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后继院校在西北的分布来说，姜琦认为[4]：这标志着“由‘点’‘线’（大河流域或铁路沿线）的大学转变为（西北）‘面’的大学”，将“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5]，从而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由东部向西北部的一次战略性展布。
基于此，遂有“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声。著名教育史家姜琦就此指出[6]：
所谓“开发西北”或“建设西北”，其目的不仅在于要使西北文化之进度能与向来所谓“东南文化”并驾齐驱，并且要使西北文化迎头赶上去而成为全中国文化之重心。原来所谓“东南”及“西南”乃至“东北”之文化，溯本追源，尽发源于西北。不过，因为它自海禁开通以来，在地理上占有交通之便利，故有长足的发展之可能而已。如果我们本着“数典不忘祖”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应当复归于西北文化，把它重新建设起来，然后才有所谓“中国的本位文化”之发现，否则，任其所谓“东南”“西南”“东北”吸尽欧美舶来之新文化，好像无根之树木，容易被风吹倒一般。
但是，战前的我国高等教育布局，大多集中于东南、华北一带，以平、津、沪、穗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其在地理上的演进顺序为：
自珠江流域起，沿着东南海滨跳到上海，再由上海沿着长江流域，或沪宁铁路一直到达武汉或到达津、平，最后渡过长江上流到四川的成都，或越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的沈阳而进行的……（省立及私立大学不计）都是沿着江河流域或铁路线（陇海路、黄河流域亦相同）而分布的。因此，这许多大学，无以明之，名之曰“线的大学”，极端地说，可以名之曰“点的大学”，它并没有顾到一面，更未曾顾到全面之设置。这……是不是合乎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使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高等文化之福利呢？
其答案是否定的。按照几何学原理，万象起于一点，然后由点而线，再由线而面，然后由面而体。因此，战前我国大学的分布，无疑是一个畸形的布局。然而，无论布局于点上的或线上的大学，没有一所愿意自愿地迁离原地，但迫于敌人打到门口，抗战遂成为重新布局的一个契机，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的战略转折[7]，遂成可能。(www.xing528.com)
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的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这样一来，我觉得所谓西北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乃至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等，才算是我国的最初成立之“面”的大学或学院。……所以，现在的西北各大学之任务比之原有的东南、西南及东北各点或各线上的大学之任务，其重大之程度，不啻倍蓰一般。具体地说，现在西北大学或各学院，尤其西北大学，不啻是原来集中于各点及各线之上一切大学之基石，这一块基石，又像一颗钢钻，它所发出的诸光线，是先由体而面，再由面而普照于一切线或一切点之上，然后使任何一线或任何一点吸收去作为它自身的光线之导源而有所发扬光大一般。[8]
这无疑是抗战时期对西北区域兴学战略最深刻和最科学的一个诠释。
那么，地处西北的高等学校应该怎么迎接这一机遇和适应这一国家战略呢？
其实，在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改为各冠以“国立西北”名号的五所院校时，国民政府最高层已经就此有所考虑。1937年10月20日教育部给西安临大的电文，已有“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的说法[9]。赵慈庚教授曾回忆，教育部也曾打电话给留坝县县长转告迁徙途中的西安临大，“停止前进，不许迁往四川，留在陕南”[10]。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陈剑翛二常委，为学校最后的落脚地等事项专飞汉口请示，教育部转述国民政府最高层的意见答复：“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11]这也就是说，改为西北联大也好，改为国立西北五校也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战略思考。
因此，这五所院校在大的区域“西北”定位确立以后，又在西安、兰州、天水、平凉、岷县、咸阳、宝鸡、临潼，甚或迪化（今乌鲁木齐），都有过小范围的地域分布思考。比如：国立西北医学院初拟迁平凉，复将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并入，设立兰州分院；西北大学，就有过“战后第一步迁回西安……设分校于兰州……并在新疆迪化设分校，与美国西北大学并存于世界”[12]的计划；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兰州的创建和战后拟北平师大、北平大学两校永留西北的计划等，都是这种战略的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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