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视觉性的兴起

交叉学科指的是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学科间转移，以至于某个新学科得以成立。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敏锐地指出视觉文化可能昭示着一种对传统艺术史的碰撞、背离乃至威胁——与其强调视觉的感官特性，视觉文化更关注认同政治和社会建构（Elkins 2003a，23）。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两本关于视觉文化的论文集^[6]标志着“一种图像史而非艺术史”的出现（Dikovitskaya 2005，11），所选文章无一例外强调的是社会语境的重要性（Corbett，转引自Eck and Winters eds.，2005），建议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分析视觉对象。必须注意到，艺术史的学科转向源自“文化”^[7]概念的历史性转变：伯明翰学派所倡导的“文化意味着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Williams，1958）等观念，意味着文化业已广泛参与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过程中，而不仅仅是它们的单纯反映。至此，视觉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涵盖符号学、文学理论、人类学、社会学、电影和大众传播媒体研究、解构主义等在内的交叉学科领域（Walker and Chaplin 1997，3），尤其继承了女性主义、种族研究、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学科运动遗产（Mitchell 1995，540-544；Rodowick1996，59-62）。^[8]

但不同于文化研究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性，视觉文化相对而言更为关注视觉客体、日常生活的视觉经验和观看实践，“视觉性”成为这一轮知识整合的关键词。一方面，视觉文化所具备的感官或符号特质将其与文化研究相区分。大量研究指出“图像和文字这两种符号系统本质上的不可化约性”（Herbert 1995，537-540）、“符号的他者”（Mitchell 1995，543）抑或“文化的历史即是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你争我斗的故事”（Dikovitskaya 2005，16），尤其视觉往往关联着人的感官中枢、肉身、身体与图像之间的关系（Jay 2002，267-278）。另一方面，“视觉性”也涉及一种基于日常生活观看实践的结构性框架，关联着视觉技术的全球散播（与Mirzoeff的访谈；转引自Dikovitskaya 2002，4）、视觉制品与视觉政体之间的关系（Bryson 2003，232）。此外，米尔佐夫所强调的“视觉化那些非视觉的事物”（Mirzoeff 1999，6），也是尝试探讨人类学的方法在日常生活的观看实践中所扮演的方法论角色。总的来看，与其说视觉文化代表了“文化研究运动的视觉前沿”（Mitchell 1995，542），倒不如看到作为新兴学科方向的视觉文化受惠于艺术史的感性批评传统与日常生活视觉实践的交互作用——正是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之下，学科之间的“无政府的状态”（Mitchell 1995，541）逐渐呈现为一个新奇而混杂的“类学科或伪学科”（Mitchell 2002，178）。其中，艺术的角色更接近于中介者，在文化生产的制度性框架内整合文本分析和社会实践。(www.xing528.com)

新世纪初期，视觉文化在西方高等院校大量涌现，不得不面对相当一批常春藤盟校的传统艺术史研究专家的批评与质疑。^[9]但诸如“如何学习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的课程架构是什么？”“关于流行文化的研究是否应该进入艺术课堂？”——相关问题却在整个西方艺术教育的领地产生了大范围讨论^[10]，在英国和北美大学的人文社科科研环境下得到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