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溪漫记：我在浙江大学的校园回忆与成长故事

钟铮

1999年，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在嘉兴参加了高考。当时高考在七月初举行，需要两天半的时间。实行的是文理分科，考试科目为“3+2”模式，每门满分150分，总分750分。文科生要考语文、数学、英语，再加上历史、政治，共五门。

将近20年过去了，我对于考试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依稀记得当时表现出色，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那年，恰好是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完成后首次统一招生。提前造访我们高中的浙大招生老师在宣讲会上舌灿莲花地介绍了浙江大学的辉煌历史和未来蓝图，强调浙江省内考生但凡第一志愿选浙大的，可以填报九个专业，而其他高校只能填报三个。

正式填报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浙大。又因为姨夫在我们当地电视台工作，我经常接触电视行业，所以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选为第一志愿。八月，我顺利接到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为整个家族第一个考入名牌大学的孩子，父母摆了好几桌酒席宴请亲朋。父亲考虑到要长期接送我往返杭州，于是拿出13万买了一辆桑塔纳小轿车。那个暑假，我切实感受到自己成了父母的“小骄傲”。

2013年，毕业十年后，我又一次回到西溪校区。沿着熟悉的小路漫步，尽头已经没有了那幢熟悉的女生宿舍楼——多少次梦回的家。

时钟拨回到1999年9月的某一天——开学报到第一天。迎新的师姐把我送到了5幢——一栋古朴的黄墙黑瓦三层老楼。我推开204寝室的门，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一个面北的长方形房间，开门对着一扇窗，以此为中轴，右侧放着两张上下铺，左侧有一张上下铺和脸盆架、鞋架等，中间则是六张书桌，把一个小房间塞得满满当当。看到住宿条件这么差，我难过得眼泪都要掉下来，在门口待了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按照学号找到自己的床，在左侧上铺。

随后，室友们也陆续到了。她们是杭州人俞晶，宁波人竺承苑、余爱华，嘉兴人张怡、张燕峰。大家都是“80后”独生女、家里的公主，初见面面相觑。九月的杭州还是“火炉”天气，老宿舍没空调，每人床上都摆了一台小电扇降温。第一个晚上按规定熄灯后，宿管阿姨居然拉闸断电。这下我们汗流浃背，怎么也睡不着了，无奈开始了首次“Girl’s talk”卧谈会。之后，这个习惯延续了四年，我们六个从陌生人最终变成一家人。

上大学之前，我们在固定教室，以班级为单位，由老师主导学习。上大学后，我感到最大的变化是，虽然有同班同学，却没有固定的教室，各科教授以启迪为主，不搞填鸭式教学，多是以宿舍为小团队自主学习。

大一，我并没有适应这种学习方式的改变，自由散漫地失去了学习的方向。幸运的是，我们宿舍有数位学霸，学风颇浓，每年获得多项奖学金。竺承苑、张怡在中学曾是学生会主席，擅长歌唱，都是系里的“十佳歌手”；古风美女俞晶、张燕峰，天资聪颖，喜爱传统文学，熟谙诗词歌赋；余爱华读书最刻苦，每天坚持夜自习，四年如一日。最平凡的我，逐渐被舍友们的勤勉好学所感染，利用大量时间在浙大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之前想读但没时间读的书籍，涉及历史、小说、哲学、美学等领域。如今回头来看，当时的自主阅读的积累和学校风气的熏陶，初步构建了我的“三观”。

大二，我终于年满18周岁。我们虽是“弱女子”，却选择以人生第一次无偿献血作为成人礼，把“勇敢”与“爱”的珍珠，镶嵌在自己人生的“项链”上。我至今仍记得一个细节，校医院的采血车上，为我验血型的医学院师兄，大概是察觉到我的紧张，主动和我说话：“你这种血型的人很聪明，猜猜是什么血型？”我答：“不知道。”他乐呵呵地说：“A型血，聪明血，和我一样。”被他逗乐后，我的情绪舒缓了很多，第一次献血很顺利。

毕业后，我们六人散落在杭州、北京、深圳，各自经历风雨，“勇敢”与“爱”让我们劈波斩浪。

“今天下午的两节课，大家到田家炳书院三楼教室。不要迟到。”班长江黎黎敲门进来，神秘兮兮地小声通知，任凭我们怎么追问也不肯再多说半个字。

完全不知情的我们，准时来到田家炳书院等候。一位系里的老师告诉我们，今天会有一位重磅人物来上课——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首任院长，中国香港《明报》的创始人，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

天啊，居然是金庸！他的每一部小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等，我们都能如数家珍！如今，我们竟然成了金庸的“门生”，他还亲自上课。我已记不清当时进来的是哪位老师了，但我仍记得他卖关子的得意表情。我们当然沸腾了，那是“天边的大人物突然为我而来”的狂喜与激动。(www.xing528.com)

很快，金庸先生推门而入，微笑着走上讲台。那年，金庸已经75岁，个子不高，后背微驼却神采奕奕，走路不快却稳健有力。他出生在浙江嘉兴海宁，曾在杭州办报，后来到了香港，在自创的《明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声名鹊起。

热烈的掌声终于落下。金庸先生慢悠悠地说着嘉兴味普通话，让我这个嘉兴人倍感亲切。他首先说道，自己接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的聘书，一方面是为了支持浙大四校合并这件大好事儿；另一方面，他虽以武侠小说闻名，但自认骨子里是“新闻人”，希望把自己的新闻理念传递下去。因此，他在人文学院的众多学生中，选择为四校合并后的首届新闻系学生亲自教学。他更动情地说，自己不做挂名院长，一定会亲自上课，所以这不会是我们唯一一次见面，之后每年他都会来与我们交流。

下课后，两扇紧闭的教室大门打开，我们才发现门外早已是人山人海，都是听到消息的其他院系学生，慕名前来一睹金庸先生的风采。唯有我们新闻系这一百多人有幸得到金庸先生的厚爱。

金庸先生一诺千金，后来确实履约。记得有一次他的课堂比较特殊，是以“金庸记者会”的形式举行的，我们模拟记者向他提问并且现场摄影。金庸先生表示：“不怕问题尖锐，尽管放马过来”。我忘记了很多细节，却记得这样一个问题：“名人一般都有传记，您有那么多著作，为什么没有写自传，也不接受别人为您写传记？”金庸先生答，自己是一个名人，但名人也是人，会有自己的缺点。他认为传记不能说假话，但他又不想告诉别人自己做过哪些坏事，所以宁愿不写传记，也不想说假话。金庸先生的坦率让我们敬佩，人性化的回答更拉近了他与学生的距离，他“不说假话”的坚持，也逐渐成了我们的坚持。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金庸记者会”还让一位同学赚到了钱。那时恰逢2000年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有一个摄影大赛。这位同学抓住机会，拍到了金庸先生微笑的照片投稿，摘得大赛特等奖，奖金一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啊，令我们羡慕不已。冷静一想，这正是记者的基本素质——新闻敏感性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此次“金庸记者会”相当圆满。

事实上，入读浙江大学后，接触各个领域顶尖人物的机会相当多。我上大四时，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受邀访问浙大，令全国关注。回顾人类历史，总有天才的诞生，推动了科技与文明的进步。在校四年，大概是我与天才们距离最近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不够珍惜。如果能再有一次机会，我必将加倍努力。

与金庸、霍金等“大咖”交流，仅占在校学习时间的百分之一。平时的学习有赖于新闻系教授们的严谨治学。那时我们广电班的班主任是吴红雨。硕士毕业不久的吴老师，更像是一位温柔而聪敏的姐姐，会邀请我们去她家里玩，与大家打成一片。另外，给我们本科生授课的，还有沈爱国老师、邵志择老师、何扬鸣老师、朱菁老师、易容老师、张英华老师、邵大浪老师、钱永红老师等，每位老师的教学风格不同，但传道、授业、解惑之心相通。

现在，我仍在新闻一线工作，担任深圳卫视《军情直播间》新闻栏目的制片人，遇到业务难题时，还会从新闻学原理中找寻答案。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2003年毕业至今，15年的时光如弹指一瞬。离校多年，心却从未离开。

知悉母校新闻专业开办60周年征文，数度提笔又落下，也算是一种近乡情怯吧。感谢沈老师的鼓励和督促，我才写下这篇小文，碎片化记录我在西溪校园的亲历往事。

60年一甲子，这是轮回的结束，也是轮回的开端。学生在此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钟铮，浙江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999级本科生，现任深圳卫视《军情直播间》新闻栏目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