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至18世纪，中西双方之间展开大规模文化交流，范围涉及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从建筑领域来看，中国的园林艺术、家具、瓷器等造型工艺对西方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中国艺术风格。具体表现在西方的建筑、园林、室内装饰带有明显的中国元素，法国、英国最先引领潮流，逐渐席卷其他欧洲国家。传教士早已注意中国建筑的个性特点，德国耶稣会士基尔歇的《中国图说》有介绍独具特色的中国建筑插图。尽管欧洲建筑艺术历史悠久，但17世纪人们已经厌倦古典主义的刻板风格，此时从中国传来精巧雅致的园林艺术，使欧洲人耳目一新，很快群起仿效。西方在18世纪出现了“洛可可”艺术和自由布局的“自然风景园”、“英中式”园林。[37]
洛可可风格中的假山堆砌，源自中国园林艺术。欧洲的室内装饰、家具、园林设计不断添加表现具有中国风格的元素，打破了以往文艺复兴时期刻板的巴洛克风格，向活泼欢快、自由奔放的洛可可风转变，挣脱透视法的传统束缚，线条讲究流畅自然，追求淡雅纤巧、奇幻飘逸的格调。[38]欧洲人之所以欣赏中国建筑风格，是因为中国建筑的典雅和精致。中国皇家园林的建筑特色尤其吸引西方人，“一是广大，它们面积和那居住十来万人的法国城市第戎不相上下；二是繁复，那里有多少宫殿，多少假山，多少河道，多少桥梁，多少游廊，一个接一个；三是多样化，布置虽多，但是没有两个是同一式样的，真是千变万化，目不暇接；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不对称美，欧洲建筑总要讲究对称，北京城内的宫殿差不多也是这样。但是，御花园情况不同，在那里风物之美，不是在于对称，而是恰恰在于不对称”。[39]
1688年，《东西印度及中国的公私园囿》一书在纽伦堡出版，该书是最早关于东方建筑的专著，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造园艺术的普遍关注。[40]马国贤（1682—1745年）在回忆录中描述说：“我们欧洲人寻求用艺术来排除自然，铲平山丘，干涸湖水，砍倒树木，把曲径拉成笔直的道路，花大钱建造喷泉，栽种成排的鲜花。中国人则相反，用艺术的方法，努力地模仿自然。所以在这些园林中，有假山里的迷宫，很多条幽径和小路横断交叉，有的直，有的曲；地势有的平缓，有的如同陵谷。一些其他的路径跨越小桥，另一些用石块和贝壳铺成的小路则通到山顶。湖里面点缀着小岛，岛上建有小型的怡然亭，要靠渡船和桥梁才能上去。”[41]
中国园林艺术传入英国。英中园林以中式亭台、带回栏的小桥为标志，惯用回纹、吊铃、游龙等中国元素，但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在造园理念上对自然而非规则的推崇、对情感而非理性的欣赏，就来自中国古典园林的启发。[42]18世纪英国著名建筑家威廉·钱伯斯（1723—1796年）爵士曾多次在中国广州居住，参观了广州不少著名建筑，包括行商的花园和豪宅，绘制了这些建筑素描和建筑测绘图。1757年，他用英文和法文同时出版了专著《中国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家庭用具设计图册》，向西方介绍中国风格的园林设计，其中的插图即源自他在广州绘制的图片。1772年，他在出版《论东方园林》一书中说：“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确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像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他在伦敦西郊泰晤士河畔为肯特伯爵建造了丘园，包括“垒石为假山，小涧曲折绕其下，茂林浓荫；湖畔矗立十六丈高之塔，凡九层，塔檐有龙为饰。塔侧有类似小亭之孔子庙，杂以其他国家及其他宗教之装饰，惟雕栏与窗棂为中国式”。[43]丘园一度成为欧洲著名园林，1841年后开辟为英国皇家植物园，至今仍迎接着世界各地游客。
值得注意的是丘园中的中国宝塔，原型为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该塔最早出现在17世纪荷兰人约翰·尼尔霍夫所撰《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访大清帝国记闻》中的自绘塔图。钱伯斯并未到过南京，他可能受到尼尔霍夫的影响。丘园成为18世纪欧洲“中国风”的最佳范本，此时中国风在英国达到高潮。[44](www.xing528.com)
中国园林艺术传入法国。乾隆时法国耶稣会士王致诚（1702—1768年）曾参与圆明园设计，他也是宫廷画师。1743年11月，他在欧洲发表介绍圆明园建筑艺术特色的一封信，“这是人间的天堂。水池的砌法完全是自然的，不像我们那样，要在四周砌上用墨线切割成的整齐石块，它们错落有致地排放着，其艺术造诣之高，使人误以为那就是大自然的杰作。河流或宽或窄，迂回曲折，如同被天然的丘石所萦绕。两岸种植着鲜花，花枝从石缝中挣扎出来，就像天生如此。”[45]王致诚的信被英国多家期刊转载，1749年《耶稣会士书简集》刊登此信，中国建筑艺术愈加引起西方关注。此后王致诚将40幅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图景副本寄回法国，在欧洲产生较大反响。18世纪70年代，法国路易十四为其情妇蒙特庞夫人建造的凡尔赛特里亚农宫位于巴黎近郊，建筑样式就依据南京报恩寺素描资料。特里亚农宫设计有假山、岩洞、拱桥、曲溪、小径等，带有明显的中国元素。很快，具有中国风格的园林在法国成为时尚。
中国园林艺术在18世纪也传入德国。1773年，德国出版温塞《中国园林论》一书，盛赞中国园林艺术是世界的模范。德国人在波茨坦建造的逍遥宫采用中国式屋顶，并在屋檐外塑造中国人物雕塑。1776年歌德在他的伊尔姆河畔别墅建造了一间中国式的用苔藓覆盖的小屋。歌德参与设计的魏玛公园也建有中国式的拱桥和亭子。此后，波茨坦的无忧宫、慕尼黑的英国花园、勃兰登堡的中英花园、但泽附近的奥利娃公园先后建起了中国式园林。德国的卡赛尔伯爵还建造了一座“木兰村”，内有中国式农舍、寺庙、宝塔、水榭等，村中一条小溪取名“吴江”。[46]
1753年，瑞士开始建造“中国宫”。这是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里德里克赠送给王后露维莎·欧瑞卡的生日礼物，位于斯德哥尔摩市郊，具有东方建筑的典雅风格。1866年，第一次随团出使欧洲的19岁中国青年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载了中国宫的面貌：“忽见中国房一所，恍如归帆故里，急趋视之。正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屋内槅扇装修，悉如华式。四壁悬草书楹帖，以及山水、花卉条幅；更有许多中华器皿，如案上置珊瑚顶戴、鱼皮小刀、蓝瓷酒杯等物，询之皆运自广东。房名‘吉纳’，即瑞言中华也。”[47]中国宫的建造过程、建筑风格、室内装饰等，体现出18世纪欧洲中国趣味的旨趣和特点，正是中国趣味时尚的最佳表现。这座中国宫一直保存至今，成为18世纪瑞典“中国趣味”的重要标本及欧洲中国式造园艺术的杰出代表，更是中瑞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迹。[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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