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陵墓雕塑艺术：历史悠久成就辉煌

中国古代雕塑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精华，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雕塑技法及所使用的材质上都具有鲜明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如秦汉雕塑的雄浑、粗大，魏晋雕塑的健朗和潇洒，唐宋雕塑的丰富、端丽等。中国古代雕塑也充满了写意传神的特点，很少有像古希腊作品那样符合现实中的真实标准。它不侧重雕塑作品的表面和细部，更喜欢那种由外在形象所引发的感觉和意境，将人们引向一个艺术世界。

中国古代雕塑题材一般都是陵墓雕塑、宗教雕塑和劳动生活及民俗雕塑。其艺术门类有圆雕、浮雕、纪念性雕塑、案头雕塑、建筑及器物装饰雕塑等。雕塑材料也丰富多彩，除青铜、石、砖、泥、陶等材料外，还有玉雕、牙雕、木雕、竹雕等。

（一）陵墓雕塑美术鉴赏

陵墓雕塑艺术包括墓室随葬俑和地上大型的纪念性雕刻，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迷信灵魂不灭，特别是秦汉以后，统治阶级更加笃信天命，妄想死后继续享受无上的权力和奢华的生活，因此，厚葬风气盛行。帝王和王公贵族的陵墓中有大量的殉葬品，包括随葬俑，还在墓前或墓周围设置石柱、石兽、石人等大型纪念碑式的石刻。可见，陵墓雕塑艺术是中国古代厚葬流行的产物，并集中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理想、审美形式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1.秦大型陶兵马俑鉴赏

俑是我国古代墓葬中模仿活人而制作的一种俑像，是奴隶制社会盛行的活人殉葬的物质替代品，一般为木雕或陶塑，始于东周，至战国时已蔚然成风。在秦代、汉代和唐代尤为盛行，到宋代以后，由于墓葬制中流行纸具器，俑才逐渐消失。

在俑的艺术中，陶俑的艺术价值最高。说到陶俑，最令人瞩目的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1974 年3 月在陕西临潼西杨村发现的这20 世纪最壮观的考古成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秦俑艺术的魅力首先在于其惊人的数量和体积。群体的组合、雄伟的气势，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崇高感，现已挖掘的1、2、3 号坑，占地2 万余平方米；若按其排列形式复原，应有武士俑7 000余件，陶马100 余匹，战车100 余乘，它们依照皇家禁军真实的军容浩浩荡荡地排列为长方形军阵，显示出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的威势，以及“秦王扫六国”统一中国的雄心和壮举，令人肃然起敬（图3-1）。

图3-1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俑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崇尚写实，手法严谨；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其高度的写实性。秦始皇陵兵马俑所展现的军队阵容是完全按照当时秦军的实际情况设计的，所以，其中的秦俑、陶马、车也是按实物大小制成。秦以前的雕塑以装饰性为主，而秦俑采用了写实的刻画方式，带有明显的肖像性和写生性的特征。陶俑一般身高1.8 m 左右，最高者可达2 m，均为彪形大汉。陶马一般身长2 m，通高1.7 m，与真马大小相等，形体比例准确，形象栩栩如生。其次是其传神。秦兵马俑的写实并不只是简单地按照现实摹刻下来，而是经过了艺术处理。不同的人物外形、不同的官阶、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精神面貌等都体现在了秦俑的身上，可见其造型刻画不仅实现“形似”而且还达到了“神似”。秦俑以头部的刻画最为精致，有的眉宇凝聚，端庄肃穆；有的面庞清秀，微微含笑；有的带有皱纹，一脸老成……通过对面部的精心刻画，将秦军的各种人物表现得生动万分。秦俑的传神特征还通过艺术的夸张和提炼来表现，它的刻画不是追求细枝末节，而是抓住关键部位进行艺术处理。如将眉毛加粗加厚使脸部更有体积感，胡子处理成飞动或翻卷状，虽然与现实不符，但是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对陶马的塑造也是如此，用洗练概括的塑造手法将一匹匹战马刻画得形象而生动。除了马头的塑造较为细腻多变以外，四肢与胸部都用大写意的夸张手法，棱角分明，肌腱隆凸，臀部浑圆，腰部微凹，显得强健有力。没有过多复杂的线条，流畅并富有韵律感，让人感觉如真马一般，却是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的神马。

灵活多样的艺术技巧也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艺术特点之一。秦俑的刻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技巧。对比就是其中之一，如刻画细微的铠甲和简洁的下身衣纹的对比，精致的五官、发式和简单的躯体的对比。这些对比处理出于整体效果的统一，使兵马俑的形象既简洁又丰富，在朴拙中见精致，局部精细但不失整体的气势。

另外，秦俑也是圆雕、浮雕、线雕的统一体，运用塑、堆、捏、贴、刻、画等民间常用的传统技法，成功地塑造出生动的勇士形象。每一个陶俑和陶马都是完整的统一体，可谓集多种刻画手段于一身。

兵马俑的本来面目其实是彩绘的。由于经过火烧和自然的破坏，仍有一部分陶俑和陶马身上留有残存颜色的痕迹，有红、绿、蓝、白、黑、黄等多种颜色，可以想象当时的初建场面是何等灿烂和壮观。更令人称道的是，秦兵马俑身上所绘的颜色并不是简单的千篇一律，而是经过严格的色彩配置，体现出整体的色彩效果。一般来说，兵俑大多是红色上衣配绿色或蓝色下衣，手和脸多用粉红色，衣袖、衣领多用绿色或赭石色，铠甲的甲钉多用黑色，连接甲片的线多用红色，这些都有一定的规律和样式。这种绘塑结合的艺术技巧成为雕塑技法的补充手段，是秦俑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笔。

秦俑艺术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是前代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又深刻影响着后世雕塑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它将我国写实主义的艺术传统发扬光大，为后代的雕塑艺术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其次，秦俑的洗练概括为后世汉、唐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造型艺术中重要的艺术特点。再者，绘塑结合的技法为中国古代雕塑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拓宽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道路。秦俑艺术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的一个典范，它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使其艺术传统源远流长。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

2.汉代陵墓雕塑鉴赏

汉代社会盛行“行孝”，导致厚葬成风，陵墓雕塑发达。汉代陵墓雕塑主要分为两大类，即陵前石雕和墓内陶俑。陵前石雕最有代表性的是陕西兴平茂陵霍去病墓前的大石雕，简朴深厚，气势磅礴，是中国古代纪念性雕刻的典范。

霍去病（约公元前140—前117 年），西汉著名将领，五年内六次率部队反击匈奴侵扰，六战六捷，为解除匈奴对汉朝的军事威胁和打通西域通道建立了不朽功勋，官至骠骑将军、冠军侯，但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24 岁。现存的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母牛舐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 件，另有题铭刻2 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它们以动物形象为主，烘托出霍去病生前战斗生涯的艰苦。霍去病墓石刻群雕在中国雕塑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整个陵墓总体设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在于它打破了汉代以前的雕刻模式，建立了更加成熟的中国式纪念碑雕刻风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图3-2　《马踏匈奴》　作者不详

《马踏匈奴》（图3-2）是整组群雕作品的主体，同时也是这些雕塑所讴歌的主题。雕塑中，作者运用了寓意的手法，用一匹气宇轩昂、傲然屹立的战马来象征这位年轻的将军。它高大、雄健，以胜利者的姿态伫立着，具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势；而另一个象征匈奴的手持弓箭的武士则仰面朝天，被无情地踏在其脚下，显得那样藐小、丑陋，蜷缩着身体进行垂死挣扎。作品风格庄重雄劲，深沉浑厚，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既是古代战场的缩影，也是霍去病赫赫战功的象征。雕塑的外轮廓准确有力，形象生动传神，刀法朴实明快，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是我国陵墓雕刻作品的典范之作。

《跃马》（图3-3），石雕体积与真马相似，马高145 cm，长240 cm。从石雕的形貌可以想象，汉代雕刻家为了克服雕刻工具上的局限，特意从深山中挑选与自己要表现的跃马题材相近的天然石块，作象形雕刻处理。作者从对马的习性观察和体会中把握马的神态，利用原石块的相似状态，以简要概括的手法，雕刻出一匹矫健壮实的马腾起的瞬间形象。其稍侧的头部、倔强的眼神，以及口鼻的处理自然到位，表现出马在跃起时的雄强博大的生命力。马的四肢部分用浮雕形式处理及保留在前腿间与脖颈相连接的自然石材都大大加强了跃马整体的力度。作者灵活运用了圆雕、浮雕和线刻相结合的手法，使作品中的线与面、粗与细、繁与简的对比关系配合得恰到好处，表现出霍去病墓石雕雄厚浑朴的气魄，显示了汉代雕刻家在构思和创作中的才智。

《伏虎》（图3-4），长200 cm，宽84 cm，是霍去病陵墓群雕中一件十分著名的作品。与其他石雕一样，《伏虎》也是利用整块石料因材施艺而成的。在形象刻画上，作者采用了写实手法：石虎沉着地卧在那里，神情机警而威猛；它的四肢强健有力，长长的尾巴卷搭在后背上，仿佛正蓄势待发，准备扑向猎物。雕塑家在处理这块石料时，突出了整体高于一切的思想。伏虎的躯干部分，是自由流动线条和扭曲块面的结合，显然是利用石块本来的起伏变化，并略加雕琢而成的。虎身上的斑纹同样也是顺着石块的天然纹理勾勒而出的。这种手法使得雕像富于节奏感和整体感，给人以千钧一发的感觉。这种稳定的整体造型和充满强劲动感的艺术形象，形成了汉代石刻气魄深沉、宏大的艺术风格。

3.汉代陶俑鉴赏

与墓葬制度联系紧密的俑像，是汉代雕塑艺术的重要门类。与秦代兵马俑相比，汉代俑像则主要塑造的是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在形象上更加生动活泼。

西汉早期的俑像性质和秦代兵马俑相似，但在规格上要比秦俑小得多。汉代沿袭秦的风格，造型比较呆板，主要是用整齐的阵列向人们展示为死者送葬的森严军阵。除此之外也有彩绘女侍俑，模制烧成陶后敷涂色彩，轮廓线条流畅优美，其艺术造型超过了军阵陶俑，富有生活情趣。

汉代俑像种类很多，主要以陶俑为主，另有铜俑、玉俑、石俑、木俑等。陶俑以甘肃、河南、河北的为代表。其中，最受人称赞的是东汉的《说唱俑》（图3-5）。它形象地刻画了说唱者手舞足蹈、充满感情的神态和极富戏剧性的神情，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

图3-3　《跃马》　作者不详

图3-4　《伏虎》　作者不详

图3-5　《说唱俑》　作者不详

铜奔马（图3-6）高34.5 cm，于1969 年在甘肃武威出土，也称“马踏飞燕”。创作者以娴熟精湛的技巧，将奔马所具有的力量和速度融合成充沛流动的气韵，并贯注在昂扬的马首、流线型的身躯和四条刚劲的马腿上。虽然其全身的着力点集中于一足，却完全符合力学平衡的原理，在三维空间达到了“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形妙而有壮气”的完美境界。

4.唐代陶俑鉴赏

陶俑在唐代已普遍流行。由于已经具备了更纯熟的写实能力，并承继了自汉代以来的传统，因而，陶俑表现的范围和能力都有所加强。陶制的人像中有武士（将官和兵士）、文官、妇女、小儿、乐舞人、仆奴、胡人等多种形象，其中尤以妇女和乐舞人的数量最大，其姿态及装扮的变化也最多。

唐代创造的陶俑形象非常广泛地概括了当时的世俗生活，多能生动、真实地表现一定的动作，甚至优美或富有感情内容的姿态，而且能刻画瞬间的动作和神情，如骑在奔驰的马上的妇女，凝视天边若有所思的女侍，那马背上的猎人和他的猎犬好像听了什么声音似的——惊觉中的紧张神情，都刻画得较传神。

唐代陶俑如前代的陶俑一样多敷有彩色，同时也常敷以铅釉。铅釉的颜色最普通的是黄、绿及白色，所以，这种陶器也称为“唐三彩”。此外，还有蓝色或红色铅釉，但较罕见。

5.初唐陵墓石刻鉴赏

西安附近有唐代帝王的陵墓，其属于唐代初期的有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和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陵墓前都有石兽和石柱等，昭陵附近有很多唐太宗亲信大臣的陪葬墓，规模之大为历史所罕见。这些陵墓的石刻装饰是唐代初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品。

昭陵前有六匹马的浮雕，即有名的“昭陵六骏”，表现的是李世民在建立政权的征战中所骑过的爱马，即《青骓》《什伐赤》《特勒骠》《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六骏为半圆雕之高浮雕，表现了马的立、行、奔驰等各种神态（图3-7～图3-12）。

图3-6　《铜奔马》　作者不详

(www.xing528.com)

图3-7　《青骓》　作者不详

图3-8　《什伐赤》　作者不详

图3-9　《特勒骠》　作者不详

图3-10　《飒露紫》　作者不详

图3-11　《拳毛騧》　作者不详

图3-12　《白蹄乌》　作者不详

（二）宗教雕塑鉴赏

1.敦煌莫高窟雕塑鉴赏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 km 处鸣沙山的崖壁上。这里全年日照充足、干燥少雨、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石窟南北长1 600 余m，上下共五层，最高处达50 m。现存洞窟492 个，壁画45 000 余m2，彩塑2 415 身，飞天塑像4 000 余身。莫高窟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与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莫高窟最初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 年），至元代（1271—1368 年）基本结束，其间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使莫高窟成为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艺术为一体，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这些艺术珍品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同时也表现出了历代劳动人民的杰出智慧和非凡成就。

唐代是莫高窟艺术的黄金时代，石窟的开凿和造像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是莫高窟艺术的极盛时期。开凿于初唐的96 窟的弥勒像，高33 m，是莫高窟第一大佛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塑佛之一。开凿于盛唐时期的130 窟的弥勒像，高26 m，是莫高窟的第二大佛像。开凿于中唐的158 窟的卧佛，规模也相当大，而且在艺术上都有杰出的表现。在莫高窟2 400 余身彩塑中，唐代的塑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约占总数的二分之一。这时期的彩塑艺术达到了精妙无比的地步，其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是：气魄宏伟，敷彩绚丽，人物华贵端庄，亲切自然，栩栩如生。

2.云冈石窟雕塑鉴赏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 km 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453 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494 年）之前，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520—525 年）。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1 km，气势恢宏，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 个，大小窟龛252 个，石雕造像51 000 余躯，最大者达17 m，最小者仅几厘米。

云冈石窟历史久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石窟群中，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形象，如佛、菩萨、弟子和护法等；有风格古朴、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刀法娴熟的佛传浮雕；有构图繁复、优美精致的装饰纹样；还有我国古代乐器雕刻，如箜篌、排箫、筚篥和琵琶等，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在雕刻技艺上，云冈石窟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代雕刻艺术的优秀传统，又吸取和融合了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分，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品，是我国雕塑史上重要的一页。

《露天大佛》（图3-13），高13.7 m，战火烧毁檐棚和风蚀使洞前壁崩塌，它从阴暗的深窟中显露于朗朗晴空之下，其刚健雄伟的气势更加突出。露天大佛为结跏趺坐的释迦牟尼佛，身材厚实，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神情平静而脸露笑容，眼神宽宏大量地垂视人间，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之一。

《佛头像》（图3-14），高肉髻，两耳垂肩，细眉长目，鼻子略高，头微垂。此像面容丰瘦适中，五官清晰明朗，形象秀美动人。原色已脱落，略显粗糙的砂岩底质反而更能看出雕工的精湛。这件作品手法质朴，对佛像神情气质的刻画极为成功，祥和冥想的形象使其成为雕塑史上最经典的头像之一。

图3-13　《露天大佛》　作者不详

图3-14　《佛头像》　作者不详

3.龙门石窟雕塑鉴赏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 年）前后，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 余年。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 km，共有97 000 余尊佛像，1 300 多个石窟。现存窟龛2 345 个，题记和碑刻3 600 余品，佛塔50 余座，造像10 万余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 m，最小的仅有2 cm。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极高的艺术造诣。

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窟内造像雕刻精湛，内容题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它以自身系统、独到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 余m。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位时期，于公元675年建成。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的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神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的《卢舍那佛坐像》（图3-15）为龙门石窟的最大佛像，身高17.14 m，头高4 m，耳朵长1.9 m，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做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这尊佛像将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其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图3-15　《卢舍那佛坐像》　作者不详

4.大足石刻鉴赏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距重庆市中心130 m，是主要表现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重庆大足石刻规模宏大，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70 多处，总计10 万多躯。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大足石刻群以佛教造像为主，儒、道教造像并陈，规模之宏大，艺术之精湛，内容之丰富，可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媲美。

《日月观音》（图3-16），又称六臂观音，结跏趺坐金刚座上。宝冠以花草为纹而无璎珞，镂空别致。胸前璎珞或串珠浑圆，或玉佩形，或莲瓣含蕊，或花蕾初绽，繁复对称，雍容华贵。鼻梁高棱，眼帘低垂，神情安详自在，端庄温和。面庞丰满而有弹性，两只上举的手臂圆润细嫩，胜似玉笋，肌肉质感强，实在让人惊叹匠师的雕刻技艺。

图3-16　《日月观音》　作者不详

（三）玉雕鉴赏

玉雕为雕刻中的大宗，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出现了。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的玉龙，尽管造型简洁，但仍然气势夺人。此物具有避邪求神的原始巫术意义。如果说早期的玉雕是人们避邪求神的一种途径，到了宋代，玉雕工艺已蔚然成风，雕刻工艺也日趋优雅精巧。宋代玉雕多以模仿周代和汉代制作的“礼器”及一些装饰物件为主，并在雕刻中巧妙地运用“巧色”工艺，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

明清时期的玉雕工艺可谓鬼斧神工，匠心独具。清代玉器工艺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鼎盛。

《大禹治水图玉山》（图3-17）是一件巨型玉雕，表现的是在重峦叠嶂、古树丛生的山岩陡壁间，开山工人活跃、艰辛的劳动场面，体现了劳动人民战胜自然的情景。

雕刻艺术的出现和发展，给人类的生活中增添了一种静态的美，那些雕刻工艺作品，是被雕刻者所发现的、放大了的现实，是雕刻者“选中”的现实，其产生的效果表现了创作者的价值，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因而在艺术价值之外，雕刻工艺同样还具有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学价值。

图3-17　《大禹治水图玉山》　作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