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调查汉朝档案：《史记》之绝唱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接任父亲司马谈的太史令之职。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音律、历史记载、图书等多种事务，是一种技术性工作，没有天文、历法、音律和历史知识难以胜任。而要接受并精通这类知识和方法，需要多年积累，或者有家学渊源。古代文献，如《诗》《书》《礼》《易》《春秋》，号称五经（儒家的五种经典）。一个人从十五岁开始学习，三年才能精通一种，三十而立，即三十岁时才能把五种经典都学会。每种书又有多家解释，有些人从幼年开始学习，直到六十岁才能掌握一种书，才敢发言。司马迁十岁就开始学习、诵读用篆文书写的先秦文献，他博通《诗》《书》《礼》《易》《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秦记》《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又读管子、晏子、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申子（申不害）、韩非子、邹衍、公孙龙、陆贾等人的著作，到二十来岁就成为国家的太史令，虽然俸禄只有六百石，官职不高，可是已经非常了不得。他勤奋好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有机会接触到皇家收藏的各种史书、诸子百家以及档案文书等。春秋战国时，各国都有史记，大多记本国史，偶尔涉及他国史。秦统一后，烧天下《诗》《书》，尤其烧掉各国史记，因为各国史记对秦有所讽刺。比如，秦国实行人殉。又比如，秦国在商鞅变法前，父子同室而寝。变法后，要求成年男子结婚后都要与父母分家单过，另立门户，否则要征收双倍赋税。因此，秦人家富子壮则分家，家贫子壮则入赘女家。父子各自都有核心家庭和利益。要是借给父母农具、生活用具，锄头、簸箕、扫帚，儿子沾沾自喜，觉得有恩于父母，儿媳妇则就碎碎叨叨不高兴。儿媳妇甚至像簸箕一样伸开两脚坐着，在公公面前解开衣服，给婴儿哺乳，很不礼貌。婆媳不相悦，儿媳妇对婆婆反唇相讥。在东方各国看来，这些风俗落后，目无尊长，没有上下长幼男女之别，自然遭到各国的讽刺。为了避免让后人看到秦国的陋习和不让后人批评，秦统一后，把各国史书都烧掉了，只剩下《秦记》。可是《秦记》不记载月日，文字简略。要撰写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司马迁必须对多种文献综合考察，融会贯通。

先秦文献、汉代官方文书和档案，是司马迁撰写汉朝历史的重要材料来源。汉朝档案藏在太常、御史和丞相府等机构中，都放在金匮石室里，金封石缄。《太史公自序》称，秦朝焚灭诗书，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先秦文献、汉代官方文书和档案，对于司马迁纵观古今政治兴衰、学术变迁，熟悉当代政治人物和事件，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有极大的帮助。

举例来说，汉初，汉高祖分封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为王、侯。册文丹书、印章用铁契刻，放在金属缄封的柜子里，藏在用石头修成的屋子里。即所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汉高祖又制订十八侯的排位顺序。这些文书都藏在宗庙里，副本藏在御史府等机构。司马迁为撰写汉朝历史，每位功臣的功劳数字，全部来自档案资料。比如，曹参功劳，是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三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二人；周勃功劳，是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档案资料，司马迁能写得如此详细。又比如，汉朝分封时，给予列侯、公主食邑和封户。司马迁为了记录各诸侯王所得国或食邑，都利用了档案文书资料，如曹参食邑万六百户，周勃八千一百户，陈平五千户，张良万户，萧何八千户，樊哙五千户，等等。

又比如，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司马迁记录卫青功劳：“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今河套地区），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一千八百户。封三子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万五千七百户。其校尉裨将以从大将军侯者九人。其裨将及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汉军损失多少呢？司马迁记录马匹损耗：“两军之出塞，边塞上记录有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汉朝人员伤亡至少十来万。根据《匈奴列传》记载，汉杀匈奴八九万，汉士卒物故（死亡）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汉匈战争，双方百姓都付出了惨重代价。没有档案文书，不可能得到这样详细的数字。正因为司马迁引用了档案资料，《史记》的真实性、可信度是无与伦比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最开始说的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到各地调查访问，寻求民间口头历史；向历史事件亲历者，或其后代，访问逸闻轶事，也是司马迁写汉朝历史的第三、第四个重要资料来源。司马迁二十岁时到全国各地游历，听到一些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在淮阴，他探访了韩信的遗迹。在丰沛，他探访了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的故居。在沅湘流域，他凭吊了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在山东曲阜和临淄齐鲁之都，他学习礼仪，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观摩诸生习礼，并探访了孟尝君的食邑。在河南，他探访了魏都大梁（今开封）之墟和侯嬴看守过的夷门。在北方边塞上，他行经蒙恬为秦修筑的长城亭障以及秦直道。壮阔的游踪，为他打开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地接触到下层群众，有助于他了解各地的经济生产、风土特征及地理形势。这是司马迁著成《史记》的第三个原因。

又，汉武帝时，汉初有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后代，还在世为官。如，汉文帝时，拜平原君朱建（审食其的门客）的儿子为太中大夫，出使匈奴，单于无礼，骂单于，遂死于匈奴。平原君的儿子与司马迁友善，为司马迁详细叙述汉文帝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审食其（食其，yì jī）之事。汉武帝时代，一些将相大臣的行事都是司马迁亲见亲闻的，比如他写万石君（石奋及四个儿子都为二千石吏，俸禄合计万石，称万石君），非常详细生动。万石君长子石建为郎中令，上奏文书中有马字，他读文书后说，误书“馬”字，马字下面四点，还有下曲折为尾巴，合起来为个五笔划，现在四个笔划，缺一个，皇上该谴责死罪啊。他惶恐谨慎得不行。他每五日回家休息，亲自为父亲洗贴身内衣裤，不用侍者。少子石庆为内史，治理京师，有一次晚上醉酒回来，到闾里（有围墙的住宅区）外门不下车。万石君气得不吃饭，说，内史贵人入闾里，长老皆躲起来，内史却坐在车中神色自如。直到石庆右袒（袒露右臂）谢罪，万石君才原谅他。后来石庆及诸子弟入里门都小跑到家，不敢张扬招摇过市。石庆为太仆，为汉武帝驾驭马车，很清楚皇帝乘舆到底几匹马，可是汉武帝问车中几马，他竟然举起马鞭，一一数出来，数毕，才举手报告，六马。石庆在小事上谨慎小心，被封为丞相。司马迁说，国家外事四夷，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国家内部事务多。天子巡狩海内，泰山封禅，兴礼作乐。国家财政收入少，桑弘羊等为国家兴利敛财，王温舒（汉代酷吏，曾官至御史）等人实行严刑峻法，倪宽（曾任御史大夫）等推文学（指学校的负责人）官至九卿，任何事都不报请丞相决定，丞相石庆只是淳厚谨慎而已，在位九年，不能有所进言，纠正君主的行为，没有任何政治作为，不能为百姓代言，只以醇谨小心为能事，子孙为吏官至二千石者十三人，这样的丞相于国于民有何益处？司马迁对他们的刻画，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政治讽刺漫画。万石君卒于元朔五年（前124年），次年石建死，太初二年（前103年）石庆死，这些事情都是司马迁亲历的，他能刻画得如此生动，一定了解这些公卿将相的逸闻轶事，才能像谈论邻居家事一样自然。事实上，万石君一家在汉武帝时迁到茂陵邑，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居住在茂陵显武里，两家都在茂陵周围三里的范围内，算是左邻右舍，算是知根知底。

司马迁描写侠客郭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元朔二年（前127年）迁徙富豪到茂陵，规定家庭资产过三百万的人家，才能迁到茂陵。郭解家资产不够格，别人赠送千万余资产给他。“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为什么司马迁描写这么细致？他见过郭解。郭解于元朔二年被徙到茂陵。建元二年（前139年）汉武帝于槐里县茂乡设置茂陵邑，方圆三里。当年和元朔二年，共计迁徙一万六千户，目的是把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迁到茂陵，让京师富裕，并消除奸猾之徒，叫做“内实京师，外销奸猾”，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迁居到茂陵。(www.xing528.com)

司马相如，有名赋好几篇，元狩五年（前118年）病免，居茂陵。汉武帝怕司马相如写的赋丢失，让所忠去他家取书。当时司马相如已死，卓文君说，长卿未有书，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家里没剩什么了，只交给所忠《封禅颂》。

司马迁有同官同僚，了解当代史事。司马谈去世后，汉武帝任命司马迁为郎，在宫殿守卫门户，与李陵等同职。司马迁为太史令，为中书令，见证了自元狩三年（前120年）至征和三年（前90年）间，汉武帝时代的很多大事。他与苏武之父苏建、大侠朱建之子友善，与田叔（汉初官员，曾在赵王及鲁王手下任职）之子田仁、任安（任安，字少卿，西汉官员，曾任益州刺史）等都有交往。所以，他很详细记述田叔及赵王张敖和鲁王刘余事，卫青、霍去病及其抗击匈奴，田仁、任安在汉武帝晚年巫盅之祸中的行事。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中大夫壶遂定律历，壶遂为他讲述御史大夫韩安国之事，所以，司马迁很详细记述韩安国的事迹，包括韩安国劝说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调停刘武与汉景帝、窦太后的矛盾。“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梁地多长者。翟公，元光五年（前130年）为廷尉。郑当时，元光六年（前129年）为太常司马、太史，是司马迁前辈。翟公、汲黯、郑当时，当他们有权有势时则宾客盈门，无势则门可罗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这些感慨，是司马迁有感而发。司马迁居茂陵，在朝中为官，接触不少百官公卿和下层民众，了解其逸闻轶事，是司马迁《史记》能成功描写人物外貌、作品、对话、性格特征的原因，也是他能了解汉武帝朝重要政事的原因。

总之，司马迁自从接受父亲遗命，做太史令以来，搜集到很多文献，阅读并抄录了很多汉朝国家档案资料，与周围同事等人的接触，也丰富了其对汉代政治和社会的认识，他着手撰写了一些篇目。

当司马迁为郎官、为太史令时，意气风发，不置产业，不与同事一起喝酒聊天，就想努力工作，为国出力，浑身上下都洋溢着进取的力量。他鼓励隐士出山，建功立业。司马迁与长安处士隐居涤山（处士指有德才隐居而不愿做官的人）的挚峻交好，写信赞扬他“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劝他立德、立言、立功。

挚峻谦虚地推辞：“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处，故悔恡（lìn）去身（也作悔吝去身，其义有三：灾祸、悔恨、追悔顾惜。全句为远离灾祸，不后悔）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于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时也。《周易》‘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游余齿耳。” 意即，有才德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品德做人处事，所以会远离灾祸，不用悔恨。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接受好处，也不会随随便便地谋取名誉。汉朝建国以来，帝王之道才开始彰显出来。有能力者出来做事，同时谋取一定好处，而才能低下者就没有这种机会了。这就是这样的时代。《周易》讲，战争结束，君王论功行赏，颁布命令，有人封为侯，有人被任命为卿士、大夫，但小人则不可使其拥有土地或获得政治权力。我（挚峻）就想从从容容地度过余生。

人各有志。可挚峻关于“帝王之道于斯始显”的见解，支持了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时代的认识，使他更加坚定地投身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并创造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