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无女诗人，《蝉鸣小草》填补空白

《蝉鸣小草》诗目列诗六十首，其中《隆德道中别母》等五题各为二首；《秋日感怀》八首；《春咏》十六首，合计八十七首（目录外一首，不知诗主，不计），这些诗均成于乾隆壬申（1752）年之前。实际上，刘江氏嗜诗如命，津门旋里之后的主家期间，于柴米油盐诸务之隙，忙里偷闲，未尝一日荒疏诗词。其二子刘曰豫尝言：“太孺人自父任回家，所作诗词歌赋不下数百首，余等力微，未能付梓，仅有楷书者数本藏于家。”可见《蝉鸣小草》所收录的，盖其生平所作之一小部分而已。七十二岁时，同城文士化鼎吉撰修《化氏家谱》告竣，请刘江瑞芝作序，老太太即允所请，欣然命笔，亦可见她钟情诗文，至老笔耕不辍之一斑。

今天，当人们大声疾呼力戒浮躁，呼唤天真理性创作理念回归之时，《蝉鸣小草》的诗学美学价值何在？社会意义何在？

其一，《蝉鸣小草》填补了陇上诗坛无女诗人的空白。

东汉时代，陇上诗坛曾出现了一位风华绝代的女诗人，那就是陇西通渭人徐淑。徐淑的丈夫秦嘉，字士会，亦擅诗文。秦嘉为上计吏远赴洛阳，二人鱼雁往来，互诉衷肠，一一寓之于诗。后秦嘉客死他乡，徐淑兄逼其改嫁，她“毁形不嫁，哀恸伤生”，守寡终身，留下了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秦嘉和徐淑的诗，受到了我国历代诗论家和诗选家的称赞，也得到历代读者的尊敬。东汉以降，迄于民国，陇上诗坛曾有过盛唐边塞诗的辉煌，明代“前七子”李梦阳崇古派的风靡，清代“关中四杰”吴松厓的清新……但那只是男人天地，呈现的是单一的阳刚，没有女性的声音，女性的柔美，不是完整的世界。民国以来，各种有关历代女性诗人的书籍资料陆续问世，影响较大的有民国施淑仪辑录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近年王英志编写的《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和肖亚南主编的《清代闺秀集丛刊》。有人通过对《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1260余位作者里籍的统计，发现女诗人群体分布最广的是鱼米之乡的浙江（524位），江苏（465位）次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陕西二位，新疆一位，甘肃归零。在迄今为止同类规模最大的《清代闺秀集丛刊》一书中，收录了甘肃籍女诗人江瑞芝的《蝉鸣小草》。原来清代女诗人人数众多，但出专集的仅占约其中的四分之一，在该丛刊搜罗到的401位闺秀的403种诗集别集中，静宁江瑞芝及其诗作赫然在册，打破了明清闺阁诗苑江南才女一统天下的局面，“见我西陲山川之秀”，为我陇原父老增光，着实令人鼓舞。

刘江瑞芝的诗歌成就，颇得陇籍学者的重视。民国方志学、金石学、西北地方史专家张维的名著《陇右金石录》，不仅介绍了江瑞芝其人其诗，而且全文收录了贵州章世焘、通渭李南晖撰写的两篇序文，用以展现江诗的创作成就，这在《金石录》中是罕见的破例。静宁民初第一任县知事、学者王烜在其《存庐诗话》和《历代甘肃文献补录》中两次写到江氏诗作，十分推崇。

其二，《蝉鸣小草》显示了作者诗歌创作与众不同的个性与风貌。

按品类分，诗集所收八十七首诗中，古体诗所占比重不大，只有《赋得有鸣仓庚》《赠秦安何世嫂夫人》和《望姜女坟》三首，其他均为近体。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人言“古体易学难工，近体难学易工”，近体诗只要掌握了平仄规律、对仗特点，就能写得像模像样，所以初学者一般都是先律绝而后歌赋。贯穿江氏律绝的主旋律，是女孩小鸟依人的思亲情结，而抒发少女怀春、闺中幽怨一类的诗句在《蝉鸣小草》集中是决然看不到的。无论是秋夜独坐，还是春日斜晖；也不管是草木飞黄，抑或是杜宇哀啼，总会逗起瑞芝对父母对家人的思念，正所谓“离情自古人同有，别恨谁知我独深”（《秋日思亲》二首）！在家乡，她翘首关山，思念三千里外的椿萱高堂；到辽西省亲，她又萦怀留守秦塞的风烛二老，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换个角度看，封建时代，女子的活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江氏概莫能外。若不是早年的辽西省亲之行，她一生的行迹出不了静宁城。狭窄的活动区域，贫乏的生活阅历，限制了她的空间，这本是她诗歌创作的不幸，然而这恰恰逼着她心无旁骛，专注地在“思亲”二字上做文章——“安得身轻如旅雁，关山飞过到天津”（《元日偶成》）、“最是思亲一念深，百方难医此愁襟”（《书怀二首》）、“乡书写就凭谁寄？塞雁流连盻未归”（《秋日感怀》）……把炎黄民族重亲情、重天伦的传统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熠熠生辉。

刘江瑞芝诗存世不多，但其诗风个性已显端倪。前人惯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形容女性诗作。瑞芝之诗，果“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若仔细品读，就会觉得她的清纯是一种接近透明的清纯，简直到了“实话实说”“白话白说”的程度，如《怀小妹瑞芗》：

自离乳妹小芗哥，迅速光阴一载多。

记得去时方学语，不知此后又如何？

不假修饰，不事雕琢，内心独白脱口而出，使人鼻酸的艺术效果随之而来。再如《之父任，别潘舅母并诸姊妹》：

我去心偏急，临岐复暗伤。(www.xing528.com)

征途如箭速，离恨等天长。

梦寐常相忆，嬉游幸勿忘。

暂时遥望处，只有树苍苍。

诗人远赴津门省父，临别依依，执手相看泪眼，叮嘱姊妹“梦寐常相忆，嬉游幸勿忘”，这不禁让人想起《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驱，和小姑痛别的场面：“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千古同调，一样感人肺腑。

由于题材范围的促狭，春雪、春愁、秋月、秋夜往往成为江氏吟咏的对象，光《春咏》题下诗涉及春的意象就有十六种之多。刘江瑞芝根据其不同场合，各自特质，处理得丝丝入扣，毫无雷同，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其三，《蝉鸣小草》吸收了黄土地的滋养，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民俗文化元素。

兹举二例。

《隆德道中别母口占二首》之二：“说道萱堂赴远行，匆匆不尽别离情。满川草色红如许，都是思亲泪染成。”末二句运用夸张，将满川草色之红说成是离别悲泣，血泪染成，艺术效果自不待言。但草怎么是红的？不免使人生疑。原来陇坂大地的沟边路旁及河川湿地，广泛生长着一种草本植物，名叫红蓼（俗名水红，《静宁州志·物产》有载）。夏秋之交开花，远远望去，宛若血红。刘江瑞芝将家乡风物信手拈来，引类譬喻，亲切生动，产生了不可替代的艺术效果。诗集中陇原草木鸟兽和地理名词还有许多，如牧童、塞雁、鸧鹒、蕨、（六）盘山、关山等等，无不给诗篇打上地域的鲜明印记。

再有，上文我们举例过的《怀小妹瑞芗》的首句“自离乳妹小芗哥”，也很耐人寻味。男尊女卑是旧时代人们普遍的习俗观念，生了女孩的人家，给孩子起的名字往往带上良好祈愿，比如“招弟”“引弟”“转变”之类，民俗色彩甚浓。同时人们把女婴女童昵称为“哥”，如“嫚哥”“憨哥”等等。北方广大地区都有此风俗，《红楼梦》中荣国府的管家大奶奶王熙凤小时候，大家不就叫她“凤哥儿”吗？出生于小小静宁州城世宦之家的江瑞芝，实际上也是生活在市井生活圈，生活在民间。家乡的风习时尚，一草一木对她而言，实在熟悉不过的了。也正是由于这些本土文化元素的渗入，使他的诗作如烂漫山花，别具情调，特别亮眼。

刘江瑞芝生于雍正，殁于嘉庆，目睹了乾隆盛世的整个历史过程。史料记载，康雍乾时期，静宁地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发展到空前水平。任何文艺作品，总是会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虽然，《蝉鸣小草》没有也不可能把笔触指向重大社会事件，未能跳出家庭的小圈子，然而透过其所书写的离情别绪、悲欢离合，揭开“淡淡的忧伤”的纱幕，人们感受到的，依然是太平年间的安谧和祥和，恬然与无忧。

二百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太平老妪刘江瑞芝安详地离去，把一本不算太厚的《蝉鸣小草》留给这个世界。如同一块陶片，一段残垣，一方册页，一枚五铢一样，其本身必然嵌藏着不菲的人文社会艺术等信息，可以“究天人之际”，也可以“通天人之变”，“非遗”之所以珍贵，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