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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历史文化概览:商周时期濮人源流

时间:2023-08-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商周时期,澧水流域为土著居民濮人与外来民族商人、巴人、楚人杂居。濮人是商周时期以汉水流域及其南部澧水流域为中心定居的土著民族,创造了以釜和鼎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从澧水流域土家地区发现的商周时代文物看,澧水流域土著居民族属应为“濮人”。证明西周晚期濮地尚未纳入楚国版图,故能保护楚国王室流亡者。濮人文化对土家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土家文化含有濮人文化因子。

张家界市历史文化概览:商周时期濮人源流

商周时期,澧水流域为土著居民濮人与外来民族商人、巴人、楚人杂居。濮人是商周时期以汉水流域及其南部澧水流域为中心定居的土著民族,创造了以釜和鼎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殷商甲骨文有多处商朝讨伐濮人的记载,濮人不堪商朝民族压迫,被迫向南迁徙,并与周人结盟。据《史记》载:公元前1066年,濮人等南方8个古代民族参加武王伐纣灭商的牧野之战。《逸周书》又载:“(周)成王之会……卜(濮)人以丹(朱)砂。”濮人向周朝称臣纳贡,周、濮关系相对缓和。汉代孔安国曰:“庸、濮在江汉之南。”西周时期,江汉一带濮人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百濮”,成为南方最大的部落联盟。汉代扬雄在《蜀都赋》中写道:“东有巴賨,绵亘百濮。”濮人没有建立国家,社会组织是部落、部族。晋代杜预在《左传释例》中说:“楚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清代王鸣盛在《尚书后案》中也说:“湖南辰州实古濮人地。”黄尚明在《从考古学看先秦时期濮人的迁徙》一文中提出:湘西北的釜、鼎文化圈与古代文献记载的“百濮”地望相符,创造土著文化的民族实属上古“濮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何介钧在《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一文中指出:“濮人应该是在巴人到来之前土家族地区最早的居民,濮人是土家族地区的土著民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柴焕波在《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一书中说:“土家族是一个复合的民族,其底层土著居民可追溯到上古的濮人。”

从澧水流域土家地区发现的商周时代文物看,澧水流域土著居民族属应为“濮人”。1958年,石门县皂市镇十家坪村皂市上层商代中期遗址出土陶器花边圈足碗、喇叭形柄豆、平底喇叭口罐、联裆鬲、扁平足鼎、大圈足盆、大口缸、釜等本地土著文化遗物,还出土箭镞、鱼钩、铲、锥、凿、簪等本地青铜器和溶铜炉、铜渣遗迹以及冶铜坩埚残片、石范,证明澧水流域早在商代已经进入“铜器时代”。王宏在《试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与族属》一文中提出:“皂市中层文化”为“濮文化”。1988年,桑植县朱家台龚家坟山商代遗址发掘土著先民建筑基址,出土釜、缸、鬲、豆和夹砂卷沿平底罐等陶器。陶罐腹部刻蚕纹一周,以弦纹、水波纹饰于平底罐的领部是其特色。桑植县朱家台遗址是以陶罐、陶釜、陶豆、陶鼎和矮粗颈壶为代表的濮人遗存,是没受到中原地区商周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是全国独有的土著文化类型。朱家台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少量为红陶和黑陶;器形以平底罐为主,其次是釜、豆和缸残片。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一书中明确指出:“朱家台文化的族属是濮人。”慈利县江垭镇柳枝坪遗址发现商代土著文化遗址出土罐和钵等陶器。慈利县象市镇大田商代土著文化遗址出土鼎和盆等陶器。慈利县零阳镇北岗村商代遗址出土釜、罐和盆等陶器。2004年,石门县壶瓶山镇平东村火炼尖山平东遗址出土商周时期的鼎、罐、盘和豆等陶器,证明在海拔千米的壶瓶山区也有古代濮人活动。(www.xing528.com)

濮人是澧水流域最早出现在历史文献的土著先民,是土家族的主要源头。《辞海》说:“濮,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民族名。殷周时代分布于江汉以南。春秋以后渐散于今湖南省西北部澧、沅二水流域。”公元前822年,楚国国君熊霜去世以后,他的三个弟弟争立王位。《史记·楚世家》记载了王室争位结果:“仲雪死,叔(熊)湛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证明西周晚期濮地尚未纳入楚国版图,故能保护楚国王室流亡者。春秋初年,楚君蚡冒开始讨伐濮族,即《国语》载“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熊通率兵进攻濮族,占领濮地,迫使濮人迁到澧水流域,即《史记》载“(楚武王)三十七年……始开濮地而有之”。周景王二十二年(前523年),楚平王率舟师自长江入澧水,打败濮族。之后,迁入武陵山区的濮人保持本民族特征,留下包含濮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澧水流域濮人与巴人融合以后,经过数百年变迁,逐渐演变成为秦汉时期土家先民“武陵蛮”的一部分。何介钧专家在《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中认为:“先秦时期在湖南地区居住和活动的主要有越、楚和濮三个大的族群,另外还有巴……先秦时代,沅、澧流域最早的居民是濮人,继为巴人,再为楚人、越人。”谢心宁认为:土家族渊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濮人,是古代土著人的后裔,这些土著人族属就是古代濮人。徐中舒在《巴蜀文化续论》一书中提出了土家族族源的“濮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也于2009年出版的《土家族简史》提出了“濮人说”。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中也提出:“土家族源于古代的濮人,其古代生产方式为渔猎,以虎为主要图腾。”春秋战国时期,濮人铸造的宽格青铜剑具有地方特色,呈梯形,剑与茎合铸。宽格铜剑和豆、壶陶器同出是战国濮人墓的标志。1981年,慈利县官地黄牛岗战国墓出土的无首扁茎宽格铜剑,与保靖县四方城战国墓出土的8件宽格铜剑相似,均为土著“濮人”铸造的兵器。2001年,张家界市文物局专家在张家界市城区三角坪对菜籽湾战国墓葬进行发掘。其中,M12墓葬出土扁茎宽格铜剑、铜带钩、铜饰件等濮人铜器和陶壶、陶钵、陶豆等陶器,为战国早期土著濮人墓葬。永定区大桥街道办事处且住岗居委会野猫沟战国濮人墓葬出土的扁茎宽格铜剑刻有铭文12字,为全国罕见。此外另有战国原始青瓷罐等国家一级文物4件。桑植县朱家台战国墓共有25座,出土68件随葬品,包括陶器61件,铜器、铁器及琉璃器各2件。桑植县朱家台战国墓中有4座濮人墓,其特点是墓中多出陶豆。器物既反映以濮文化为基调,又吸收巴文化和楚文化的因素。桑植县龙潭坪镇、永定区王家坪镇和慈利县高桥镇、龙潭河镇、溪口镇、甘堰土家族乡和石门县所街乡、城关镇等乡(镇)发现族属为濮人的崖墓葬(又名悬棺葬)100多穴。濮人文化对土家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土家文化含有濮人文化因子。古代濮人民居为“干栏”房,澧水流域保留许多土家族转角楼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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