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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史话之八塔台、横大路文化

时间:2023-08-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八塔台墓地在埋葬制度上较为特殊,目前仅限于麒麟区的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发现,不见于滇池地区的滇文化中。中原地区常见的铜釜、鍪、钱币、铜镜、带钩和铁剑、铁斧、铁环首刀、铁凿等在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四期中也有大量出土,这是中原文化的传入,甚至是器物的直接输入所致。

曲靖史话之八塔台、横大路文化

说到曲靖文化,我们常会津津乐道地谈到盘江流域古老而悠久的农耕文化,爨氏统治南中四百年创造的“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爨文化,兴于元、盛于明、衰于清的土司文化,元明清时期的屯军文化,被誉为“滇南铜都”会泽的铜商文化,地处中国第三大河流源头形成的珠江源文化,以及曲靖作为“滇东门户、入滇锁钥”所形成的关隘文化、锁钥文化等等。是的,这些都是曲靖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它们共同构筑并辉煌了曲靖历史文化的天空。

那么,在有文字记载以前,生活在曲靖的先民们,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有没有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地域文化,让古老的曲靖与周边地区既相联系,又独具特色?

1977年秋天,麒麟区珠街三源村委员会董家村的村民像往常一样在地里取土烧砖,无意间在土里发现几件铜器,这个件事在曲靖引起了轰动。曲靖地区文化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上报了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当年11月,省文物工作队驻进董家村,开始对一号墓、二号墓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关于八塔台,当地老百姓一代代口口相传,说这是当年诸葛亮南征时练兵的8个指挥台。这在清代咸丰二年(1852)编撰的《南宁县志》中有记载。

八塔台古墓群地处曲靖盆地东北部丘陵地带,位于麒麟区珠街街道办事处三源村委员会董家村,由8个彼此相连而又相对独立的大土堆组成,现存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各个时期的墓葬层层叠压,形成高出地表10多米的8个大小不等的圆形、椭圆形土堆,是云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墓地规模较大,叠压打破关系十分复杂的重要古墓葬群。其青铜时代墓葬年代始于春秋早期,延续至西汉,到南宋后期又开始作为火葬墓地使用直至明末。墓地沿用时间长达1200年左右,几乎是曲靖地区的一部简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1977年至1982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对一号堆、二号堆进行了七次发掘,其中一号堆清理墓葬5座,二号堆清理竖穴土坑墓353座、火葬墓304座,出土器物计2000余件。青铜墓葬主要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玉器,其中青铜器数量较多,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钱币、印玺等。考古专家根据随葬品组合、形态的演变情况,将八塔台墓地青铜时代的墓葬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战国至西汉早期、汉武帝征服云南以后至王莽时期四期。

八塔台古墓群出土器物较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随葬品中出土了铸范,为青铜器本地制造,提供了直接证据。表明曲靖的先民们已经能生产制造出精美、繁缛的青铜装饰品。玉器原料和弃料的发现,说明他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玉器等加工工艺较为复杂和尖端的技术”。[4]

越州横大路出土文物春秋时期的三足陶鼎

1997年12月文物部对地处曲靖盆地南部丘陵地带,隶属于麒麟区越州镇横大路村的横大路古墓群西端遭破坏部分进行发掘,出土器物近500件,其中青铜器有戈、剑、矛、削、扣饰、环、手镯、针形器;陶器有鼎、罐、豆、尊、盘等;其他金、木玦、石器有金针、木手镯、玉玦、砺石、管珠、骨片等物。(www.xing528.com)

八塔台与横大路古墓群的文化特征、出土器物、墓地的形成过程及年代都非常相似。墓地出土的器物与滇中地区青铜时代墓地所出有许多相同之处,部分器物的形制风格甚至完全相同。其中陶器的基本组合鼎、罐、盘,罐和盘都是滇中地区的流行器物,在滇池周围的上马村、大团山、羊甫头、呈贡天子庙、石碑村等墓地和玉溪刺桐关遗址都有较多发现;出土的青铜器也在滇中地区有较多的发现。这些相同的文化因素,充分反映了八塔台、横大路与滇中地区青铜时代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八塔台墓地在埋葬制度上较为特殊,目前仅限于麒麟区的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发现,不见于滇池地区的滇文化中。其次,就出土器物来说,三足陶鼎、铜铍等也不见于滇池地区的滇文化,而滇文化中常见的锄、锸、贮贝器、雕像杖首等铜器在曲靖八塔台等地也未见出土,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征。以青铜铍作为常见兵器,圆形扣饰中以虎、狐等作为要题材,常见昆虫纹双角泡饰等特点,为本地区所独有,体现了强烈的地域性文化特点。

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古墓群邻近贵州,与黔西、黔西北青铜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最典型的是威宁中水汉墓,出土的青铜器近似于八塔台与横大路,但中水汉墓出土的陶器则与八塔台与横大路所出截然不同,这些相近的文化因素反映了相邻地区古人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原地区常见的铜釜、鍪、钱币、铜镜、带钩和铁剑、铁斧、铁环首刀、铁凿等在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四期中也有大量出土,这是中原文化的传入,甚至是器物的直接输入所致。墓葬中所见的积炭制度、泡饰中的玄武造型、日光镜上“见日之光,长无相忘”铭文等反映的则不是简单的器物外在形态的输入,而是中原地区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经被认同的结果。

“八塔台与横大路同处一个地理单元,两地相距约30千米,均处在南盘江两岸的地势相对较高的台地上。其葬丧习俗完全一致,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也大体相近,因此判断其为同一种考古学文化。”[5]

那么,八塔台与横大路古墓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主人是谁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6]从地望和文化面貌上来看,其族属应该就是“劳浸、靡莫”。

生活在劳浸、靡莫大地上,同属“靡莫之属”的人们,部族成员之间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纽带,在社会地位与财富占用上存在一定差距,但内部分化不是很明显。他们“人皆魋结左衽”,把发髻梳成椎状,衣襟向左;过着“耕田,有邑聚”的农耕生活,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较为发达,能够制作陶器,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加工玉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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