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与香港回归前后的故事：百年移居与投资

早在香港成为英属殖民地前，中山（香山）与香港就因为同属东莞县，加上两地地域毗邻，中山的乡民与香港的乡民彼此关系十分亲密。在当时，由于两地都是省内出名的渔港，而香港又濒临南海，渔获丰富，再加上独特的地形、宽阔的水道，中山的渔民常把香港作为渔港和船只的避风港。

19世纪初，西洋各国先后禁止了奴隶贸易，因此在西洋各国以及他们在亚非拉的殖民地就出现了劳动力真空，也就是“用工荒”。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勤劳本分、价格又便宜的华工身上。当时大清国工商业不发达，人多工少，以渔农业为生的华南地区无法在大清的农耕社会求得生存。中山处于珠江三角洲，是千年商都广州的辐射区，但勤劳肯干的中山劳工还是吸引了洋商和“猪仔头”（当时华工被俗称为“猪仔”，买卖华工的中介就被称为“猪仔头”）的注意。

19世纪中叶，美国三藩市发现金矿，大批矿主需要劳动力帮忙淘金。很快，在洋商和“猪仔头”的游说下，从中山赴美的乡民如过江之鲫，形成了中山第一次出洋潮。在这期间，中山乡民中不论是以合约雇佣形式出洋，抑或是亲友援引出洋，由于当时的金矿招工馆设在香港，中山乡民一律经由香港或澳门两个港口乘搭轮船。

1871年，在容闳的多番周旋下，大清国政府终于点头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沪、粤、港三地共招生120人，从同治十年（1871年）至十三年（1874年）四年间，每年派出30名赴美留学，从此掀起了一股留学风潮。

正是在这两股目的不同，目的地不同的风潮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中山人来到了香港这个往日只作渔船停泊之用的码头，展开了他们之前从没想过的人生历程。另一方面，香港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小渔港，也逐渐出现了攘来熙往、船如流水、华洋混杂、贸商日盛的繁华景象。准备远洋或送亲友出洋、计划出洋或中途折返、重回故里或寻找机会的中山人，接踵而来。在香港的码头上，见证着一批批中山人在这里出洋，也见证着另一批中山人滞留下来，就地谋生——近现代中山人在香港留下了五光十色的印记。

近代曾以香港为舞台翩翩起舞的中山人，除劳工或小本生意经营者外，也有不少奋发经营、勤劳致富，成为当地巨贾豪商。如同治、光绪年间不断扩展出入口业务的香港歌赋街杨耀记商号，就是香山县翠亨村杨姓人开设的，其第三代孙即杨鹤龄。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创建兴中会后于次年回到香港，筹建香港兴中会支部，地址即在中环士丹顿道由香山人开设的乾亨行商号，主要领导人是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孙中山在京创立同盟会后，于同年秋遣冯自由、李自重返港筹设同盟会香港分会，会址就设在由香山人郑贯公、卢信等开办的中国报社内。从此，各地的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志士前来联系者络绎不绝。后来，分会成立南方支部，由胡汉民、汪精卫担任正副支部长，也以此为联络地点。至宣统元年（1909年），为了保密安全，便在德辅道先施公司对门某楼，建立南方支部的新址，公开称“民生书报社”。随后南方支部又设立革命军统筹部，统筹南方各省。革命志士一批批，一群群来到这个基地和中心，了解革命形势，聆听革命道理，请示汇报工作以及领取革命任务等。在组织一次又一次起义期间，不少香山人穿梭来往于港澳及内地之间，也有一部分香山人因革命需要，留在港澳，成为永久居民。因此，旅居港澳的香山人，随着革命运动和经济活动的开展而与日俱增。据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这6年间，仅香港一地，人口便净增12万人。其中香山人数以过万计。

不少海外中山华侨为了支持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纷纷将海外产业转移至香港，就近筹募革命经费。辛亥革命成功后，建立民国，不少海外华侨又响应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号召，进一步将海外产业转移至香港，并以之作为回国投资的桥头堡或桥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侨居澳洲的香山华侨马应彪、郭乐、李敏周、蔡兴等四个家族。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在澳洲经营农场、果栏的马应彪，先转移部分资产到香港设华信、永昌泰两间金山庄；并以之为基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式开办先施百货公司，并着手向国内投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同样在澳洲经营农场、果栏的郭乐，将部分资产转移香港，开办永安百货公司，并着手向国内投资。民国10年（1921年），在澳洲经营农场、地产的香山华侨李敏周，将全部资产转移至香港，同伯父李煜堂、李星衢合作，向国内投资，筹办上海新新百货公司。民国14年（1925年），在澳洲经营百货业的蔡兴、蔡昌兄弟，将部分资产转移至香港，开办大新百货有限公司，同时着手向国内投资。(www.xing528.com)

由于四大公司的创办人均原籍中山，公司吸纳的股东和员工大量来自中山乡亲，自然又有相当数量的中山人进入港澳。因此，二战后港澳地区的中山人仍有增加。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从战后作为欧美商品进入中国和东南亚的转口港开始向独立的工业化都市转变。这是香港经济发展的一次历史性转变，迅速建立起轻纺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体系，再加上香港被吸纳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员，获得最惠地区待遇，为香港工业化提供极其有利的出口贸易条件。由于香港工业化迅猛开展，又带来本地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促使香港出现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全面起飞。这期间，不少原来在港澳定居或经商的中山人，把握时机设厂兴业或大力发展原来的实业，有的更成为港澳地区的豪商巨贾，甚至进入香港十大首富之列。

以上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山（香山）人移居港澳历史的回顾。随着两次出洋潮和历次革命及战争的出现，旅居港澳的中山（香山）人不断增多。到20世纪90年代初，旅居港澳的中山乡亲同胞已达到30万。

继辛亥革命前后大批香山人涌进港澳地区以后，另一次卷入众多的中山人的移居潮要算是抗日战争时期。

民国27年（1938年），广州沦陷，大批原来定居广州的香山人移居香港避难。三年后，中山沦陷，又有更多的香山人移居香港避难，不少香山的商号、社团也随之迁移。据统计：从民国25—30年（1936—1941年）这五年间，香港一地便净增人口65万，其中香山人约占半成多。

民国34年（1945年），日本投降，二次大战结束，香港、中山相继光复。世界渐趋和平，海外航路恢复畅通，加上美国又废除排华法律，大批归国的华侨以及大批出洋寻找发展机会的人潮来到了香港这个港口，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出洋潮就这样形成。不少香山人也因此滞留香港静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