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白鹿洞书院——洞天学府探索

北宋建国之初，白鹿洞所属州县的地方人士在南唐庐山国学旧址上建起了一所学馆。人们称之为书堂，或书院。这是白鹿洞书院命名的开始。

北宋初年，由于太祖、太宗，真宗等几个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文人治国，不但文教、经济、行政等事务由文官来管理，甚至军事也用文官去控制。朝廷大规模地通过科举起用文士担当官职。这种对文士的急需在客观上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宋初，恢复和建立了一大批书院，白鹿洞就是其中之一。

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坎坷命运。

第一次兴起是太平兴国二年，即公元977年，江州知州周述将白鹿洞书院办学情况向朝廷作了报告，并请求惠赐经书以供生徒阅读。宋太宗赵光义批准了他的请求，下令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其中包含《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九种）等书赐给书院，“驿送至洞”。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青睐，遂使白鹿洞一时扬名四方。

太平兴国五年，即公元980年，当时的白鹿洞洞主明起将南唐庐山国学留下的几十顷学田献给朝廷，并因此得到朝廷的任命，当上了蔡州褒信县主簿。书院没有了经济来源，又加以明起离去后不久，即太平兴国七年，白鹿洞书院所属管辖的星子县划归新建置的南康军管辖，旧有书院，无人问津，逐渐废弃。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赵恒下令修整全国书院，并发给国子监印本经书。第二年，白鹿洞书院得到修整。然而不久，因为书院房舍得不到妥善的管理和维修，又遭到了破坏。

大中祥符初，公元1008年，直史馆孙冕以疾病辞官，请求朝廷将白鹿洞一带赐与他作为归隐养老的地方，宋真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不幸的是，孙冕尚未到达白鹿洞就病逝了，他的后人将其遗骸埋葬在白鹿洞附近的山坡上。

宋仁宗皇五年，即1053年，孙冕之子礼部郎中孙琛在白鹿洞建筑房屋十间，供子弟居住和读书，并款待四方求学之士，供给膳食。然而不久，由于金兵南下，白鹿洞书院毁于战火之中。

此后，一度鸟语花香，书声朗朗的白鹿洞变成一片废虚，荒草丛生，瓦砾满布，满眼寂寥荒凉的景况。再次经历了漫长的被废弃的命运，默默地等待着再度辉煌的命运！

客观地说，在北宋的众多书院之中，白鹿洞在生徒人数、办学时间、师长声望、社会影响等方面都算不上大书院。最早提到四大书院的范成大就没有将它列入其中之一。其真正成为海内名书院，应该是从南宋淳熙间朱熹光复之后才开始的。

真正对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命运起到了重大影响的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

南宋淳熙六年，朱熹以秘书郎权知南康军州事的身份来到庐山所隶属的南康军赴任。他“到任之初，伏自惟念圣天子所以搜扬幽隐，付畀民社之意，固将使之宣明教化，敦励风俗，非徒责以簿书。……今有合行询究事件，……按图经白鹿洞学馆，虽起南唐，至国初时就有旧额，后乃废坏，未悉本处目今有无屋宇，……”从中可见其早有修复白鹿洞书院的打算。到任不久，他就亲临白鹿洞勘查了北宋书院遗址。其实书院废弃已久，房舍院宇“损其旧七八”，仅有地基石础使人依稀可以想见它当年的旧貌。

朱熹看到这个地方周围山清水秀，环境清幽，“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适合于读书讲学。令他遗憾的是，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者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讠瞿。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予此邦，以传于后世，尤长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责者。”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尽早修复白鹿洞书院。

在《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议复兴感叹而作》一诗中，朱熹抒发了对于书院废弃，文教不昌的感叹，以及自已要“宣明教化，敦励风俗”的决心。诗曰：

清冷寒涧水，窈窕青山阿。

昔贤有幽尚，眷言此婆娑。

事往今几时，高轩绝来过。

学馆空废址，鸣弦息遗歌。

我来劝相余，杖策搴绿萝。

谋野欣有获，披图知匪讹。

永怀当年盛，莘莘衿佩多。

博约感明恩，涵濡熙泰和。

凄凉忽荒榛，俯仰惊颓波。

发教见纲纪，喟然心靡他。

伐木循阴冈，结屋依阳坡。

一朝谢尘浊，归域硕人去。

朱熹一方面自行筹措修复事宜，一方面向朝廷上书请求支持。他在上书中说明了修复白鹿洞的理由，他说：“缘上件书院功役虽小，名额具载国典，事体似亦非轻。若不申明乞赐施行，窃恐岁久复至埋没。”他甚至说如果朝廷真的愿意修复废弃的书院，那么他愿意做为洞主执教其间，只要“其禄赐略比于祠官，则熹之荣幸甚矣。”

但是，朱熹的满腔热忱却遭到了当权者的冷落，甚至于“朝野喧传以为怪事”。然而，面对讥笑和嘲讽，朱熹并不气馁，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之下，白鹿洞初期修复工程不久就完成了。

淳熙七年，即公元1180年三月，在白鹿洞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典礼上除祭祀先师先圣，朱熹还升堂讲说。讲题就是著名的《中庸首章》。最后，朱熹写下了《次下掌书落成白鹿洞佳句》一诗，抒发了自己的喜悦之情：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

三爵何妨奠萍藻，一编讵敢也议诚明。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

莫问天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朱熹在南康军任内，为白鹿洞书院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当时，战乱刚刚过后，财政尚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早已变成一片瓦砾的白鹿洞学院修建起屋宇二十余间。朱熹认为，稳定而长期的经济来源是维持书院的“久远之计”，为此他积极筹措资金，为书院购置学田。“东源庄田”的置备就是朱熹的功劳。

书籍自然是书院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为此，朱熹发文江南东、西路各地衙门征求图书，以便“收藏应付学者看读”。

为了确保书院的教学质量，朱熹自任洞主，亲临执教，同时聘请当时的硕儒名家前来讲学。如他曾邀请南宋又一派理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前来白鹿洞升堂讲学，讲题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据说，讲得十分深刻、生动，感动得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朱熹也对这次演讲大为赞赏，他请陆九渊将讲稿书写下来，以便刻石永存，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

陆九渊和朱熹分别是南宋理学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在具体的思想主张上不尽相同，但在根本的教育目标上却是比较一致的。陆九渊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君子重义，小人重利。朱熹在《白鹿洞揭示》中亦明确表示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们都坚持维护封建纲常礼教，屏弃物欲利禄，所以《宋元学案》中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抉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背于圣人。”“义利之辨”也因而成为白鹿洞书院教学的传统内容，后来的文人学士在瞻仰白鹿洞书院时，在有关书院的讲说中，也往往在正谊，明道，斥责功利方面大做文章，以示不忘祖训。(www.xing528.com)

淳熙八年三月，朱熹离开了南康军任上，但对书院的建设仍然十分关心，与书院师生保持书信往来，及时了解书院情况。同年底，朱熹官浙东提举，从公款中拿出三十万钱来修建白鹿洞书院的礼圣殿，塑像并为其置田。为此，朱熹甚至遭到了政敌监察御史沈继祖的指控，说他“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

朱熹为书院所制定的规则《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学规，也为岳麓等其它书院所采用。

《揭示》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己。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其列于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于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份揭示是朱熹理学思想主张在其教育思想上的充分体现。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是封建儒家纲常伦理观念的坚定的捍卫者，在他们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纲常伦理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天理，因而在《揭示》中，朱熹将其所谓的“五教”列在了首位，而其“存天理，灭人欲”，“居敬穷理”的主张也正是《揭示》中的“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修身之要”所强调的。

在他为《白鹿洞书院揭示》所写的话语中，朱熹明确地讲：“熹窃观右者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己也。”这与儒家的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也正是《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封建社会里受到普遍重视与推崇的原因，不但被南宋各书院广泛采用，且为元、明、清历代书院所沿袭。同时影响到官学，为一些官学所采用。

有人说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修复是出于“因缘际会”，因为他偶然发现了书院的遗址而突发奇想。实际上“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应顺了当时社会的潮流，也是反映他一贯教育主张的深思熟虑的举动。”

就现实情况来看，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发展，与北方相比更是发达；经济上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然而教育条件却不尽人意，金兵入侵，宋室南迁，接连的战乱和搬迁，使朝廷无暇顾及教育。士子求学之门狭窄，只得求助于乡党之学——书院了。可见，书院在南宋的发展兴盛并非偶然，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众所周知，南宋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学派——理学的完善和发展时期，各派理学家们都紧紧地抓住了书院这个据点、这个传播工具来宣扬自己的理论主张，朱熹正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

除理学家们之外，当时众多的学者也都热衷于广聚生徒开馆授业。他们选择山林闲旷之地，建精舍、书院、书堂之类。当时在两浙、江苏、江西、湖南等地，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成为一种社会的潮流，朱熹也正是顺应了这一股潮流，修复了白鹿洞书院。

再者，朱熹一向对专为功名利禄的官学和科举不满，他认为：这种教育，致使“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忘本逐未，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因此，朱熹对于与官学性质不同的乡党之学——书院教育的重视与提倡是绝非偶然的。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兴复，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壮举，更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使他不但做为一名哲学家在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更做为一名有成就的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朱熹离去之后，由于继任的地方官员、绅士、学者们的多方支持，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活动得以继续维持。

庆元年间，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案”，韩侂胄执政，打击理学，理学家们有的被罢官，有的遭流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案”。与理学的发展传播密切相关的书院也受到了影响，白鹿洞自然不能例外，又呈现出冷落，寂寥的景象。

很快，韩侂胄被杀，理学的地位由屡遭贬斥一变而为倍受推崇，理学家们的书院也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从嘉定元年开始，书院的发展达到了宋代三百年的最高峰，白鹿洞书院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真正成为规模宏大，影响巨大的大书院。

在这一时期，有两个人是白鹿洞书院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忘记的。一是朱熹之子朱在，一是绍定年间的江东提刑兼提举袁甫。

嘉定十年，朱熹之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的身份也来到南康军做官。他继承父志，对白鹿洞书院做了进一步的修整和扩建。有人为此写了《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详细叙述了这一次的修复。其中说：“嘉定十年，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来践世职，思所以扬休命，成先志，鸠工度材。缺者增之，为前贤之祠，寓宾之馆，阁东之斋，趋洞之路。狭者广之，为礼殿，为直舍、为门、为墉。已其而弊者新之，虽庖福之属不苟也。其规模宏壮，皆它郡学所不及，于康庐绝特之观甚称，于诸生讲肄之所甚宜。宣圣朝崇尚之风，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无憾矣！”复“招致尝从学先生而通其论者，使长其事讲授焉！”由此可见，朱氏父子对于白鹿洞书院的建设都是功不可没的。

在此16年后，即绍定六年，江东提刑兼提举袁甫再次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了重修和增建。为此，袁甫自撰了《重修白鹿书院记》和《白鹿书院君子堂记》。在记中袁甫首先强调了理学家们对于教育目标，教育社会作用的基本观点。他说：“我国家祈天永命，涵育群众，与三代同其长久，是无他故焉。正谊明道，不计其功而已。斯道也，亘古如一日，而所以赖以植立不坏，修明无斁者，则必由讲学始”。这段话，再一次表明了理学家们对于教育作用的肯定和重视。袁甫又进一步表白：“甫无状，将指江东，且五年。建象山书院于贵溪，兴白鹿书院于庐阜，岂徒然哉！正欲力辨道谊功利，使士必不昧所趋，以庶几实有益于国家耳。”

我们知道，理学归根到底是为封建制度及其统治秩序服务的。由理学家们所倡导的书院教育不可避免地要服从于政治。

淳熙年间，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时候，虽身为地方长官，但其时白鹿洞书院却体现了唐五代以来，私人创办书院的种种特点，并不直接受官方的掌管和控制，在师生的选择，教学内容与教育形式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自由。可是，朱熹却一再要求朝廷给予批准、备案、赐额、赐书，进而建议设置洞主官员，并禄比祠官，纳入官制。其目的是在于使书院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官学，或者企图以他所倡导的模式来取代或改造当时存在的其它形式的书院和官学。朱熹的这一设想终于在南宋末期得以实现。

据史料记载：先是以州郡教授兼书院山长。元淳间，汤汉曾“差信册教授兼象山书院山长”，间南安军学教授薛正已兼周程书院山长。后来又有以祠官兼书院山长的，如《宋元学案》中记载：钟若愚“晚官岭海，引军而归，除南岳书院山长，监南岳庙。”白鹿新书院自然不能例外。

教授，学官名。宋代在各路州县学亦置教授，掌学校，课试等事。

祠官，宋设置，主管各庙宇祭祀。地方志中曾记载：星子进士郭炳之曾出仕“国子典薄，白鹿山长”。这种出仕的山长，就不是聘任的布衣，而是朝廷的命官了。

书院改成官学是古代书院发展的末路，朱熹最初兴复的白鹿洞书院曾经是学者自择课题，各抒已见，兼容并蓄的论坛。这种讲坛对于促进思想交流，繁荣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个宽松自主的学习研究环境是整个文教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经过朱熹及其门人后学的努力，不仅使书院逐渐变为“官学”，更使朱氏理学成为被此后历代统治者所肯定和大力提倡的“官学”，成为朱熹本人所深恶痛绝的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在白鹿洞书院所造就的大批人才之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南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江万里了。

江万里，字子远、号古心，南康军人。曾任左丞相，据刘辰翁说他在理学遭到查禁的时候，来到白鹿洞学习，接受朱氏的思想主张，所交往者亦大都是朱熹的门人，并于淳元年，仿造白鹿洞书院的模式创建了白鹭洲书院，并亲自在书院讲学。欧阳守道《白鹭洲书院长厅记》中描述他“亲为诸生讲授，载色载笑从容水竹间，忘其为今太守，古诸侯。盖有意于成就后进者，使之亲己如此，此所谓犹父兄之于子弟也。”白鹭洲书院很快成为江西著名的书院。培养出一批很有作为的学生，如南宋末年著名的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突出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