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启示

（一）荒漠化威胁城市生存

人类活动破坏了自然的和谐，任意砍伐树木，在创造高度发达的文明同时，也以惊人的速度制造着沙漠。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这些古文明的发祥地，如今都是盐碱泛滥、流沙纵横的不毛之地，青年考古学家林梅村认为这是“世界古文明的共同悲剧”。盲目乱砍滥伐致使水土流失，风沙侵袭，河流改道，气候反常，瘟疫流行，水分减少，盐碱日积，最后造成城市生命的必然消亡。楼兰的消亡，更多的原因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对于罗布泊的游移，科学家们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月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而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竭，树木枯死，市民皆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最终被沙丘淹没了。它的消失无疑跟人们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有很大关系。造成荒漠化的不合理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滥牧、滥垦、滥伐、滥采、滥用水资源、滥开矿等。

荒漠化是当前全球最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目前，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达3600万平方千米，占到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其中，非洲的极端干旱区面积最大，其次是亚洲。更为严重的是荒漠化扩展速度异常惊人，全世界大约每年要扩大5万～7万平方千米。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半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其结果是生物生产力持续下降，粮食、牧草减产以至绝收，被称为“地球的癌症”。

目前，全球约40%的陆地受到干旱侵袭，数亿人口受到土地退化的直接威胁。世界上的沙漠都分布于干旱地区。亚洲的极端干旱区主要分布于中国新疆南部和沙特阿拉伯南部；干旱区主要分布于以色列、伊拉克、也门、阿曼、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中国西部和蒙古南部；非洲的极端干旱区主要处于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三国的中部和南部。干旱区主要分布于马里、尼日尔、乍得、苏丹等国中北部以及毛里塔尼亚的南部，还有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三国的北部和摩洛哥境内。大洋洲的干旱区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北美洲的干旱区主要分布于美国西部、墨西哥中北部地区。南美洲的沙漠主要分布于秘鲁和智利的西海岸地区和阿根廷的南部地区。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为湿润、半湿润地区，虽然也分布一些半干旱区，但极少有典型干旱区和极端干旱区分布。

中国国家林业局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开幕式致辞中谈道：“到2050年，全球对粮食、水和能源的需求预计分别增长约70%、55%和80%，而不可持续地利用土地已导致超过25%的土地出现退化。到2040年，全球粮食产量预计下降12%；到2050年，可用农田预计减少8%～20%。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荒漠化防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干旱和沙尘暴灾害肆虐，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亿人口受到荒漠化影响，直接危及全球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导致饥饿和贫困，诱发冲突、阻碍发展。专家预计，未来几十年中，将有1.35亿人或因荒漠化加剧而被迫迁移，可能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必须进一步强化共同行动，采取更加有力和有效的措施，推进全球荒漠化防治取得新进展。”

荒漠化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并列为全球首要三大生态环境问题，是影响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重大挑战之一。2005年3月30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布了由上千名知名科学家历经五年完成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已经破坏了地球60%的草地、森林、农耕地、河流和湖泊。在近几十年中，地球上1/5的珊瑚和1/3的红树森林遭到破坏，动物和植物的多样性迅速降低，1/3的物种濒临灭绝。疾病、洪水和火灾爆发更为频繁，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上升。如果各国政府不采取更有利于环境的政策，地球的生态系统维持未来人类生活就不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易受荒漠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荒漠化土地占国土总面积27%，全国共有18个省（区、市）受到荒漠化的侵害，影响超过4亿人口，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生态威胁，据估计每年因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多亿元。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荒漠化和沙化防治，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划政策推进荒漠化防治，加强科技创新支撑，逐年加大治理财政投入，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土地防退化、沙化的有效治理模式，荒漠化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8]

与20世纪末相比，中国目前荒漠化面积由每年扩展1.04万平方千米转变为每年缩减2424平方千米，沙化土地面积由每年扩展3436平方千米转变为每年缩减1980平方千米，实现了“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因此荣获了由世界未来委员会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共同评选出的2017年“未来政策奖”银奖。

（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并具有天然的情感联系。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储藏库。”[9]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0]

早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相关”等思想就反映了对人地关系的深入思考。中国古代地理学注重人地统一和互动特质，《山海经》《汉书·地理志》等古代典籍中，均蕴含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地制宜思想。[11]《山海经》想象奇特浪漫、大胆诡谲，表现了先人对天地山川的赤子情怀，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言：“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汉书》则严谨宏大，内容精深，如《汉书·地理志》有言：“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

马什（Marsh）的《人与自然》（1864）一书揭开了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深层问题，认为人类活动已开始修改自然面貌，开启了地理综合论研究的先河。博物学家赫胥黎（Huxley）在1894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指出人类作为驱动力的作用，人类活动的强弱引发自然环境的变化。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尔德（Leopold）、里根（Regen）等学者明确提出了伦理学任务，认为自然环境保护需要经济、法律和伦理学的变革，确立生物和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保护地球上的物种和生态系统。1966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肯尼斯·波尔丁在《类宇宙飞船的地球经济学》中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宇宙飞船经济”要求人类改变将自己看成自然界的征服者和占有者的态度，而是把人和自然环境视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即人—自然系统。吴传钧院士1991年在《论地理学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一文中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系统，也就是人与地在特定的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总目标是为探讨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12]

生命与环境的关系是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最重大的基础科学问题之一，它涉及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基础理论和社会需求等诸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球科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人类社会谋求可持续发展意愿的不断加强，地球科学的研究需要回答诸如地球资源还能为人类社会发展维持多久，人类生存环境对人类自身发展的极限承载力，全球环境在人类活动干预下的变化趋势，以及如何规范人类活动，达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目的等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把地球的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地幔和地核以及近地空间视作密切联系的整体，并关注人类活动的影响，理解它们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理。因而地球系统科学理念逐渐成为引领21世纪地球科学的发展方向。[13]地球系统圈层相互联系和陆、海、气相互作用，生命支撑和人地关系，物质和能量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物理传输系统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过程，围绕区域独特性，是地球表层系统研究的战略选择。

人地关系即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反馈作用，包括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人的能动地位。人类是地球物质世界各要素共同作用的衍生物群体中的一员，自其出现到科技发达的今天都在不断进行着与资源环境基础开发利用相关的活动。人地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总和。“地”是指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主要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由地质、地貌、土壤、水、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组成。人文地理环境指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社会财富的总和，由人口、民族、宗教、风俗、文化、经济、政治等人文要素组成。人地关系不仅包括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自然环境可划分为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人文环境则可划分为人类圈和技术圈。灾害则孕育于这些地球的不同圈层中。不同孕灾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运动的突变、渐变与混合，常常分别形成了自然、环境（生态）与人文（为）灾害。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承灾体、致灾因子共同组成，是地球表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复杂系统的特性。[14]

人类对资源的掠夺、对生态的破坏、对空间的占有加剧了人地关系矛盾。人地关系紧张的历史渊源核心源自人对“地”的认知能力滞后于人对“地”的开发改造能力。人对“地”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同步发展是保持人地和谐的关键。因而吸取历史教训，要从长远视角提升人对“地”的科学认知。人类经年累月盲目开荒活动最终可能毁灭赖以生存的环境，出现耕地减少、草场退化、淡水不足、优质能源短缺、雾霾频繁肆虐以及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河西走廊沙漠化扩张、祁连山区植被水源涵养功能下降等现象自汉代大规模人为活动介入以来就开始出现，并持续至今且愈发严重。这启发我们一定要重视当下的人地不和谐现象，因地制宜，严格控制生态脆弱区的人类活动强度和类型。

人类的需求及自我实现能力提升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人与人之间（合作开发资源、竞争分配资源）、人与地之间（开发利用、支撑约束）、地与地之间（按比例搭配充分体现人对其开发利用的价值，如水土搭配生产粮食）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长期以来，各种关系之间此消彼长，造就了人地关系的动态演变。尽管人的生存、生活以及发展条件从未能离开“大地”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空间场所，但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逐渐降低对“地”的依赖，增强主动性并不断压缩其他物种的活动空间，还不时触碰“地”的边界，导致人地关系紧张。尤其自20世纪末期以来，人地矛盾从局部扩展到全球。全球变暖、粮食危机、水污染、大气污染、荒漠化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需要主动调整其生产生活方式以寻求人地和谐相处的新模式，人地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观应成为现代人地关系的核心内涵。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包括由各种自然要素组成的自然环境综合子系统，以及由各种经济社会要素构成的人类社会综合子系统，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地域性、结构性、层次性、功能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其复杂性表现为“人”“地”内部各要素间、要素不同组合间，以及“人”和“地”间的相互作用多样，并且随着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融合深度的加深，相互作用的内生化趋势加剧，作用关系的复杂程度提高。人地关系相互统一，相互影响，具有共生机制；“人”系统和“地”系统在随着系统的演变过程中，表现出的是两者间相互竞争的关系，具有竞争机制；“突变”是指非连续突然变化的一种现象。系统变化可能是受到内部某一要素变化导致的，具有突变机制；反馈机制指的是人地关系系统中，自然资源环境受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影响，从而使得资源环境系统产生的一种反馈现象。在区域范围内维持一个绿色环境，这对城市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旦这个环境被损坏、被掠夺、被消灭，那么，城市也会随之而衰退甚至毁灭，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共存共亡的。

如今，人对“地”的改造利用能力得到了提高，智能化、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新兴技术增强了人的主动性和自我实现能力，不断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革，也为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向生态化方向转变奠定了技术基础。如，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增强了人类对未知区域的探索能力和数据收集能力。虚拟空间的构建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和“地”实体要素空间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力度；通过搭建资源共享的网络平台，人类能够通过便捷地址更大范围内寻求资源，凝聚和提升闲散资源利用价值（共享），以减轻“人”对“地”的压榨式开发。通过压缩时空的机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及纳米材料的开发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能源矿产资源危机；智能垃圾收集及处理系统的使用增添了垃圾分类处理的能力和效率；3D打印等新兴制造技术也将缩减资源浪费。[15]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人地关系演化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引下走向新的时代轨道。(www.xing528.com)

怀特海说：“宇宙既是实在事物构成的多样性集合，同时又是实在事物构成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本身是实在事物的宏观效应，体现了通过流逝而获得新颖性的无限永恒性原则。”[1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类需要通过自己主体力量的对象化才能实现对自然的占有，但人最终还是要向自然回归。城市与自然和谐，重新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家园和精神归宿，从情感上依赖自然，实现人的自由诗意的生存。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绝不是与人不同的东西，自然界在本质上与人具有同一性，正像人的存在应当被理解为感性的活动一样，自然也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的属人本质完美地统一起来了，而这种统一也就是共产主义和人的完整性的最终实现。[17]

[1]怀特海.思维方式[M].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菲利浦·罗斯.怀特海[M].李超杰，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90.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4.

[4]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选[M].杨德豫，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5]白杉，周洁.两河文明的奇迹[J].中国三峡建设，2005（5）：78-79.

[6]龚子同，陈鸿昭，张甘霖.寂静的土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76.

[7]杨嫣然，阮永睿.土耳其的“庞贝古城”：以弗所考古遗址[J].大众考古，2016（6）：55-66.

[8]李晓梅.中国荒漠化治理为全球提供范例[J].国土绿化，2017（9）：11-13.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10]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116.207.100.227.

[11]李小云，杨宇，刘毅.中国人地关系演进及其资源环境基础研究进展[J].地理学报，2016（12）：2068-2088.

[12]程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与优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13]马福臣，林海，黄鼎成，张志强，姚玉鹏.从地球过程到人地和谐——关于我国地球系统科学发展战略的思考[N].中国矿业报，2018-07-17.

[14]史培军，宋长青，程昌秀.地理协同论——从理解“人—地关系”到设计“人—地协同”[J].地理学报，2019（1）：3-15.

[15]李小云，杨宇，刘毅.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J].地理研究，2018，37（8）：1495-1514.

[16]怀特海.过程与实在[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61.

[17]赵金凤.马克思自然观对近代哲学的超越[J].2018（9）：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