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正值欧美诸国重商主义急速发展。西方国家为了拓展与东方诸国的贸易，纷纷建立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的建立，标志着“地理大发现”以来，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所控制的国际海上贸易的垄断权被打破，英国的崛起逐渐取得了国际航海贸易的主权。中国巨大的市场以及茶叶、丝绸、瓷器吸引无数欧美商人来华，英国、美国、荷兰、法国等国与清王朝建立贸易关系，被允许在广州建立商馆。清朝来华的欧美商人有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美国、秘鲁、墨西哥等诸国，几乎所有的欧美主要国家都参与对华贸易。则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英国
英国人来中国进行商船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崇祯年间首次来广州，企图与中国建立直接的通商关系。明清易代后，英国人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再派商船来到广东，受到葡萄牙人排挤而无收获。康熙初年，英国人沿海北上到达台湾海峡，英国商人得以与郑成功进行贸易。康熙九年（1670年），英国商船“万丹”与“珍珠”号抵达厦门。康熙十五年（1676年），英国人在厦门建立第一所商馆。[72]此时因海禁原因，中英贸易规模并不大。与此同时，康熙前期，英国“与法国打了两仗，与西班牙打了一仗，与荷兰打了三仗，还有两次内战，以及联邦政府和王朝的更迭等等”，[73]导致英国商贸规模的收缩，直接影响了其对东方的贸易活动。“自英吉利至中国，水程数万里，舟行约半年余。船式夹板，头尖尾大，篷桅随风逐栉增减，与中国殊，随逆风亦可戗驶。船舱极深，梯级上下凡三层，船底夹帮、双板涂灌松脂、柏子油，坚硬若铁，能敌风浪。往来于广东澳门、福建厦门间”。[74]
广州在清代中外商贸的重要地位，成为英国商人到广州通商的梦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一艘名为“麦士里菲尔德”号的英国商船驶入广州。此时，清朝的海禁政策已经结束，粤海关作为处理西洋各国贸易的机构在广州设立，中英之间的贸易已经成熟。“麦士里菲尔德”号与十三行行商洪顺官联系，由洪顺官代缴关税，帮助英国商船销售货物。自此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断派遣商船前往广州。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人在广州开设了第一家商馆，到广州贸易的英国船明显增多，雍正三年（1725年）有三艘英国商船来广州，“所载俱係黑铅、番钱、哆啰、咇叽等货”。[75]雍正六年（1728年）又有“英吉黎国大洋船二只、小洋船一只，系海味、药材、胡椒、檀香、哔叽等项货物，并带有置货银两”。[76]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广州的17艘欧洲商船中，英国有9艘。[77]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入广州的欧美商船共59艘，其中英国占46艘，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入广州的欧美商船共62艘，其中英国商船占54艘。[78]
广州是当时最主要的外贸交易地，但某些商品如生丝、茶叶等都需从江浙等地转运而来，加之行商的垄断，无形间增加了外商采购的成本。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英国商人试图沿海路北上，直接与商品原产地沟通。乾隆年间，英国多次派人前往宁波进行贸易，并企图建立长期的贸易商馆，这种情形并不被清廷认可。乾隆二十二年广州一口通商，英国商人与其他国家的商人一起被限定在广州贸易。在来华欧美商船中，英国商船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一口通商政策的实施，来到广州贸易的各大洲商船数量逐渐增多。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六十年（1757—1795年）38年间，在粤海关报备的外国商船达1398艘，嘉庆元年至道光十八年（1796—1838年）42年间，增至4000艘左右，增加近3倍。[79]其中嘉庆年间，进入广州的欧美商船平均每年76.2艘，道光前期（1821—1830年），每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约在一百余只、二百只不等”。[80]其中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十七年（1837年）五月二十九日，外国商船进广州港的数量达到412艘。[81]
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到广州进行贸易，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向来各国夷船来广贸易，皆各备资本，自行货买，唯英吉利国设有公班衙发船来广贸易，名曰公司，船设立大班、二班、三班等，在粤管理贸易事务，该国来粤夷商水手及所属港脚等国来粤，均由大班管束，是以事有专责，历久相安”。[82]道光十四年（1834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负责英国的对华贸易。此后，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贸易垄断权力，到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大多是自由商人，即史料中所说的“港脚商人”。中英之间贸易人数与货物种类也日渐增多。据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二十日，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
旋据洋商伍绍荣等禀称，商等充当洋行，凡夷船入黄埔关口，始归商等管理，遵照章程，取具该船并无夹带鸦片字据，保商甘结，方准开舱。商等断不敢以身试法，代人说合私买鸦片，但外洋四通八达，或沿海奸民勾串与贩，在所不免。商等实无从查确，至保顺夷馆，并无住有马骨治其人，惟查顿、颠地、单拿、挖文均系港脚人，轩尔吐系英吉利人，俱已来粤十年，或六七年，又化林治、打打罢均系港脚人，噶唔系美利坚国人，化林治于上年来粤，打打罢、噶唔均于本年来粤，分住省城各夷馆。询据各该夷等信称，伊等向俱安分贸易，并无夹带纹银，串卖鸦片，收银给单情事，查出情甘坐罪，但货船多寡不同，交易迟速亦异，伊挖文请于本年年底回帆。[83]
道光十九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通过调查后指出：“查奸夷查喳噸，系英吉利国所属之港脚人，盘踞粤省夷馆历二十年之久，混号‘铁头老鼠’，与汉奸积惯串通，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人为祸首。伊仅系夷中之一奸贩，并非该国有职之人，只以狡黠性成，转恃天朝柔远之经，为伊护符之计。其因售私，以致巨富，人所共知。”[84]
（二）美国
美国独立之前，属英国殖民地，时北美盛产的人参，即所谓“西洋参”，已经间接被运到中国市场。然而，美国同中国的真正贸易关系是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开始。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是美国脱离英国独立的第二年，美国人约翰·格林指挥的“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出发，其路线是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过印度最终抵达中国，这是对美国外交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航行，为拓展美国的商业空间提供契机。[85]“中国皇后”号历经6个月，抵达澳门，遵循“所有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在古老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暂停”，按规定取得“海关船牌”，[86]才能最终抵达广州黄埔。当时的船员称，“我们是第一艘访问中国的美国商船，中国人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区分英国人和我们。他们把我们称‘新人’，通过地图，我们向他们介绍了美国的疆域、现状和呈增长趋势的人口。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产品能够开拓一个如此大的市场时，显得特别高兴”。[87]美国商人联系到同文行行商潘振成，作为“中国皇后”号的担保人。在潘振成的帮助下，美国商船销售了所载的西洋参、胡椒、棉花、皮草、铅等物品，并采购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棉布等，于同年从广州返航。
中美之间商船的首航成功，让美国人看到了通航后的巨大利润。美国商人纷纷投资中美贸易，各类商船接踵而来。美国来华贸易虽比其他欧美国家较晚，但其对华贸易发展极为迅速。到19世纪初，已经位居第二，仅次于英国。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三〇《列传六十三》记载，美国商船“近年来舶甚多，几与英吉利相埓。其舶较他国差小，随时可至，非如他国必八九月始能抵口，所以来舶较多”。仅乾隆五十四（1789年）、五十五（1790年）年贸易季节的季初，来华停泊在广州港的美国商船就有13艘。详见下表：
1789—1790年贸易季初到达广州的美国船只数量例举表[88]
随着中美贸易的顺畅，美国商船频繁往返于中国，除了直接将西洋参等美洲货物直接运往中国进行交易外，还采取转口贸易，载运本国产品至欧洲销售或在欧洲各地进行转运贸易，获得西班牙银元，再载运这些银元赴广州采购茶叶、丝绸、土布等返航，“美国的贸易也是在一种三角基础上进行的。美国产品运往欧洲，在那里脱售；然后把所得的西班牙银元运回美国，转送到中国，要不然这只船就在欧洲各口岸间从事于转运贸易一个时期，这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对于中立国商人是很有利的，直等它积成了足够另一笔数目的西班牙银元，再带着钱驶往广州；在这三角的第三条边上，便是把茶、丝织品和南京棉布从广州运往美国”。[89]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后，至鸦片战争前夕的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美国各港口抵达广州进行贸易的商船约有近千艘。美国在中国对欧美各国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
道光元年（1821年），在广州珠江水面还发生了美国商人与广州买卖水果妇人发生冲突，而引发了中美之间的冲突。美国船“急庇仑号”水手德兰诺瓦在向河面上的郭梁氏购买蕉子、橙子时，与郭梁氏用英语讨价还价，最后发生争闹。德兰诺瓦“恐夷商船主听闻斥责，一时情急顺取船上瓦坛，从上掷下，瓦坛底棱打破郭梁氏头戴篛帽，伤及偏右，翻跌落河”，营救不急而身亡。[90]广东官府鉴于“事关夷人伤毙内地民命，岂能稍任颟顸，当将认保洋商黎光远、通事蔡懋一并收禁县监，并咨会粵海关将美国在粵货船全行封舱，暂禁贸易，俟交出凶夷”。[91](www.xing528.com)
（三）荷兰
荷兰人因头发红色，广东人称之为红毛番、红毛夷。从明末开始，荷兰就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港建立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顺治十年（1653年），荷兰遣使抵达广州，向清政府提出进贡并贸易的请求，他们给顺治皇帝写信说：“我等系以交易为生者，到处寻地方居住。近至广海，初在北港，着人前去做交易的勾当，不料做不成回来，说若要成，须差人到北京大主之前。今特差二人有年纪者，一名伯多罗俄也，一名雅哥伯克斯，代我众人奉贺朝廷新得天下，并贡礼物，料来不至虚我之望也。”[92]顺治十二年（1655年），“荷兰入贡，降敕奖赉，定八年一次来朝，员役毋过百人，令二十人到京，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卖”。[93]
康熙年间，荷兰人在清廷收复台湾的过程中支持过清廷，因此获得中荷贸易的特许，但此时荷兰人尚未直接到广州经商，此时主要通过巴达维亚同中国进行间接贸易。时闽粤海商常年载货到巴达维亚进行贸易，荷兰商人在巴达维业采购这些商船上的货物，有时亦从来自澳门的葡萄牙船购买中国货物，将这些货物转运至荷兰或其他欧洲国家，扮演“海上马车夫”的角色。当时，西方商人采购中国的商品以茶叶与丝织品为大宗，荷兰人逐渐意识到在转手采买的过程中获利较少，因此要求直接与广州开展贸易。在康熙开海后，荷兰人到达广州，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八月，“吾等在广东（广州）时，一艘英国船入港，据说还有二艘要来。吾船启航之际，见一艘入港之荷兰船正鸣炮，估计尚有三艘荷兰船到广东，请求上北京纳贡”。[94]
雍正六年（1728年），荷兰商船“科克斯霍恩”号装载大量银元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经过近一年的航行抵达广州，并在广州建立了荷兰商馆，与行商签订了第一批购买茶叶合同。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每年派一艘商船到广州直接贸易，中荷贸易渠道被打开。但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因荷兰本国并没有中国需要的如西洋参之类的商品，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的商船携带大量白银航海到广州。雍正十三年（1735年），荷兰方面决定停止与广州的直接贸易，改由巴达维亚派船与广州行商进行商贸活动。
荷兰自广州输出的商货，以茶叶为最多，其次是绸缎，再次是白铜。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在乾隆年间增长最快，当时的总进口量已提高到350万磅。荷兰输往广州的商货以胡椒为大宗，其次为锡，再次为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中国皇后”号船员回忆说：“荷兰人通过他们在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和在印度的一些殖民点的资源，至少能够像其他国家的商人一样机会均等地与中国贸易。”[95]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就有四艘荷兰商船来华，其采购中国丝织品的比重仅次于英国，位居其他欧美国家采购量第二位。[96]
另外，荷兰商人采购大黄的数量也较其他国家为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广东巡抚图萨布上书称：“据各行通商事等禀称，大黄素非粤产，系由川、陕等处贩运来粤。因番夷散处炎方，向来售运内荷兰、佛朗西、瑞典、丹麦等国买用较多，英吉利、美利坚、吕宋等国买用较少，常年约销售六七万斤，多至十余万斤不等。”[97]当时在广州购买大黄的外国商人，以荷兰、法国、瑞典、丹麦等国家最多，反而英国、美国购买量不及这几个国家。而荷兰商船的数量较靠前，“一七五一年，在黄埔有九艘英国船，四艘荷兰船，二艘法国船，一艘丹麦船和一艘瑞典船，总数十八艘。四十年后，在一七八九年，那里有六十一艘英国船（二十一艘公司船和四十艘散船），十五艘美国船，五艘荷兰船，一艘法国船，一艘丹麦船和三艘葡萄牙船，总数八十六艘”。[98]
一口通商时期，各国因与广州贸易，均在广东官府指定的珠江岸边建立商馆，荷兰馆属较早建立商馆的国家，而且商馆的房间数量也属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座商馆都包括许多相连的房屋，一间接一间，中间由狭窄的空地或院落相隔开来，商馆由南向北伸延。前面的称为一号，后面的称为二号、三号，以此类推，几乎全部是三层楼的房子。当时房屋数目最少的是美国馆，最多是丹麦馆和荷兰馆，分别占七间和八间房屋”。[99]
（四）法国
法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自明末开始已通过澳门进行，但并不能进入广州交易。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两广总督佟养甲上奏说：“法兰西国人明季寓居壕境澳，与粤商互市。后因阑入省会，遂饬禁止。请嗣后仍准番舶通市，上从之。自是，每岁通市不绝，惟禁入省会耳。”[100]康熙三年（1664年），法国组建了东印度公司，企图通过公司进行中法间贸易。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国商船“安绯得里底”号抵达广州，并允许在广州设置商馆。自此，中法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得以顺利展开。为了对华贸易之便，法国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再次组建“中国公司”，专门负责与中国贸易事宜，每年派船只驶往广州。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成立“皇家中国贸易公司”，继续负责对华贸易。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该公司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合并。
从康熙年间伊始，至鸦片战争前，法国商船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并不算很大，每年最多派七八艘商船往广州，少时仅有一二艘。曾经跟着商船进入广州的一名法国人记载说：
珠江是广州与外国人进行商业往来的唯一通道。……欧洲的船只每年把产品运往法国，同时带回精致的商品进行交换。大量的商品使中国这条河流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河道之一。……在到达广州前六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地各式各样的船只在来来往往，其中可以看到一些轻快的帆船，以及一些构造精良的汽船，载运着英国人和美国人。我们从黄埔启程后不久，周围的小型的舢板、快艇和油轮迅速增多，以至于我们的船不得不收起船帆。我们只能划桨前行，时而会撞上其他船只。夜幕终于降临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停在一堆拥挤的船前面，无法通过。我们的船员停止了划桨，抛出锚。[101]
另据美国“中国皇后”号船员描述说，“丹麦人、奥地利人、瑞典人、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有正规的公司，与中国的交易是由公司进行。法国人没有公司。去年，法国国王出于自己的利益派出了一支远征队，今年他则将船出借给了商人”。这位船员又称，“法国人以前曾经在这里有间公司，但是后来业务开始下落，公司最后解体了。去年，正如大家都看到的，法国国王出资派了四艘船到广州，今年则将三艘船借给一家商业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份是几个人分享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出售给了那些被选做探险家的个人”。[102]法国商人利用这几艘商船，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花费9600两白银，从中国采购了192担大黄。[103]
（五）其他西方国家的商人
瑞典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始于雍正时期，“通市始自雍正十年，后岁岁不绝”。[104]雍正十年（1732年），瑞典东印度公司派商船抵达中国，两国正式建立商贸关系。此后每年都有瑞典商船到广州贸易。瑞典商船主要装载铅、绵织品、胡椒、洋酒、葡萄干等物品。到广州后，采购茶叶、瓷器、丝织品、肉桂、大黄、砂糖等货物。康熙帝晚年养成了喝洋酒的习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给粤海关上谕说：“朕体违和，伊等跪奏：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童服人乳之力。谆谆泣陈，求朕进此，必然有益。朕鉴其诚，即准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今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105]
瑞典东印度公司自雍正十年（1732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间，派遣商船前往广州共计58次。从费雷德里克一世颁发特许令后的雍正九年（1731年）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用35艘贸易船只，132次航行中国进行贸易。[106]瑞典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赢利十分可观，乾隆五十七年出口至中国的锡、胡椒等物品共计贸易额66457两，从中国进口茶叶、瓷器等共计贸易额278403两。[107]其中哥德堡号曾3次到广州，分别是1739年1月至1740年6月，1741年2月至1742年7月，在1743年3月至1745年9月。最后一次从广州出发时，船上装载大约700吨的中国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8个月后，在距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沉没，人们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足够支付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且还获利14%。1986年开始，考古发掘持续近10年，从沉船上打捞出400多件完整的瓷器和9吨重的瓷器碎片，大部分具有中国传统的图案花纹，少量绘有欧洲特色图案，是瑞典商人为特定客户专门订购。
茶叶是瑞典在中国采购的主要商品，但茶叶贸易受英国影响。据“中国皇后”号船员在论及瑞典、丹麦与英国的茶叶贸易关系时说：“瑞典和丹麦的商业机构主要是通过英国海岸和英吉利海峡附近的走私牟利。如果英国议会废除对茶叶的税收法案，这两个国家就不会走私茶叶，而与中国之间的茶叶贸易也会由那些茶叶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来主导。这是所有在广州的欧洲人的想法。皮古先生告诉我，大不列颠及其附属国每年茶叶的消耗量为1400万磅，而英国公司的销售量只是不到600万磅。”[108]乾隆年间，从广州出口欧洲的中国茶叶大部分转口到了英国。瑞典、丹麦的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的茶叶是其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商品，当英国茶叶进口关税降低时，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额马上就减少了许多。从中可知英国在茶叶贸易中占据主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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