的官员——司舶使。
做为珍珠的重要产地，珍珠业一直是合浦郡的支柱产业。合浦地方长官对珍珠业和珍珠贸易的管理，是合浦郡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东汉循吏孟尝担任合浦太守，曾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合浦采珠业的健康发展。“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46]
西晋陶璜担任交州刺史期间也曾经为合浦珍珠贸易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陶璜曾上书朝廷：“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47]珍珠的采集有许多讲究，品类繁多，良莠不齐。“凡采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祷。若祠祭有失，则风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左右。自蚌珠，长二寸半，在涨海中。其一寸五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为第一。珰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虽有光色，形不员正，为第二。”[48]他主张依据珍珠品质，分为三等，上等珍珠三分之二上交官府，次等三分之一上交官府，三等以下听任民间经营，政府免除相关税收，明确划分官府与民间经营珍珠业的范围和比例，保证民间珍珠贸易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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