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有分歧，分歧究竟在哪里？
大言之，是由于墨“尊夏”，而儒“从周”，对历史的不同选择，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墨子非孔，孟子辟杨墨，展开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儒“从周”，虽然“祖述尧舜”，但重点还在“宪章文武”。
而墨子“尊夏”，显然重在“祖述尧舜”，其间差别很大。
禹行尧舜之道，其时，王朝尚未形成，故“尊夏”尊的就是王朝之前的那个文化中国；周行文武之道，王朝中国已然大成，故“从周”从的就是王朝中国。
如果我们真的要给王朝之前的尧舜之道续个道统，那道统，也应该续在墨家，而非续在儒家，儒家将尧舜之道打了世袭制折扣，以之适应王朝中国的需要。
禹之时，时代转型，青铜时代挑战玉器时代，中国向何处去？
作为良渚化世界的那个玉帛古国文明的代表，禹拥抱了青铜时代。
两个时代的文明成果，都被他整合起来会通了，东西方各得其所。
青铜化世界的中国梦，是禹开启的，但后来出现的那个王朝中国——殷墟，是禹所要的吗？墨子的回答是：不是！因为“尚贤”几乎就是世袭的反义词。
还是让我们回到《墨子》中去，从“禹墨之学”里继续深入探讨吧。
墨子说的“国家起源”，有两个起点，历史的起点——“尚贤”，即尧、舜、禹出现，逻辑的起点——“尚同”，是因为“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而形成了国家。
《墨子·尚同》说，天始生民，未有国家，那时，一人一义，人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因歧义而天下大乱，故须“尚同”——“同一天下之义”，由谁来“同”呢？那就得“选择贤者”了，也就是“尚贤”，这样选出来的“贤者”，墨子称之为“天子”。
在这里，我们难免会联想到西方近代以来的国家学说，谈国家，多谈“个人权利”，从“权利”的让渡上来谈国家起源，而墨子则高谈“个人权义”，从“权义”的结合上来谈国家的起源，很有些道德优先追求普世价值的样子。相比之下，“权利”是交易行为，而“权义”则表现为价值认同了，因交易而有社会契约，因认同而有文化选择。
“尚同”靠什么？靠天子，“天下尚同于天子”。可天子怎么产生？
是从一人一义的天下里“选择”的。谁选？当然是天选，因为“天子尚同于天”，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还可以说是民选，不是由一人一票的民来选，而是由一人一义的民来选。如此“天民”说，看似“从周”，实与之迥异，“从周”的核心，是天命观，要有真命天子，这样一来，天选便与世袭制挂钩了。而墨子却主张“非命”，他要“非”的，就是那个天命的“命”，天选他不“非”，他要“非”命定，命定是世袭制的制度安排，所谓“真命天子”就从这制度安排中来，墨子要反对的，就是这制度安排，但世袭制背后，有天命观撑腰，所以，先要“非命”，拿掉它背后的支撑，谈何容易！(www.xing528.com)
天命观，是儒家政治思想中最为深邃的东西，墨子为了“非命”，使用了“三表法”，说“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要“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原”之于“百姓耳目之实”，“用”之于“刑政”而见其效。
有了“三表法”，墨子就可以对“义”检验，凡经得起检验的，便是“正义”，经不起检验的，就是“非正义”，能使天下“尚同”的“义”，当然是“正义”，国家的起源，就源于“国家正义”，“天下尚同于天子”，就因为“天子”代表了“国家正义”。
可“天子”怎么产生？不能由命，必须“尚贤”，“尚贤”就是“选择贤者”，如何选？以“三表法”来选。先立“本”，用古之圣王做对照，一对照，就知道是不是做天子的那块料；再探“原”，探之以“百姓耳目之实”，也就是让百姓来选；这还不够，还必须“发以为刑政”，让实践来证明。也许当年尧选舜、舜选禹就用了这样的“三表法”。
它包含了三个选项：先由帝选，如尧之选舜、舜之选禹，推荐候选人；继以民选，让百姓来公决；还要试用，也就是“发以为刑政”，用政绩来做最后的决定。
就这样，天子产生了，但“义”从何来？墨子说：“义”出于天。
这已非一人一义的“义”，而是使“天下尚同于天子”的“义”。
这样的“义”，当然就是“国家正义”，亦即墨子所谓“仁义”，故天子为政，当行“义”于天下，以其普世价值，而为天下认同，使国家成为“权义共同体”。
然，“义”非空洞概念，必有实质内涵，实质为何？曰：爱与利。
天子以“尚同”行之，则“兼相爱，交相利”，用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缔造一个新的共同体，这应该就是禹墨“新中国”的想象了。但天子“建国设都”，以天子一人之知力是不够的，墨子说“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所以，还要建立政府，要“选择其次”，立三公以佐治，可天下太大，三公远远不够，所以，还得“分国建诸侯”，然而，光有诸侯还不够，还得立卿宰以佐国君，卿宰之下，又立乡长、家君等。
如此这般的“建国设都”和“分国建诸侯”，看似“从周”，实为“尚贤”，不仅“建国设都”的天子出于“尚贤”，“分国建诸侯”的国君也由“尚贤”产生。
国君以下建制，如卿宰、乡长等，也均以“尚贤”原则贯穿。
我们之所以很肯定地说是“尚贤”，是因为墨子只字未提“世袭”，没谈“君臣”“父子”。没了宗法制做根据，没有血缘纽带维系，“分国建诸侯”就告别了分封制，其国家形态便与联邦制相似，其国家观念便与天命脱钩，而向“帝”追求同鬼神靠拢。
“率民以事神”，墨子更近于殷，故其赞美“汤兼”，但他的“帝”同殷人的“帝”又有所不同，殷人的“帝”是他们自己的祖宗神，而墨子的“帝”则是人类性的神。祖宗神是世袭制的保证，是王朝中国的根本，而人类神则是人类“兼爱”“尚同”的原因。
“义”出于天，是为“天志”，也就是“帝”的意志，“帝”是天的主宰，这就像基督教里的上帝了，但基督教的上帝是创世的和唯一的，这两点，我们在墨子那里没有见到。还有就是基督教里没有鬼神，只有灵魂，而墨子却多谈鬼神，寡言灵魂。
鬼神之于墨子，是天人之际的一个中间状态，墨子所谓“交相利”，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它包含了“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个层面，虽然统归于“帝”，但“帝”也不是一竿子插到底，要让鬼神来监管人间。总之，“帝”作为“天志”——最高的主宰，在墨子那里，是个自明的存在，就如同公理，无须证明。它是一切的起点，万物的来源，所有的归宿；它的意志，就是“天志”，那是“义”的起点，“爱”的来源。
西方人在基督教里经由“权利”通往上帝，而墨子则通过“权义”走向“帝”；西方人以“权利”使国家成为他们的利益共同体，而墨子则欲以“权义”把国家建成“祖述尧舜”的一个新的共同体。相比之下，西方人的“权利”，已逐步落实在他们的国体里，而墨子的“权义”构想，倒像一个自绝于王朝中国的乌托邦，没有儒家那样的调和性。
在墨子那里，通往“帝”的路本来有两条，一条是“兼爱”之路，也就是“权义”；另一条是“交相利”，亦即“权利”。这两条路，他都认可，但他在“尚同”时，还是有所侧重，“尚同”于“义”，而未“尚同”于“利”，强调“义”出于天，而非“利”出于天。我们既没能从自古以来的王朝中国发现“权义”的可能性，也没能从近代以来民族化的主权国家里看到“权义”的可行性。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墨子的国家学说仅仅指向了未来，纯属于乌托邦的性质，正如“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曾经出现于尧舜之时，墨子的理想国有可能是“祖述尧舜”时的，是被那个良渚化的玉帛古国的回光返照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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