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汉在新疆考察期间，每到一地就广泛结识各级地方官吏，了解政治、军事、经济、民政、社会、历史等方面情况，马达汉还特别注意考察所经地区少数民族社情民风，专程拜访民族首领或头人，了解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马达汉对卫拉特人游牧地历时四个月的访查也不例外。
马达汉日记中留下记述较多的曾与之交往的卫拉特人有纳生巴图兄弟一家、努木嘎、昭苏圣佑寺主持喇嘛、南路土尔扈特汗王之母。
纳生巴图是马达汉在沙图（今昭苏）认识的卫拉特人。1907年4月5日马达汉首遇沙图“卡伦（哨所）的司令官”纳生巴图及其弟弟，“他弟弟是这里的下级军官。他们俩长得都很俊，修长的个”[1]，他们互赠了礼物，几天后的4月7日，在特克斯河谷一个叫作“哈尔干特的卡尔梅克营地”，马达汉应邀造访了纳生巴图的家——大蒙古包。马达汉在日记中详尽记述了这次难忘的见面：纳生巴图的“毡包搭建在丘陵地的南坡两座小山丘之间，毡包附近的牧场上，八百头牛马和几十只骆驼，证明主人是很富有的。在他的宽大的毡房周围散布着许多小的蒙古包。这都是他的臣民、牧民和其他人住的”。
马达汉被邀请进入主人的大帐篷里。“我走进营帐”，马达汉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见了女主人，两个女儿站在右边毡包的后壁前。”马达汉受到了盛情款待。“晚上，我十分愉快地躺下睡觉……我睡在舒适的毡包里，感觉十分美好。夜，温暖而宁静，我认为这是冬季到来后我度过的最暖和的一个夜晚。”[2]“第二天早晨，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别我的友好的主人和他的家人。”[3]5月10日，马达汉“在卡尔梅克人头领纳生巴图家再次过了一夜”[4]。次日，马达汉参观了纳生巴图的马群，大体有一千五百匹之多。早年曾担任过沙皇副御马官的马达汉，对马匹有特殊的感情，在他的日记中，对此次参观留下了生动记述：“现在阳光明媚，不同毛色的马群点点洒洒地分布在缓缓起伏的绿茵场上。这真是一幅瑰丽的画卷。牝马和小马驹成群地围在种马旁边。我骑马在马群里转了两个小时。这里的牝马有400—500匹，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牧马人来说，这些马谁都愿意买，她们是多么俊美啊！这些牝马沉静而壮实，脖子线条很美，脑袋也许稍微重了点儿，但不乏良种马的气势。尾巴根高高崛起，肚腹长得很好，肌腱壮得无可挑剔。膝盖和肩部还有改进的余地。我看着这么多的牝巴和谐相处，令人欣赏不已。”[5]
5月29日，纳生巴图还在“喀拉苏柯尔克孜营地”专门为马达汉组织了一次士兵操练，对此，马达汉在日记中写道：“远远看上去，队伍很好看，他们带着三面大红旗，上面绣着几个白色的汉字。就近看，士兵根本没有一点儿军人的威严。士兵的年龄参差不齐。马匹很瘦小，喂养得很差，但由于训练的关系，一点儿也不娇惯，完全适应当地的水土环境，是一个良种。中国式的马鞍，分量很重，但很好。马刺主要是吉尔吉斯的。行李放在一个大背包里（‘库尔逊’），挂在马鞍后面……表明士兵特征的，除了枪而外，唯一的标志是一件围裙式的马褂，上面绣着一个方块汉字（兵），外加彩色镶边。他们的装备是小型一发子弹装的毛瑟卡宾枪。其中部分枪上装了打猎用的木架子。枪支保养得极差，不太好使。子弹装在一个或两个皮囊里，拴在束腰的皮带上。纳生巴图让我检阅士兵步行和骑马进行长矛操练。操练情况跟我看到的中国军队的操练一个样。士兵们一手举矛向前，一手托把在后（有时候左右手交换），他们用矛向前刺时，嘴里大喊一声‘杀’，以此增加力量。骑马4人捉对进行同样的刺杀动作。由于缺少弹药，不能进行射击，但我看到两名士兵进行瞄准时的姿势十分别扭。”[6]次日，纳生巴图告别马达汉返回沙图。
马达汉对纳生巴图身份的记述是“沙图卡伦的头头”[7]。相关汉文史籍中尚未查到纳生巴图的记载。从沙图的辖区看，其仍属厄鲁特营左翼上三旗管辖。左翼上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其辖区主要在昭苏县境内的特克斯河以西、察林河、大小霍诺海等地。厄鲁特营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下辖满营、索伦营、察哈尔营、锡伯营、厄鲁特营之一，五营分驻伊犁河两岸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伊犁屏障。厄鲁特营具有驻守卡伦、台站、巡查边防的职能。纳生巴图应是厄鲁特营的一位负责沙图卡伦的官员。
努木嘎是卫拉特老猎人，因陪同马达汉狩猎，两人结下了友情，马达汉在日记、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与努木嘎共猎的美好时光。1907年4月5日，沙图努木嘎首次陪同马达汉狩猎，猎得一只七枝鹿角的马鹿，马达汉大喜过望，称其为“一个出名的卡尔梅克老猎手”[8]，并相约马达汉自固尔扎返特克斯河沙图时再相见。5月12日，当马达汉返回特克斯河谷时，“努木嘎确实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等着我”[9]，之后努木嘎一直陪同马达汉边行边猎，一路走到巴音布鲁克草原。1907年6月28日，马达汉将出发去喀喇沙尔，“努木嘎则与我告别，出发回家到特克斯河谷。努木嘎负责把我自深秋以来猎得的所有动物头颅带到固尔扎。然后由俄国领事通过纳德加公司送到赫尔辛基。当老头拆去他那小小的帐篷并上马准备回特克斯河谷时，我感到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油然而生。这个老练的猎手，以他丰富的经历和仔细周详的考虑，成为我在深山老林的狩猎路上一位不可替代的伴侣。”[10](www.xing528.com)
另一位与马达汉交往的是昭苏圣佑寺（沙图库热喇嘛寺）的主持，马达汉于1907年4月8日和5月10日两度造访圣佑寺，受到了一位60余岁主持喇嘛和他助手的友好接待，他们互赠了礼品，马达汉还为喇嘛们照了相。马达汉在日记中对圣佑寺的建庙历史记述如下：“库热喇嘛寺（圣佑庙）是十年前卡尔梅克人集资建造的。听住持说，原有的古寺叫素摩寺，三十年前被俄国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烧毁了。”[11]让人们感兴趣的是马达汉在日记中对圣佑寺的建筑群和大殿的描述：“寺庙的建筑结构与经常看到庙宇一样：主楼加上两侧较矮的角楼。寺庙后面有一座角楼模样的建筑物。寺庙前面有一座牌楼，大门对着外院开，而外院也有一座牌楼，与前者相对应。外院的前面竖了两根高高的旗杆，旗杆一半的地方都有一个四方的木斗。这两个旗斗是为过往神仙拴马用的。所有建筑物中，都有典型的中国面砖天花板，还有漂亮的向上翘起的屋角和装饰华丽的檩条。许多房子的飞檐上都挂有生铁铸就的风铃，固定在铃舌上的薄铁片在微风中不断晃动，发出一种柔和幽雅的叮咚声。主建筑物构成了一座高大的四方寺庙。”
“走进喇嘛寺，从大门开始有两排红漆圆木廊柱一直通到佛坛，佛坛上站立着十来个菩萨，个个披着已经陈旧了的淡红色袈裟，只能看到部分脸面。佛坛上方挂了一些花花绿绿的旌旗状的画，佛坛前面供奉着盛满米和水的盅碗和金属盆，盆里冒着火苗。引人注目的是，佛坛前和右边还摆放着钹、鼓和大小不同的喇叭，有的喇叭特别大。佛坛左边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则放着一把为寺院住持准备的大座椅，上面铺着毡毯。椅子上放着喇嘛们的僧帽、袈裟、佛杖（锡杖）等诸如之类的东西。两侧墙面上都挂了一排花花绿绿的大幅彩画。尽管如此，寺庙大厅依然给人们留下了凄凉、呆板的印象，没有富丽堂皇的感觉。”[12]1982年和2007年，笔者有幸两次造访昭苏圣佑寺，1982年看到的圣佑寺是“文革”后刚复建的大殿堂，里面空空荡荡。25年后的2007年重访圣佑寺，圣佑寺正在重修，除了建筑群外的脚手架，什么也没看到。笔者认为马达汉百年前对圣佑寺建筑群和大殿内景的传神记述，对今天圣佑寺的整修和保护十分具有参考价值。
马达汉在访查中结识的地位最显贵的人应是南路土尔扈特部的汗王的母亲。当时主政南路土尔扈特部汗王是渥巴锡后裔，第十一世卓里克图汗布彦蒙克。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颁赏布彦蒙克三眼花翎，次年为乾清门御前行走。1907年6月，汗王正在北京，由他母亲代理政务，6月17日马达汉会见了汗王的母亲。
是日下午，马达汉被领进一个高大的红布顶子毡房。“一位35—40岁的标致的卡尔梅克妇女，在毡房里迎着我向前跨了两步。毡包中央放着一个高而窄的木桶，里面盛着‘库米西亚’，一种马奶经过发酵的起泡沫的饮料。靠壁的一张精雕细刻的绿色镀金桌子上摆满了供奉‘布尔汗’（蒙古语佛像之意）的银杯和其他物品，佛像被安置在桌子上方的框架之中。右边是一张高高的架着绣龙帐幔的床。床前的地上放了两个硬垫子叠起来的座位，座位前面放两张小凳子作为桌子。一个座位由王母坐着，她以半欧洲人和半东方人的姿态斜侧着身子；另一个座位被一条翘嘴巴的京巴狗占有。女主人请我在大门左边的一个位子上就座，然后用高贵的银杯请我喝放了盐的奶茶。”[13]经过一番寒暄，马达汉转达了兰司铁博士对汗王的问候后，向王母赠送了一块手表，另外给她外出的女儿、儿子每人一架望远镜。马达汉还表示，为汗王准备了一支来复枪，在去北京的路上遇到汗王时会送给他。会见时，马达汉还为汗王母照了相，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历史瞬间。[14]在南路土尔扈特部访查中，马达汉了解了游牧于此的土尔扈特蒙古现状。土尔扈特部的这块游牧地共有100帐，散布在半平方俄里的三角形草原上，小珠勒都斯河贯穿其中。河的两岸都有高山，卫拉特人称呼的卡尔萨拉乌拉山脉从东北走向西南，其中达吉特达坂从东偏东北走向西偏西南，巴音布鲁克乌拉则从东走向西。巴音布鲁克山是东西走向的，是一座从小珠勒都斯山分出来的山丘。卫拉特人祈祷的地方就在巴音布鲁克最高的山冈上，人们远远可以看到那里竖着许多旗杆和飘着的彩带。在这里喇嘛寺管辖的毡包共有20帐。每座喇嘛寺包括两个毡包，前帐做大厅，后帐做佛宫。最重要的喇嘛寺都经过装饰，像汗王廷帐那样，用红布盖顶。喇嘛寺是土尔扈特人最神圣的地方，约有100名喇嘛在这里供职。从神圣的殿堂里发出的神秘而感人的乐声远远地传入草原上的每座毡包之内，表明喇嘛寺在向佛祈祷，保佑汗王和他的族人平安。
马达汉在访查时，对18世纪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历史也进行了追寻。马达汉曾向土尔扈特老人、官员、喇嘛询问关于土尔扈特人祖先东归的历史，但得到的回答，大都是“听说过土尔扈特人从俄国伏尔加河畔逃亡的事，但不知道逃亡的原因、时间和历程”[15]，“只有一丁点模糊的概念，就是说他的百姓曾经在那里住过”[16]，“讲不出详细的情节”[17]。尽管如此，马达汉还是对18世纪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有了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马达汉在回忆录中做了如下概括：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人“最终在俄国的伏尔加河下游草原找到了安顿之地。尽管这支部族处在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包围之中，但他们坚持信奉佛教并崇拜达赖喇嘛。出于对西藏的忠诚加上俄国实行的压制政府，土尔扈特人于1771年开始出发，带着他们大量的牛马牧群，进行了逃亡中国的旅程。大部分逃亡者倒在了长途跋涉之中，一部分原因是精疲力竭而死，另一部分原因是在与追赶的哥萨克兵战斗中丧命的。幸存者散居在中国的不同地方，其中裕勒都斯谷地是其定居点之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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