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西传行记：意大利那波利大学藏最多中文图书

2012年10月2日　罗马

经过11个小时的空中阅读，终于来到了罗马。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恺撒大帝与罗马帝国并没有什么可以怀念的，但是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话题，他们对明末以来的中国产生的影响至深至远。

传教士们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他们又给欧洲带回了什么？这座交流的桥梁充满了欲望，它是如何搭建的？几乎可以肯定，这座桥梁曾经坍塌过，他们为何要自毁坚固的础基？

文化很容易滑向傲慢。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这一点。我想追寻的是我们如何在历史的废墟上重新生长。在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要了解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了西方。

2012年10月3日　晨4：00

时差带来了一段空闲的时间。现在可以安静地思考一下历史与现实了。

现实是我此时居于罗马郊外一所教堂学校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公寓里。因是夜里至此，周边是否古老便无从谈起，但在去披萨店的路上，还是可以嗅到她极具魅力的历史气息的。

历史，于我有时是目的，在我研究它的时间里。但，历史肯定不全是目的，未来才是。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

意大利的名字和我在飞机上所阅读的书籍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罗明坚（Michele Ruggier）、利玛窦（Matteo Ricci）、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熊三拔（Sabathin de Ursis，以《泰西水法》而知名）、艾儒略（Giulio Alèni，被誉为“西方孔子”，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颇有名）、毕方济（Francesco Samb）、潘国光（Frarcuis Brancati）、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等这些响亮的名字，陪我度过了漫长的空中之旅。我将手边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与《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对读，让我更感受到了这些人的不凡之处与那些书的不凡之处。

以上这些人都是耶稣会士的杰出人物。罗明坚、利玛窦是开拓中国教区的先驱人物。尤其是利玛窦，他穿儒服、说流利汉语、写中文著作、绘世界地图、进鸣时钟等，这些“适应”政策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利玛窦不仅是传教士，而且还是意大利首位杰出的汉学家。

其后的卫匡国在欧洲的影响主要来自三本书的出版。《鞑靼战纪》（Debello Tartarico Historia）记录了清兵入关并入主中原的历史。1654年，安特卫普出版，8开本、16开本；1654年，德国科隆出版，12开本；1654年、1655年，罗马出版，12开本；1667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12开本；1667年，法国里昂出版，法文译本。由此书的多次再版，可见卫匡国这本书在欧洲的受欢迎程度。

卫匡国的《中国历史》一书1658年出版于慕尼黑，1692年被译成法文。而最有影响力的是他的《中国新地图志》（两卷，图17，附说明，171页，16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该书甫一出版，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卫匡国（1614—1661），1643年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入华，他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1650年曾被选为会计员而重返罗马。《中国新地图志》就是在他返回途中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1657年又返回中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的倾心。无疑，卫匡国同样是意大利历史上的杰出汉学家之一。

稍晚一个时期的意大利人殷铎泽（Prosper Intoreetta，1625—1696），随卫匡国同船于1659年入华。他的最大贡献是将《大学》《中庸》《论语》翻译成西文并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

天主教的耶稣会为沟通中西文化，不仅是筚路蓝缕的拓荒者，还是将交流引向深入的首倡者和推动者。上面所说的成就大多数是由意大利人完成的。

在耶稣会传教时期，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是传教士中最具有个性的一位。他主要在山东传教，并为试图解决灵与肉问题的勇敢实践者，同时又是最具觉悟要将中文语言学习放在欧洲的倡导者以及勇敢的实践者。他在那波利（Naples，又名那不勒斯）创办了中文学院，并带了一些中文图书与学生进入意大利。这些中文图书至今还藏在那波利大学，那波利大学图书馆至今仍是意大利藏中文图书最多的图书馆。目前，意大利汉学有三个重镇：罗马大学、那波利东方大学、威尼斯大学。而那波利东方大学就是马国贤1732年创办的，其前身名为中文大学，这是意大利最古老的汉学中心。关于对马国贤的兴趣，在前一段所写《〈三字经〉与西方传教士》一文中已经揭开序曲，但对他所办的中文语言学院以及他所带来的中文典籍，迄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意大利中文书籍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那波利东方大学图书馆也藏有马国贤带来的古籍。据意大利汉学家兰乔蒂说：“威尼斯Fondazione Giorgio Cini的私人图书馆有大量的中国古典书籍和微缩胶片，ISMEO在罗马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中国书籍和微缩胶片。”而在二战结束时，兰乔蒂则说：“藏书极其缺乏，在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有一定的古典藏书，但对于严肃的汉学研究而言还远远不够。”

我的初步了解是，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并不多，而罗马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文献则是传教士档案，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Jesu，缩写ARSJ）所藏文献最集中的是耶稣会的中心档案馆。耶稣会曾在全球建立了近百个传教会省，这些会省每年要向罗马总会提交“年度报告”，同时传教士个人还写了大量书信，以及对某个问题撰写的陈述性文字材料，这些几乎都是以手稿形式存留下来的。1773年，耶稣会一度解散，这些手稿则分藏各处，待耶稣会重新开始活动时，总会要求各分藏单位将这些手稿交给罗马总会，但有些藏家并没有严格执行，所以，至今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并非全部档案。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这个档案馆所藏文献无疑是最有价值的。

罗马耶稣会档案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540年至1773年间的老修会档案，信件超过4000封；第二部分是1814年耶稣会恢复之后的档案，书信超过2000封，但其他档案材料超过前一时期；第三部分是耶稣会总会长档案，是各地传教士直报总会长的书信以及个人论著。还有一部分是一些返回罗马的传教士所携的当地出版的书籍，总量不大，涉及中文古籍有数百册，这部分书籍可进行重新整理，但不需要重新点校出版。为什么他们要携带这些书籍并将其献给总会长，则需要从书籍史角度、传教士角度与文化史角度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也许这对于理解耶稣会的传教行为以及传教士的个人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中文文献目录，已由美国旧金山大学陈伦绪（Albert Chan）著录，他所撰写的《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文书籍和资料（日本—中国卷1—4）：目录和介绍》（Albert Chan.J.，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Japonica-Sinica I-IV，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A Descriptive Catalongue， Armonk， NewYork，London：M.E.sharpe，2002）一书已于2002年在纽约出版。该书所著录的出版物有580种，其余则是手稿。该书的出版对推动天主教的研究大有裨益，但如果从书籍史和出版史的角度去研究，对天主教的发展史则应换一个视角去理解、去审视、去阐释。

中国台湾自徐宗泽、方豪以来对耶稣会的研究颇为重视并学术传承赓续不断。这批档案材料方豪早就予以关注并加以利用，他所著《中国天主教人物志》中就引用不少档案文献。台湾利氏学社影印出版《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12册），就是近年来较成功地利用这批文献的成果之一。

上午9：15　余东　馆长马西尼

上午去拜访梵蒂冈图书馆，这是我们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大象出版社自2008年开始即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商讨合作出版“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中文文献”，这也是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一个重点资助项目。本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确定出版方式和合作方式。

梵蒂冈图书馆馆长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和一位副馆长以及余东女士接待了我们。这个项目主持人为张西平教授和罗马大学的裴佐宁（Ambrogion Piazzoni）教授及马西尼三人。本套书分三辑出版，总计大约在400册。梵蒂冈图书馆方所关心的主要是强调梵蒂冈与大象出版社共同出版，封面、版权页、署名要共同决定。

梵蒂冈图书馆

会后我们参观了梵蒂冈图书馆。“该馆是从15世纪开始修建的。1475年开始对学者开放，之前是教皇私人藏书之所，主要收藏手稿。”我们先进入一个过厅，厅顶上的油画与书均有关系，绘有两个造纸作坊。入门进入正厅，是由西斯廷五世建造的，由六根方柱支撑，大约1000平方米，是非宗教场所中面积最大的。

左边一面墙绘的是有关图书馆的历史。绘有摩西、亚历山大、梵蒂冈早期图书馆等。右边的墙上画了主教历次会议。柱子上画的是当时认为的文字发明人，有传说中发明希腊文的神、发明俄文的人以及希腊的哲学家。

穹顶四周边沿是当年罗马的景观，其绘画与当年教宗活动均有关系。当时圣彼得大教堂建筑还没有穹顶，方尖塔还未建，建筑师向教宗献上建筑方案的油画放在入门右手的墙上。

我们参观完阅览室大厅后，余东女士带我们去任大援先生扫描书籍的工作间，那里十分简陋，但配备的照相机与扫描设备却是十分先进的。随后，我们抵达梵蒂冈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处，在一个玻璃柜内放置着一册早期的手写本的精装《圣经》，一册立在下层，一册打开放在柜子的上层。我不知道书写材料是纸还是羊皮，但从其参差不齐的书口看，似是纸张材料。向前走到另两件镇馆之宝前，在一个门口的两侧墙壁上分别挂着两巨幅木版雕印图，一幅是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坤舆图说》，1672年刻于北京，托裱在绢上，当时是先印于纸上后再装裱的。另一幅是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的《星图》（费赖之译为《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尺幅与《坤舆图说》相同，也是先分栏雕印于纸上，再托裱于绢上。据余东女士讲，馆内还藏有一幅手绘于绢上的彩色星图，星空绘成蓝色，十分壮阔绚丽。这两幅原图均是裸挂于墙上，今年才装框保护。

参观之后，我提议出去购书，想逛逛书店，一则是看看有没有馆史之类的书籍，再则是看看有没有书籍史方面的画册。余东女士领我们到一楼购书处，在过道的台上放了一本梵蒂冈所出版的图书目录，并没有书籍实物。询余东得知她自己编有一本《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十六至十八世纪）》，于是决定买下，并请余东女士签名留念。另购一册梵蒂冈馆史，这是一套书，目前仅出版第一卷，书名为Leorigini Della Biblionteca Vaticana Traumanesimo E Rinascimento（1447—1534），2010年版。该书所叙内容当是梵蒂冈教宗个人藏书时期。

中午邀余东女士一起到中餐馆吃饭，得知余东女士是中国人，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她是梵蒂冈图书馆正式工作人员，已在梵蒂冈工作20年，那里所有中文文献都经过她整理，当是这批文献的保护神。我们这次的出版项目她也立下汗马功劳，令人钦佩。我借机又请教了一些问题：一是终于清楚傅圣泽（Tean 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1）自中国带往西方的中文书籍现在均藏在梵蒂冈图书馆，有文献记载称傅圣泽之书有一部分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也有人认为他将书携至罗马耶稣会传信部（因他自中国返回后一直供职于传信部，直到去世），在这里他接受了主教一职，还有人猜测他与耶稣会脱离了关系。经询问余东女士方得知，傅圣泽的中文书及手稿在他去世后均一并转交给梵蒂冈图书馆。这一疑点，当拨清于后人。二是经询问余东女士获知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编目之第一部分巴尔贝里尼·奥里斯（Barberini Orient）原是一位出版商，梵蒂冈聘他出版一些书籍。当时各省区传教士寄来或带来的书有时会先让他过目，他时而会将珍贵的书留下，这部分是来自他的藏书。伯希和编目第二、第三部分波吉亚·西尼斯（Borgia Siamese）原是梵蒂冈的书籍或者文献登记员，各地所交书均经过他们之手，伯希和编目登记时误将他们的名字写入捐赠或他们个人的藏书，这是一种误解。三是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疑问，这个摹本一直由清代一位皇子（不知姓名）收藏，其前印鉴较多，但据其中一题说是北宋末年临摹，余东女士推测当不是张择端的真品，而属于更晚时期的一个摹本。余东女士应张西平先生之约，会将梵蒂冈所藏中文书籍之来源写一专文放在《梵蒂冈藏中文文献》书前作为前言，当以余东女士的考证文字为准。

下午3：00，我们乘火车自罗马抵米兰。行程时间为2小时50分。车上，张西平教授谈到荷兰出版商布里尔出版社对整理出版中文文献十分热心，他们已经出版了（用微缩胶片形式）部分中文档案文献。北京外国语大学已经购买了他们整套的胶片。这家公司在北京、上海设有办事处。从出版的角度我们应当成为合作伙伴，我们可以将他们出版的胶片还原为纸质，在国内销售。同时，我们也可以将藏于中国的关于欧洲主题的档案文献整理出版，与布里尔出版社合作。这次欧藏会议他们也将派人参加，并承诺出版本次会议的论文集。

荷兰早期汉学

荷兰虽然是个小国，但其出版业却十分发达，在欧洲享有盛誉。目前活跃于中国的数字出版商爱思维尔就是一家非常值得尊敬的出版同行。荷兰出版汉学或者中国主题的书籍，由来已久。阿姆斯特丹曾在1655年出版过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二卷。布里尔出版社对推动荷兰汉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荷兰汉学发端于17世纪，丁·赫尔尼俄斯1628年出版过《汉荷词典》。服务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J.J. 霍夫曼博士曾教授荷兰汉学之父古斯塔夫·史莱格（1840—1905）学习中文。1873年，史莱格在荷兰被莱顿大学聘为中国研究教席，1875年被聘为“特邀教授”，1878年转为教授。其后，史莱格在莱顿大学研究汉学长达25年（1876—1902）。这位荷兰汉学巨匠与布里尔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史莱格为了印刷自己的《中国星相学》一书，将他的老师霍夫曼买的一套早已不用的中国活字印刷字模引入布里尔出版社，并亲自动手向印刷工讲解使用方法。他所培养的印刷排版工尽管对汉字一窍不通，但却能“迅速地利用216个中文部首进行排字”，以致伯希和讥讽他培养这些排版工“或许是他做过的最出色的工作”。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包罗史指出：“1875年史莱格的《中国星相学》印刷出版后，牢固地树立了布里尔的声望，使之成为印刷中国出版物的首屈一指的欧洲出版商。”布里尔出版社在1882—1891年间出版了史莱格另一本巨著《荷汉词典》，其间他们还出版了致力于研究东亚历史、语言、地理和艺术的《通报》，直到今天，布里尔还在坚持出版这本杂志。由此可见，布里尔出版社作为欧洲出版汉学书籍的重镇用实至名归去形容是绝不为过的。

2012年10月4日　凌晨4：40 米兰

意大利在欧洲一直以“发现中国”而自居。马可·波罗（Marco Polo， 约1254—1324）、利玛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中国，马可·波罗与足球同样是意大利的代名词。而米兰，这座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则以AC米兰足球队被中国人记住。

米兰的汉学研究远不及罗马、那波利、威尼斯，但在意大利仍居有一席之地，在大学中除设有副教授、讲师席位教授学生学习汉语外，“意大利远东研究会（ISMEO）”在米兰（另一城市为罗马）主办有三年和五年的汉语口语和中国文化课程。近年来，汉语学习在米兰也更加活跃。中国的影响力也逐步扩展至这座城市。

华夏文明数字图书馆

这次我们访问欧洲图书馆，并与部分图书馆洽谈合作项目，本意是与去年所报项目“华夏文明全媒体工程”有关。当时主旨是想按不同语种将各语种研究中国的书籍以及其他文献材料，整合到一个数字图书馆里，以方便中国学者研究，同时也为国外的不同国家的汉学家们研究中国提供资料帮助。经过这次欧洲之行与前一年的持续关注和研究，目前我认为已经进入到了深入并可实现的操作阶段。这一沟通中外的数字图书馆桥梁，早在20世纪就已有很好的书目基础。英国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曾于1867年在上海出版过一本《中国文献纪要》（也称《汉学书目》），主要收录西方所译中文典籍书目兼及著作、论文，但这个书目很快被法国人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所编的《汉学书目》覆盖。考狄于1881年至1885年出版了西方论述中国的各种出版物的书目《汉学书目》第一版（包括图书与文章），全部是法文，1893年、1925年又分别出版了修订补编本，将1924年之前的论著几乎收罗殆尽，之后还有修订与再版，这是迄今为止了解早期至20世纪初西方汉学研究中国文献必须参考的工具书。之后，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又续编了《汉学书目》，收论著时间下限为1954年，这本书目与考狄书目同样成为了解与整理西方汉学成果的必备工具书。以此为基础可以邀约专家对各语种书籍与文章进行分类整理，这将构成华夏文明数字图书馆的基础文献。下一步则可以约请学者、专家编纂《汉学书目》的续编，可以一直续至2020年。这个工程无疑十分浩大，但如果实施将有功于世界学者。

我们关注并已启动的另一方向是搜集各国——主要是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所藏中国文献、中国书籍目录，将各大图书馆所藏中国主题目录汇集、归集并进行分类比较研究，最终编制一套《海外藏中国文献总目》，编制各种索引，以方便各国学者研究之用。这一工程的基础是首先据现有书目进行整理，其次是支持、资助各种编目工作，与馆方展开紧密合作，寻找一种方法互赢互利互惠地实施。目前，我购有《哈佛燕京大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目录》《日本藏汉籍目录汇编》《西班牙图书馆藏中国古籍目录》《俄罗斯藏中国文献目录》《梵蒂冈图书馆藏汉籍目录》等书籍，下一阶段将集中精力购藏其他国家所编中文目录以及其他文字写成的目录，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已编制好一本关于中国文献的目录，尚未出版，可洽谈出版事宜。慕尼黑巴伐利亚图书馆编有一套8卷本中国文献书目、柏林国家图书馆编有一套12卷本中文书目。英国的马礼逊藏书目录已于前段时间邮购，同时大英图书馆所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目录也当于回国后购买。此外，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大量西文馆藏目录，有时间将去拜访并查阅。

米兰昂布罗修图书馆

我们上午去拜访昂布罗修图书馆（Biblioteca Ambrosiana），由夏慕华女士接待并解说。

这座图书馆17世纪时是米兰主教费德里安·波罗缪（Cardinal Federico Borromeo）创建的艺术学院，因此藏有较多的画家艺术品原作。最让馆方自豪的是他们藏有达·芬奇的全部手稿，达·芬奇在这座图书馆工作多年，阅览书籍并设计各种图纸。达·芬奇在这里曾进行过建筑、机器、飞行器、大炮等设计。

在昂布罗修图书馆的天井庭院内，矗立有十位著名人物铜雕，其中神学家奥古斯丁、诗人但丁最为引人注目。奥古斯丁铜雕的背后有一面古墙，墙顶至今还保留着达·芬奇弟子创作的壁画残损画面。这种对艺术的敬重态度让我们十分钦佩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尊敬。

波罗缪主教非常喜欢搜集各地的艺术品与图书，他的贵族身份让他有能力购买这些艺术品与图书。其中也收藏有中文书，但在1943年的一场大火中毁掉了。

该馆藏有艾儒略（Giulio Alèni， 1582—1649）所绘的一幅地图。这幅地图在世界上已很稀见。张西平教授正在点校编纂《艾儒略全集》，这幅地图也将收入，该书将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夏慕华女士正在研究艾儒略，她在米兰圣心大学教授中文，也是米兰这座图书馆研究中心的学术秘书。艾儒略在米兰近邻出生，是一个大区的。世界上研究艾儒略的学者有20多位。艾儒略著述颇丰，其中文著作仅次于利玛窦，他有一本与士大夫酬唱的诗歌集（收有70多首诗）。艾儒略的家乡有一个艾儒略研究中心。艾儒略的书信集还没有整理，主要是用意大利文书写，这部分如果由意大利学者整理最为合适。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著作《艾儒略全集》如果再翻译成意大利文将具有重要意义，如再配有意大利文书信手稿，这将是最完整的、中西合璧式的《艾儒略全集》。

这座图书馆还收藏有邓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的书信，这些书信具有很重要的价值。邓玉函与伽利略是同一学校毕业，他曾给开普勒写过三封信。邓玉函的藏书也可以整理。邓玉函是编译《崇祯历书》的主持者之一，他与王合作写过一本《西器奇说》，是最早将西方科技引进中国的先驱之一。

达·芬奇无疑是这座图书馆的骄傲。达·芬奇出生于托斯卡纳，馆里还存有达·芬奇长期工作的房间。我们在欣赏过提香的油画之后，穿过三层所展艺术品（主要是油画），便进入达·芬奇自己设计的藏书室大厅。这个大厅是达·芬奇作为建筑学家的作品之一，如果与教堂相比，也许略逊一筹，但作为一座图书馆，它的布局仍然让我们十分震撼。这个藏书室大厅，分上下两层，下层有12层高的书架，上层为9层高的书架，两层间有木制走廊，其上则是穹顶，两端是半圆形的巨窗，光线均来源于此。整个藏书室大厅的空间被充分有效利用，毫无浪费之处，这是迄今都值得建筑师们学习的地方。作为一件建筑艺术品，功能利用是最重要的建筑语言要素，达·芬奇还被称为建筑大师，他所设计的建筑结构与功能的浑然一体也许是与其美学风格并驾齐驱的。当我们进入藏书室大厅时，我最震撼的并不是达·芬奇的独特建筑设计，而是这座大厅的主人——书本身，那些书全部立于书架上，整齐得像人类文化的士兵，无一不庄严肃穆，两层高达近10米，全部是立正的书籍。如果用中国词语“琳琅满目”来形容，我觉得这个词还是过于妩媚了。因为在15、16世纪西方书籍全部都是以锁线精装立于人们面前的，这与中国柔弱的纸与柔弱的蓝色封面、躺在函套中平放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那个时代的西方精装书多以8开、4开、全开本面世，与中国书籍多以16开甚至更小的开本方便阅读与携带大相径庭。达·芬奇生活于1452—1519年，正是中国的明代，这位脚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人物，他生活于书中的生活，与王阳明恰好形成巨大的反差。中国的学术，逐渐走向心学而务虚，但西方却正在从神学走向人性而务实，尤其是科学的因素正变得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号角。同样是理性的思考，但中西文化却是沿着各自不同的路走得更加背离。东西文化的分野，我们在达·芬奇的藏书室大厅中也可以找到实证。

也许，与达·芬奇同等重要甚至远超达·芬奇的文化思想贡献是这座图书馆的创办者本人的思想。这座图书馆的创办者米兰主教费德理安·波罗缪在1604年创办时提出这座图书馆是“一项世界性的服务”。这一理念是基于波罗缪狂热的博学求知思想，他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东方学者。名义上他说不相信有人会整合人类所及的全部文献，但他本人真正的意图是要将叙利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亚美尼亚文、中文、印度文、伊利亚文书籍总编一个目录，以让那些无法读到原文的人也能了解世界的全部知识。他从构想这座图书馆时就是抱着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融为一体的想法，最终目的是调和美学、科学和宗教，让它们共同融入人类智慧的本体中。这一雄心壮志决定了他的收藏品质与种类。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见到如此多的艺术品、书籍、手稿等，无一不与波罗缪的主旨思想有关。

这座图书馆购进的第一批中文书籍据傅马利博士考证，是1604年4月波罗缪购于阿姆斯特丹的《大明官制》（1540）。而和这座图书馆初创时期关系密切的艾儒略、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邓玉函则均是波罗缪的朋友，同时他们也都给昂布罗修图书馆寄送了十分珍贵的中文书籍。这些书籍有阴时夫的《韵府群玉》、王叔和的《脉诀》、李廷机的《玉堂厘正龙头字林备考韵海全书》以及《孟子》《外科精要》和大唐景教碑拓本等。而中文本《万国全图》、艾儒略《职方外纪》手稿、24卷本《汉语词典》则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触动世界的文化珍品。昂布罗修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收藏至今还在散发着书籍的魅力，中西文化脐带的营养作用依然哺育着新一代的文化使者。也许这正是波罗缪所期望的，无疑，他的希望在未来结出了文化硕果。

《万国全图》也是该馆所藏珍稀之品，原为利玛窦所绘，名《万国舆图》，1584年绘于肇庆。1598年利玛窦修订该图，并在南京刻版雕印，共12个版。该图问世后风行全国，给一直自居于天地之中的中国以猛烈的心理震撼。但在利玛窦之前或者同时，罗明坚也绘有当时的世界地图，只是带到了欧洲没有出版，因此，其影响远远不及利玛窦的《万国舆图》。但绘制地图以取得传教通行证的思路也许罗明坚是首倡者。昂布罗修所藏这幅地图，刻于1623年的杭州，应当是艾儒略增补利玛窦的《万国舆图》而成。艾儒略撰《职方外纪》，实际上是有图有文的，文字前五卷述说五大洲，后一卷为“四海总说”。现在的印本只剩下文字部分，图则不见。该图的发现，证明艾儒略对利玛窦的《万国舆图》也进行了修订，并确定《职方外纪》原是有图的，文字上遵照利玛窦的愿望，经庞迪我（Didao de Pantoja， 1571—1618）、熊三拔（Sabathin de Ursis， 1575—1620）修订增补文字，庞迪我去世后又经艾儒略增补最后成书。昂布罗修图书馆所藏的《万国全图》是否为金尼阁寄自中国，还不能确认。金尼阁1613年从澳门返欧，1614年抵罗马，1615年至1616年金尼阁到米兰拜访了波罗缪，1618年4月从里斯本登船返回中国，1620年7月抵澳门，1621年初赴南昌、建昌、韶关，并于次年赴山西，1628年入嘉定，并于同年11月在杭州去世。从金尼阁的活动情况分析，也有可能是金尼阁1623年赴河南前将刚刚出版的《职方外纪》及《万国全图》寄给了昂布罗修图书馆的波罗缪。当然也不排除他是在1628年时所寄，这一点目前还无法确证。

昂布罗修图书馆目前正在与清华大学的杨刚先生合作编写油画修复保护辞典。这里丰富的艺术原作给意大利修复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中国敦煌、龙门石窟等的保护技术都引进了意大利人的技术。

6:30

下午我们自米兰乘机赴杜塞尔多夫，晚8时抵达。直接去一间酒吧吃晚餐。席间，识昂布罗修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傅马利博士（Pier Francesco Fumagalli），他也是《米兰昂布罗修图书馆与中西文化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的作者。因在飞机上一直认真阅读这本书，忽然见到作者，倍感亲切。

10月5日上午　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

欧洲藏中国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

首届“欧洲藏中国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大象出版社共同主办。上午的会议由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院长培高德主持。首先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代表江枫博士致辞。江枫博士是个学者，对马理贤很有兴趣并研究颇深。早在几年前，江枫博士就希望将欧洲所藏的中文文献整理出版。江枫博士掌握有八国联军当时在北京的各种日记史料，涉及民俗、历史、文化、生活、社会等各方面，非常值得出版。

文化部《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马晓霖先生致辞。他重点介绍了《清史》编纂情况。《清史》是几代领导人都很关心的工程，参加纂修《清史》的先后有2000人左右。德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外研究机构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了支持。《清史》史料准备从文献征集开始，已出版5种丛书2500多册，总字数近10亿。正史已完成95%。《清代诗文集》《李鸿章全集》《张之洞全集》《清代稿钞本》《蒙藏文献辑刊》等均受到学界关注。所出版的专著也有多种获国家级奖。清代档案资源2000多万件可在网上查阅。原计划10年完成《清史》，但目前在学术观点、史料运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个工程将延后出版。

张西平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关于建立欧洲藏中国文献研究会的设想”。张西平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有关情况。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季羡林任中心名誉主任，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后季羡林将中心名改为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并题写了中心的名字。《国际汉学》第一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自第二辑起即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东西文化互相了解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2009年召开了“中德汉学研究百年学术研究会”；2009年在匈牙利罗兰大学召开了“中东欧汉学史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2009年中欧文化论坛”；2010年在韩国首尔召开“中国古代文化在东亚国际研讨会”；2010年在意大利与罗马智慧大学召开“西方人汉语学习国际研讨会”。

关于中国文化研究，张西平教授认为历史强迫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体系，中国知识体系也被纳入到世界知识体系中。西方人开始介入中国知识研究，如利玛窦等传教士、高本汉等学者的汉语语言研究。再如敦煌学研究，以法国伯希和为首，巴黎成为敦煌学研究中心。专业汉学家的介入也引发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他们积极进入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知识结构体系的变化是深刻而又深远的。西方的知识体系是成熟的，但中国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是独具特点并十分成熟的。这两个成熟的知识体系的相遇与碰撞，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中国近代知识体系在这种碰撞中发生了部分改变，而西方的变化则并不十分明显，但西方在研究中国的同时，今后也肯定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正处在变化之中。

中国学术界对欧洲所藏的中文文献整理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努力，袁同礼曾派王重民、向达到英法抄录敦煌文献，这一努力在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当今，对欧洲所藏的中文文献，中国学者并不完全了解，这部分史料将推动新的学术研究。我们在了解中文文献的同时，更应当关注涉及中国主题的西方文献，这部分史料迄今还没有系统利用，对这一文献的整理及研究也将推动西方知识学术的变化，这一视角也将改变西方学术面貌。如对英属东印度公司以及法属、荷属、葡萄牙属、西班牙属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关系史料迄今没有进行系统整理，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将会推动中西贸易关系的重新反省，西方学者的反省也许更有现实意义。

归去来兮：欧藏汉籍

下午2：00我们继续开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少川先生。他的报告题目是“归去来兮：欧藏汉籍”。

周少川先生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该研究会有1000多名会员，其中包括一些来自法国、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的汉学家。学会出版有期刊《历史文献研究》，已经出版30辑。周少川先生目前正在参与主持编纂《中华大典》，但他也表示希望能广泛参与欧藏文献的整理工作。

周先生从汉籍流传到国外的角度分析了如何整理古籍以及古籍整理的新趋势。周少川介绍说，国外也刻印了一些中国古籍，如日本和刻本、韩国高丽本。还有一些传教士在中国也写作、刻印了相当多的用中文撰写的书籍。这些流传到海外的书籍现在统称为“域外汉籍”，但现在也有学者提出应名之为“华籍文献”。中国单篇文章、地图之类的也可统称为“中国文献”。如英国牛津大学收藏有一幅《东西洋航海图》，年代为明嘉靖年间，很值得研究。

元代中国书籍已经传入欧洲。早期写本、史书、小说、戏曲、传教士著作、禁书等是流传到海外的大宗。张西平教授发表一篇《国外对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文献的收藏与整理》论文，很有参考价值。

关于对欧藏文献的整理，周少川认为，一是要做好普查书目，对原始记录进行普查、编目；二是要编制工作书目，编制专题书目；三是要编著善本书目，如《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等。关于对文书档案的专题整理，周少川认为，各印度公司档案、梵蒂冈藏天主教文献最值得缩微胶片、影印、扫描，或者直接在影印本上标点校勘。周少川提出要建立一个《欧藏中国文献联合目录》，可参照“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的操作方法；同时建立欧藏中国文献全文数据库，可参照“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的操作模式。

《海外所藏中国古籍书目》《中华古籍书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100种，10辑）、“域外汉籍研究丛书”、《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徽州文书、山西民间契约、清水江文书、孔孟府档案、煤矿档案、海关档案以及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等项目均在进行中，有的已经出版，但大多数仍在整理中。

其后是荷兰布里尔出版社的代表罗伯特发言。这家出版社是欧洲最大的学术出版社，1683年在莱顿大学成立。所出版的都是与人文、社科方面有关的学术书籍，其市场定位是整个欧洲，甚至全球。其出版物语言17世纪是拉丁语，18世纪是法语，现在主要是英语。1860年荷兰第一个汉学家说服政府从上海购进汉字字模，开始了中文出版业务。此后，欧洲汉学家著作较多是在布里尔出版社出版的。目前，他们的主要市场是美国，但已开始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出版更多汉学著作，并与中国的出版社合作。布里尔目前合作的出版社主要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

该出版社邀请法国、英国、德国的汉学家到荷兰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提出要出版欧洲藏中国文献档案。其出版路径是按单个图书馆进行整理，先弄清图书馆档案指南，档案馆也比较配合，但现在他们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因此，用中文数据库、西文数据库的形式出版是最好的方法。

昂布罗修图书馆副馆长、东方部主任傅马利博士

傅马利博士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西北大学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他介绍说，他们馆藏的第一本书是在图书馆建立之前的1601年由波罗缪购藏的。昂布罗修图书馆的阅览室在1615年、1616年接待了金尼阁的参访，金尼阁带来了一些书籍。1624年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拓本很快就被传教士带到了昂布罗修。

傅马利博士向我们展示了入藏其馆的最早汉文刻本，也展示了《坤舆万国全图》图片。米兰是最早与中国联系的城市之一。米兰以前受法国管辖，与中国的交往可以和威尼斯、那不勒斯（那波利）等城市相提并论。1574年耶稣会在米兰设有一个培训学校，耶稣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均是从米兰开始出发的。金尼阁就是接受米兰主教波罗缪的推荐而成行的。

米兰的耶稣会学院后来成为小公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王也设立了一个皇家图书馆，有些小公国的书籍被转到皇家图书馆。1860年意大利独立后，其驻上海领事馆送给米兰一些中文书籍。

英国大英图书馆代表的演讲

大英图书馆的代表首先介绍了东印度公司的文献收藏情况。他说，东印度公司记录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很多，英国外交档案很重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文献也很重要。在大英图书馆中藏有中国的大量文献，东印度公司的文献记录主要包括四部分：①原东印度公司1600—1858年之间的档案文献。②地图收藏部门所藏的文献。③个人档案。④有关缅甸的档案文献。

东印度公司当时为什么要做记录？主要是与贸易、资金有关。远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它企图与世界各地做生意，所以商业活动地域覆盖从非洲南部直到远东，范围很大，所遗留下来的档案主要是伦敦总公司与各地通信记录（1600—1722）。大英图书馆的代表举例说：1683年一封由伦敦发往广州的信，其内容包括军事装备。从1721—1834年的记录全部保留了下来，这些记录分两种：一种是在中国和日本的生产记录；一种是关于广州的，单放在另一处。除贸易数字之外，还记录了个人和当地社会的一些情况，如记录有关茶、瓷器的文字。也有一些是政治方面的记录，东印度公司不单纯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公司，它还具有部分类似国家的政治权力，因此也有政治记录。因为东印度公司权力过大，英国成立了一个监督机构。这种贸易政治化，导致了两国贸易的冲突。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中保留了送礼清单以及价格，借此推动鸦片贸易。

19世纪东印度管辖区域已扩展到中国，对中国贸易的重视也导致对文献资料越来越重视，现已发现有几千份文件与中国有关。关于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的文件有数百件，还有涉及香港殖民地政府香港政府成立的。还有一些记录义和团的文献。1927—1929年有一些苏联文件送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但为什么由大英博物馆收藏则不太清楚。

我们要了解中国的书是如何传播到欧洲的，可以将东印度公司的购物清单作为一条重要线索。东印度公司订货包括订书的清单均有记录，保存十分完整，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研究。东印度公司订书清单资料非常完整，是从广州订货。《南海胜景普陀山志》一书就由东印度公司订书购买后送给了英国图书馆的创建人。其中一些书籍是关于佛教的，也有关于天主教的。中国书籍的引入导致“中国热”，英国对中国的兴趣十分广泛。1699年有一本《茶经》被翻译成英文；英国有一位汉学家Staunton翻译了《大清律例》，东印度公司一位商人买来后再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关于中国书籍的交易资料可上网了解，同时还需要请教这位先生。他留下一篇文章，比较长，可译后参考。

东印度公司自1596年开始派遣商船从事东亚贸易。1676年从澳门进入中国大陆。1680年以后，东印度公司从英国本土直接派船与中国进行贸易。船管会为了保证雇员的忠诚度，要求详细记录所发生的事，因此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商行报告》档案是最原始的文献记录，它记录了各种细节性的历史。这批档案始于1721年，止于1834年，共有200卷，每卷在200—300页。当然，除此卷宗外，还有其他记录，也是反映中英两国关系的。这批档案最为完整。

这批档案早就被学者关注并据以形成学术成果。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著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3卷）、《东印度公司对外贸易编年史（1653—1834）》（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53—1834，5卷），已有中译本；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章文钦著《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等等。以上著作均参考了这批档案材料。

研究任何语种的历史也许都无法绕开大英图书馆，它收藏了历史上它感兴趣的每一语种的文献。它的前身是1753年在伦敦成立的大英图书馆，这一世界顶级的图书馆从它收集第一批文献时就具有全球意识，这一特点是有殖民地色彩的，它的藏品的数量与殖民地的扩张成正比。英国与中国之关系漫长而又充满痛楚，它的藏品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历史。研究中国18世纪以后的历史如果缺了大英图书馆的各种文献的支撑，无疑最后的结论都有可能是站不稳的。

目前，大英图书馆的藏书超过1400万册，位居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后，但它所藏的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各种原始档案以及抄本，也许美国国会图书馆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莎士比亚的原稿、西乃抄本《圣经》等都是镇馆之宝。中国早期的雕版《金刚经》，连英国人也视为珍品，并出版了对其研究的专著。与《金刚经》同样珍贵的是斯坦因所盗取的敦煌文献，多达1万多件，文本抄写时间跨度自晋至北宋初年，覆盖了中国最辉煌的写本书籍时期。但我们此次之行，最大的收获不是书籍，而是东方部善本部所藏的档案材料，涉及我国西北部的档案名称是《来自印度的政治和秘密信件》（Political & Secret Letters from India），涉及边疆问题的卷名《扬子》（Yang Tze），涉及保密部的档案卷名《中国突厥斯坦》（Chinese Tukkistan），涉及贸易、外交等关系的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商行报告》（China Factory Records）。

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

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正式名称为“德国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图书馆名称多次变化，也称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是德国最大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有351年的历史。二战期间，为了防止珍贵书籍毁于战火，馆内部分书籍移至当时属于德国、后被划为波兰的克拉科夫地区，至今这些书籍仍留在波兰。因东、西德分离，书籍也分别留在了两地。东、西德统一后，图书馆并没有搬到一起，因此还是1号楼、2号楼分藏。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支持图书馆正常运转。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管理全国的图书馆，因此各馆之间合作十分密切并十分通畅。德国研究协会根据各馆收藏重点而确定支持金额，现在每年新增加2.5万册图书。1号楼重点藏历史研究资料，19世纪之前的文学书籍也收藏在1号楼。自1946年至今的刊物都集中在2号楼，特殊专题材料保留在2号楼。德国人非常重视书籍，在德国南部建立了一个22万平方米的藏书库，共收藏有1100多万册图书、1000多万件胶片，包括中世纪以来的手稿，其中包括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等音乐家手稿。

远东收藏品在17世纪有267本与中国有关的书，这在当时欧洲是比较多的。18世纪收藏不多。19世纪收藏开始增多。1822年有一批收藏。1834年收藏有6.8万册中文图书，其中包括部分日本书籍。二战后60%丢失，现在只保留了30%。

图书馆东亚部1922年建立，现在主要收藏中文原版的书籍，这些书来源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收藏范围广泛。《四库全书》《续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电子书也有收藏。远东部所藏书，如果借阅可以直接与东方部联系，借书期限可以免费使用一年，不对个人开放，只针对研究所或图书馆。1661年以来的目录可以在网上查阅。

国家图书馆远东部（系）已将2478种中文书籍善本电子化，可在网上全文阅读。电子化书籍的数量在不断扩大。图书馆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化部门进行数字化。图书馆建有70个国家图书数据库，但查阅只能在德国国内，而不能供其他国家的读者查阅。

10月6日上午　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

俄罗斯藏中文文献

俄罗斯的波波娃女士介绍了俄藏文献的有关情况。俄罗斯汉学研究兴起于18世纪初，是在俄罗斯东正教传教使团的基础上建立的。从18世纪开始，俄档案馆收藏了大量的中国档案资料以及古籍。黑龙江、吉林等省档案曾转到俄罗斯收藏，但在1855年这批档案又归还给了中国，这批满文档案保留得非常完整。内容主要是地方与朝廷的军事、行政、交通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等。

俄罗斯藏汉籍主要藏在莫斯科的国立图书馆（1974年目录）、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1852年、1993年目录）、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及东方文献研究所。主要有敦煌文献（19000件）、NOVA（500种）、拓片（2000页）、雕版书籍（3642种）。

1818年11月27日，俄罗斯科学院倡议成立亚洲博物馆，1930年改成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早期图书十分有价值，有郭居静、金尼阁、鲁得照、恩理格的著作，这些书是从欧洲流传过去的。郭居静与利玛窦合作的四声拉丁汉语字典《平常问答词义》（利玛窦的这部手稿一直未发现），尤为重要。拉里婉·罗索欣（Poccoxиh，N.k.， 1717—1761）编《汉语书籍目录》，包括125种中文书名，分为8类。1766年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ПeotbeB，A.П.， 1716—1786）编《汉语书籍目录》，包括235种中文书名。1818年俄国藏有377部中文书籍。

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

该馆1558年建立，与柏林国家图书馆齐名。1450年以来的早期印本书籍藏品十分丰富。收藏有1100万印刷本书籍、59700种期刊。抄本93600件，是全球数量最大的抄本收藏图书馆。有20000件与东方有关，其中1.7万件与远东有关。收藏东方书籍23万种，3000件抄本。收藏重点是古代中国书籍，主要是20世纪之前的书籍。

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东方部收藏有60万册（包括西方、当地语言）东方书籍，该馆从1618年就开始收藏中国书籍。德国从17世纪开始对中国书籍产生浓厚兴趣，他们支持传教士去中国，并让他们收集中国书籍带回或者寄回巴伐利亚。1773年耶稣会倒闭后所藏图书转到了该馆，1803年各修道院书籍转到该馆，17世纪出版的《诗经》被收入该馆。1830—1831年诺依曼带来3500册中文书籍，1851年从法国购进2700册，1858年收藏有2000册，1929年收藏18000册。德国人曾到中国收集中文书籍，1900年以前该馆的中文书籍是最多的。其中，宋元版20册、明版10多册、清版2000多册。抄本3000多册，其中瑶族道教抄本1700种，敦煌文献3件。

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十分重视书籍的数字化，从1997年开始对馆藏重要图书进行数字化扫描。中文书籍中的200种5000册正在进行扫描。该馆的扫描仪是最先进的，值得中国引进。1870年以前的书籍准备与各馆合作扫描，没有版权的图书整个图书馆准备扫描100多万册。其中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的原版书以及西方所撰写的有关东亚的西文书均将进行扫描。

有关德国收藏中国档案的情况

根据培高德介绍，普鲁士档案馆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在2005—2008年进行合作项目外交档案“中德关系档案整理”，涉及中国的档案来源：克虏伯企业档案馆、布莱梅一家公司档案。

1668—1914年德国在远东的活动，一直有档案记录，既有军事档案，也有社会档案、贸易档案。传教士档案非常系统，瑞士、柏林均有收藏。个人档案由专门图书馆收藏，也有一些是由协会收藏的。

培高德收集了一些个人信件，他展示了1866年德国驻中国大使写给俾斯麦的信、1895年驻天津临时代表与李鸿章有关的记录、德国南部的一家档案馆收藏的描写战场的记录。用原始档案研究历史的方法颇值得学习与光大。

下午我们来到了杜塞尔多夫啤酒街，据说这是德国最大的一条酒吧街。街道两边，自店面伸出桌子，多数没有椅子，人们多站着喝小杯啤酒。适逢周末并有足球赛电视直播，男男女女边把玩酒杯边欣赏比赛，颇为壮观。

《中国新地图志》

其后我们穿过市政厅广场抵达莱茵河岸边，河边也是酒吧长廊，酒之喧哗伴着河水，也是爱酒民族之一景。我最大的收获是后来到一条街上，进入书店购得一本描述中世纪制作羊皮纸技术的书，1991年出版，作者是 Chr. Belser Verlag，因属旧书，售价只有0.5欧元，48页，彩印，书号为ISBN 3-7630-1212-5。这家书店规模很大，兼售旧书，旧书区有200平方米左右，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地图。这些地图或挂于墙上，或放置在塑料夹中，一沓沓矗立在地上。很幸运，我找到了一幅17世纪耶稣会士卫匡国所绘的关于中国的地图。这幅地图是1990年荷兰一家公司仿真再版的，售价68欧元。全开本。购回返至宾馆，查阅知道这是卫匡国1655年出版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中国新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2卷）中的一幅。本幅是中国总图，包括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十五行省。费赖之称卫匡国：“初至浙江之数年中，适当朝代更易之时。因鞑靼侵略，内乱，不忘旧主者之举义兵，地方不靖，未能久居一地。卫匡国在《中国新地图》题词中曾言其游历若干省，北至京师，抵于长城。所经数省一一图而测之，定其经纬。”这幅地图北止于长城，可以印证费赖之的考证。从整幅地图看，这当是明末时期的疆域图。卫匡国1643年抵华，其所绘地图的时间当在他游历各省之后，他于1646年回到杭州，1650年启程返回罗马，“抵荷兰之阿姆斯特丹，即从事于《中国新地图志》及其诸书之刊行”。由此可知，该书当作于1646—1650年。

《中国新地图志》两卷，图17幅，文字说明171页，1655年1月7日经维也纳核准而刊行。总图一，十五省图各一，附日本图一。有序言26页，对东亚大势以及各省疆域、人口、贡赋、民俗、土产、植物、名胜、山川、城市古今名、工业等均有介绍。这是西方人所绘中国地图之早期作品之一，对研究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是继罗明坚、利玛窦制图将中国融入世界知识版图之后，而以传教士的眼光对中国地理知识所作的深入帝国内部的地理总结，其始创之意义以及实测之准确，直到18世纪还没有其他著作能够超越，直到今天仍是学术研究之重要文献之一。(www.xing528.com)

今天购得17世纪中叶之中国总图，实属幸运。尽管它已不是原书原图，但今人单仿此图，可见西方人对此图之重视。荷兰人彩色仿制此图，也许荷兰与我国台湾之关系是他们原版仿制的背后深层原因。无论如何，《中国新地图志》不仅在刚出版后就被译为多国语言，直到今天还能再度被关注，购得这幅地图，确有意义。

10月7日

歌德纪念馆

今天是周日，所有的商店均歇业，但博物馆都开放着。上午，我们慕名瞻仰了一座杜塞尔多夫的公园式墓地，接着去参观歌德纪念馆。

德国是个极其尊重历史的民族。歌德尤其被人尊重。歌德是德国文学的奠基人，也是“狂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影响波及18世纪德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他不仅让无数女人倾倒，连同时代的男人也以结识歌德为荣。今天在纪念馆遇到一位杜塞尔多夫的女诗人，她说她是歌德的狂热爱好者，她为歌德而心碎，她的第一首情诗就是写给歌德的。她说她很幸运没有与歌德同时代，否则她会为歌德心碎而死。她一再声明她爱歌德，她一年要到这里无数次来接近歌德的生活。她说，歌德有无数情人，她也甘愿成为其中一个。歌德的魅力显示了一种力量——死后还拥有无数的“情人”，这种文化魅力直接而又穿透。中国的文化也许过于内敛，苏东坡的各种文化素养也许并不亚于歌德，他在诗、词、曲、赋、书法、绘画、散文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时代高峰，但他无法像歌德一样让后世的女人们甘愿做他的“情人”。尽管他也可以让无数男人为其文学的洗练与优美而倾倒。苏东坡的厚重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林语堂用英文并译成中文的《苏东坡传》特别值得大家一读，这部严肃的传记为我们展示了苏东坡的文学与情感的各个方面，但这部作品仍然让我们感受到时代的隔膜。而现在歌德纪念馆中据说多达5万件与歌德有直接关系的文物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亲切感。反观苏东坡，除了文学作品、书法绘画作品以及位于河南郏县的墓地，我们再也无法去玩味历史的实物了。

与歌德同时代的中国伟大文学家是曹雪芹。他的《红楼梦》几乎自其问世就红遍开来，在这部伟大的作品还处于手抄本时期时，俄罗斯人就拥有了抄本之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有《石头记》的早期抄本之一。但曹雪芹与歌德相比，歌德生前的荣耀焕发与曹雪芹的穷困潦倒形成了巨大反差，即便是身后也无法在文物实物的保存上相提并论。曹雪芹在北京西山植物园内保留了一所简朴的故居和为数不多的展品，偏处一隅，冷清而又寥落，而歌德的位于法兰克福的故居与杜塞尔多夫的纪念馆都位于车水马龙的闹市区，更重要的是多达上万件关于歌德的手稿、书籍、画像、生活用品等，直观地向人们展示着他的生活原貌。这种反差，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尊重以及文物展示个中的苦涩。

让我深有感触的展品中有两件值得推荐给大家：一件是郭沫若译、上海现代书店刊行的《浮士德》民国原版书籍，展于二楼；另一件是一幅18世纪的罗马全城图，这幅巨图是以铜版画的形式绘于1765年，罗马城内每幢建筑物甚至每个窗户都尽入这幅画中，其中有一幢建筑物歌德曾经住过。这种运用透视法绘画的作品，让我们不禁联想到绘于12世纪的《清明上河图》。这两幅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遗憾的是我们已不能考证有哪一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名人曾经居住在《清明上河图》中哪一幢建筑里，我们不知刘太医是谁，更不知道孙家正店的主人是何方神圣。

也许能给人们以安慰的是《浮士德》的中译本也收藏于此，但更让人感叹的这座纪念馆的创办者——杜塞尔多夫的一位收藏商——如此关注歌德作品的国外影响力，这里展示了各种文字的歌德作品译本，这种爱人及书的精神以及存续歌德文化遗产的毅力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德国耶稣会士

在生发感慨的歌德纪念馆一游结束后，我们返回宾馆。稍事休息便开始浏览《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以及《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十六至十八世纪》（Catalogo Delle Open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estolica Vaticana ⅩⅥ—ⅩⅧ Sec）。

德国的汉学研究源起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意大利、法国相比，德国的传教士数量远远不及以上三国，传教士著作数量也远远落后于意大利、法国，但德国的汤若望对于耶稣会而言，甚至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却产生了承前启后的改变历史走向的作用。

费赖之将耶稣会传教士书籍史分为三个时期：1580—1672年是汉学著述创始之时期，其特点是传教士所撰数学、天文、物理之书甚多，超过宗教类书籍，是传教发端与争取生存之时期；1673—1723年是北京及各行省法国传教会产生发展之时期，“《传教信札》即在此时代开始刊布，其叙事繁多，信心虔笃，今尚为读者所嗜读也，科学在是时仍在培植”；1724—1773年，这一时期教难频发，直到耶稣会解散，是衰微时期，撰著出版均不及前两个时期。

三个时期我们均可找到德国耶稣会士的名字与事迹。按历史顺序计有：

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年，出生于巴德大公国之康斯坦茨城，1621年至华，1630年于北京去世。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出生于科伦，1622年入华，1666年于北京去世。

瞿安德（Andreas Xavier Koffler），1603年出生于凯姆斯城，1646年入华，1651年被清兵杀于广西。撰有书信数件。

万密克（Michael Walta），1606年出生于慕尼黑，1638年入华，1643年遇盗受伤死于山西。未见著作。

苏纳（Diestel Bernhard），1619年出生，出生地不详，1660年在济南去世，有书信数件，见布鲁塞尔图书馆藏《威尔舍姆（Wilcheim）神甫著作集》。

金玉敬（Calmes Joachim），1652年出生于汉堡，1684年入华，1686年于海南岛去世。未见著述。

麦雅各（James Matheson），生卒年、出生地不详，1694年入华。未见著述。

庞嘉宾（Gaspard Kastner），1665年出生于慕尼黑。1697年入华，1709年于北京去世。著有拉丁文著作三种：《上川岛建堂记》《天文观察》《中国礼仪之争始末》。信札数件。

戴进贤（Lgnacc Kogler），1680年出生于巴伐利亚邦之兰茨堡，1746年于北京去世。著有《推算表》《睿鉴录》，合著有《历象考成》。书信数札。

席宾（Philippe Sibin），1679年出生于维斯特法利亚之纽豪斯城。1716年至华，1759年去世于澳门。著有信札数件。原缺汉姓名，费赖之新译。

魏继晋（Florian Bahr），1706年出生于西里西亚之法耳肯堡。1738年至华，1771年于北京去世。有信札至少9件以上。另有《圣若望臬玻穆传》一卷，北京刻本；《圣咏续解》一卷，北京刻本；《驳格廷根大学校长莫舍姆谬说书》，8开，1758年；《蒙难记》《六种语言大字典》，撰德文部分，手稿，藏北京遣使会图书馆。

查格林（Joseph Zallinger），出生年、出生地不详，1736年抵华，1736年去世。未见著述。

鲍友管（Antoine Gogeisl），1701年出生于巴伐利亚邦之济根堡城，1738年至华，1771年于北京去世。著有书信数札，合著《仪象考成》。

穆方济（Francois Moser），1711年出生于巴伐利亚之莫尔吉尔城，1756年至华，卒年不详。未见著述。

按费赖之的分期，第一时期来华的德意志人共5人，邓玉函、汤若望是其代表；第二时期共5人，庞嘉宾、戴进贤是其代表；第三时期入华的共4人，魏继晋、鲍友管是其代表。德意志籍传教士以天文历法最为擅长。邓玉函主持修《崇祯历书》；汤若望继之并成《崇祯历书》，任清钦天监监正；庞嘉宾精于历算，1707年授钦天监监正；戴进贤“历算学问也甚好”，任钦天监监正；鲍友管发明地平纬仪，任钦天监监副26年。以上5位做出巨大成绩者，均是以天文历法而被明、清两朝所重视，这应是耶稣会士中德意志籍传教士之一大特点。魏继晋以精通音乐、善操提琴而被乾隆所宠，但他的主要成绩在于语言文字，其他传教士或入华时间不长就去世，或其事迹不彰而湮没于传教史中。

10月8日

克虏伯档案馆

上午去拜访克虏伯档案馆。克虏伯档案馆成立于1905年，是最早的企业档案馆。克虏伯一家1873年搬到这里，共286个房间，供接待国外客户及家庭聚会之用。克虏伯公司有两大支柱产品，一是钢铁制品，一是机关枪与大炮。其后代已与这家公司没有关系，房产由基金会（1968）管理。1945年战后其藏品由家族转交给基金会管理。

克虏伯起居室是穹顶长方形房间，430平方米，墙上挂有6块希腊哲学神、音乐神等壁毯。左侧卧室威廉皇帝曾住过多次。克虏伯去过北京，曾拍过许多照片，至今仍保存在档案馆内。其后耳室是克虏伯图书馆，共藏有30万册西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图书馆旁是举办活动的客厅，是仿法国凡尔赛宫设计的，墙的四周均悬挂有壁毯，内容属于《圣经·新约》故事。

这座建筑建在半山腰，前面是鲁尔河，环境十分优美。来到地下一层，有一个房间是中国风格的，大约100平方米。克虏伯的一个女婿做过驻中国公使，他修建了这个房间，并运回很多清代家具。1905年在这里建了一个档案馆，最初是存放中国方面的物品，包括李鸿章送给克虏伯的一副对联，还有一幅李鸿章65岁时的相片，由李鸿章亲自题名。这里存放着与中国有关的2万张照片。克虏伯的女婿于1900—1903年在北京拍了许多照片，涉及北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中国戏院、圆明园、颐和园、故宫、北京周边各关口、长城、十三陵、各种神道碑及雕像、中国百姓照片。还有1901年与中国谈判解决义和团问题、与代表团的合影；在光绪或慈禧接见前与代表团于故宫前的合影。此外，还有一些是关于上海、广州、澳门的照片。他还写过许多信到德国，反对列强破坏中国文化。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出版社来谈过出版，馆方希望能够合作出版这些照片。照片共有2万张，1.7万张照片已扫描。文字资料也非常多，已全部变为微缩胶片，最重要的已发布到了网上。克虏伯是私人档案馆，其内容涉及克虏伯家族的隐私，不能全部对外公开。克虏伯档案馆表示同意提供档案材料帮助，但如出版或研究则需要汉学家的整理，选择一部分或其中的精华公开出版。

10月9日　杜塞尔多夫至慕尼黑火车上

《康熙字典》与梵蒂冈图书馆

在梵蒂冈图书馆藏中有四个《康熙字典》版本：初刻本，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编号为2.Borgia Chinese 428-434，该版本可能是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 1762—1829）的藏书；1887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1套6册，编号为《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4.RAC.GEN.OR. Ⅴ，1893；光绪戊子年（1888）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藏2套12册，单套为6册，编号为“补编”3.RAC.GEN.OR. Ⅳ，1878；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久敬斋石印本，1套6册，编号为3.RAC.GEN.OR. Ⅳ，1931。

此外，该馆还藏有一份《康熙字典索引》，1812—1816年克拉普罗特为蒙突奇所作。“索引”后有附录，内容主要摘自巴西利奥·布罗洛·达·格莱莫纳的《汉语拉丁语词典》转抄本，伯希和说：“1815年克拉普罗特以1200法郎为蒙突奇在巴黎购得此抄本，1816年蒙突奇接到该抄本。”

蒙突奇藏中文典籍

蒙突奇为编写一本拉丁语汉语字典而收集了大量书籍，尤其是中文辞书与西文辞书抄本。蒙突奇是意大利早期汉学家，他立志编写一套中文辞书并与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展开竞赛。他主要活动于伦敦、柏林，远离中国人的环境注定了他将败于马礼逊。他于晚年回到了意大利。他在1824年从德累斯顿写给利奥十二世（Leo Ⅻ）一封拉丁文书信，随同这封信的还有一份用法语写成的书籍目录清单：“蒙突奇收藏的汉语书籍和手抄本目录。”这份中文藏书目录现藏梵蒂冈图书馆，编号为Borgia Chinese 396。在蒙突奇去世前，他将这些藏书以及为印刷中文辞典所准备的29000个汉字活字捐给了教皇利奥十二世，这些藏品1929年藏于耶稣会传信部，1902年转藏于梵蒂冈图书馆。

据余东女士介绍，蒙突奇购完书后，往往将购书的单据、书信等背景文字材料贴在书前，并签上标签，说明购于何时何地何人。如《正字通》一书前，伯希和说：“题头有奇怪的刻印摘出，给出了蒙突奇在1789—1801年间购买汉语书籍和汉语研究著作的时间表。”伯希和在编目中，一般也在书名后标明“蒙突奇旧藏”，但是否全部标出，余东女士讲没有一一核对，所以不能确认“蒙突奇旧藏”之外究竟还有多少或者没有属于蒙突奇所藏。

为了解蒙突奇藏书的来源，我先将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的标有“蒙突奇旧藏”字样的书籍列出，然后再行分析：

262—263.《海篇》：字典。克拉普罗特和蒙突奇的藏本。（《音释海篇统汇》，共20卷，汤海若编辑）

264.《字汇补》：字典。克拉普罗特和蒙突奇的藏本。

265.《同文铎》：明代吕维祺编纂的字典。蒙突奇的藏本（《音韵日月灯》的第二部分）。

266.《同文铎》的索引。蒙突奇的藏本。

267.《篆字汇》：篆字字典。多山堂版。

341.《古文析义》：林云铭编纂，对古文文本研究，“1731年，年（音译）捐献，此人是中国福建人，传信部学院学生。蒙突奇在罗马购得”。

375.《韵钥》：字典，《音韵日月灯》之一部分。钤有1814年蒙突奇的藏书章。

389.《四书注》，坊刻，小开本。

391.《道德宝意》，“白玉蟾评注的《道德经》81篇，访赵孟书法本的大开本，60页”。

403—405.《伯友图录》，3个木函，书内有程士庄万历戊子年（1588）序，黄德时刻印。

413.《御纂性理精义》，康熙丁酉年（1717）序，初版。

414.《甲子会记》，编年表。

415—417.《六子全书》，嘉靖癸巳年（1533）版。

418.《小学》《学经》《忠经》注释本。

419.《字学津梁》，书法教育指南，有附录。

425.满汉识字课本，2卷，30—40页，蒙突奇和克拉普罗特旧藏。

426.《五经纂注》，节选本，沈一贯注，阊门夏龙衢刻印。

427.《五方元音》，字典，雍正丁未年（1727）澄鉴堂版，“蒙突奇从克拉普罗特处购得”。

428-434.《康熙字典》，初版。

435.《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6—1821；《上帝圣教分会门》，耶稣教宣传册；《劝读圣录熟知文》；《幼学诗》，雍正己卯年（1735）文苑堂版，14页；《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真经》一卷；《善终瘗茔礼典》；《明职篇》，6页；《刘母厉孺人传》，18世纪；《心相编》，道教书；《敬德钓鱼》，剧本；《花园认母》，剧本，二仪堂版。

440.《列音韵谱》，7（缺1—4）本，154页。“汉字字谱，按照声韵母编排，每组都标有西文发音。”

441.《列边正谱》，134页，按部首排序的汉字汇编，每个字都带有西文发音。

442.《天神会录》（圣天使修会教材）。

443.《画像经解》（基督行实，有插图）；《明心宝鉴》；《六书密义》（手写本），马若瑟（化名温古子）所写，1816年克拉普罗特送给蒙突奇；《七巧图解》《日记故事》，5卷，带插图，康熙戊辰年（1688）版；《轻世全书》，4卷，手写本。

444.《新约》，马礼逊译。

445-449.《谢声品字笺》的《字汇数求声》，字典。

450-453.《正字通》，张自烈著，廖文英刻印。

454-457.《字汇》，字典。

458.《满汉同文分类全书》，满汉分类词典，康熙丙戌年（1706）版。

472.《官话语法》，万济国著。《忏悔方法简论》。

473.《类纂古文字考》，5卷，按部首排序的汉语-葡萄牙语词典，西文为傅圣泽所写，1811年蒙突奇购得此书。

474.《说文》，许慎著。

476.《百家姓》《千字文》。

478.《三字经集注》，南海陈忠铭著，余鹤参校订，广文堂版。

483.《增补字汇》，字典（缺第一函1—10册）。

484.《脉诀》，王叔和著，周一鹏嘉靖乙丑年（1565）序，富春堂万历戊寅年（1578）版。

487.《字汇》，字典节本，《玉麟字典》，万历乙卯年（1615）古吴散乐斋版。

489.《字汇》，字典。

491.《百家姓》《古时贤文》《三字经》。

492.《锦字笺》。

493.《幼学须知真解》，程登吉著，会有堂版。

494.《幼学杂字》，金陵李德章刻印；《四体千字文》，金陵郑元美刻印。

504.《玉堂字汇》，字典，小开本。

509.《新出对象蒙古杂字》，汉—蒙词汇。北京宏文阁版。带插图，55页，1700年左右民间刻本。

510.《易经》《诗经》《书经》，古香斋，小开本。

512.《职方外纪》；《二十五言》，汪汝淳重版。

514.《易经》，2册，小开本，蒙突奇按语：“克拉普罗特的礼物，以非常昂贵的价格购得。”

515.《天下路程》，古吴陈长卿刻印。

以上是蒙突奇所购汉文书籍，蒙突奇赠送给教皇的图书，还有他另外捐赠给其他图书馆的书，具体数量待考。此外，蒙突奇为编写辞书，还购有西文辞书手写本若干，下面请看具体目录：

392—393.巴西利奥·布罗洛·达·格莱莫纳神父《汉语拉丁语词典》，转抄本。

406.《汉语拉丁语词典》，广州西班牙传教会编，对开本，封面为精装红色摩洛哥皮，原属克拉普罗特所藏。

407.《意大利语—汉语词典》，手写本，无汉字，原属斯当东爵士藏。

408.《汉拉词典》，手写本，北京安东尼奥·维拉迪金（Antonio Wladikin）从耶稣会士词典中转录8500个汉字，“1811年6月6日蒙突奇从克拉普罗特处购得”。

411.《法汉词汇》，手写本，“抄自伦敦皇家学会会员马蒂尼·拉佩（Mathieu Raper）收藏的手写本。此人以前任东印度公司广州商务负责人。经版权人的许可1811年在伦敦抄写。正方形的四开本，4+89页。蒙突奇收藏”。

420.《官话词汇》，多明我会士万济国神父所编。

412.带西班牙释义的汉语词汇，施方济神父所编，1+91页，手写本，汉字按字母顺序排列。“蒙突奇抄自收藏在柏林之施方济神父的手稿原件。”

慕尼黑图书馆 10月9日下午

慕尼黑图书馆于1586年建立。这里收藏有40多万件音乐乐谱，40多万张地图，100多万卷东欧文献（是西方最大的除东欧各国之外的东欧文献收藏地），25万册近东、远东的书籍。

此馆在路德维希一世时即作为图书馆使用。二战时1/4收藏被毁，1970年重建完成。共收藏有350万册书，1000万件以上的藏品。慕尼黑郊外建有一个藏书库，每天有5000册送来，4500册送入。1945年以后，使用者主要是专业研究人员、大学学生，约有10万人。有一个专业阅览室，一个普通阅览室，580个座位。每周开放7天，每年接待读者110万人次。

馆方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很珍贵的文献。如《妙法莲华经》第八品，用一个木匣装，是敦煌文献，定海方若曾藏，有题跋，这是非常珍贵的藏品。如瓦罗1703年关于“中国语法”的书在广州出版，线装形式，但皮为硬壳。这个版本是1804年的，拉丁语，在中国出版拉丁语书籍相当稀见。本书世界上仅存8册，这是其中一册。又如，南怀仁关于月食的一个印本，经折装，康熙十年（1671）刊，满汉对照，前有拉丁文序。慕尼黑大学还有一个月食彩绘本。1718—1819年在山东出现彗星，耶稣会刻印一幅《广东浙江四次发现圣迹图》，散发各地。再如，收藏有大观四年《大藏经》，东禅寺福州刻，鲁德福收藏，有鲁德福印鉴。

馆藏珍品还包括一张拉丁语、汉语、满语康熙五十五年（1716）九月十七日的红票，有各位耶稣会士的签名，这是礼仪之争的关键性文件，此前康熙皇帝致信教皇，但没有送到，又送一信（有郎世宁的签名）给教皇。这个藏品是红票，规定耶稣会士必须领红票才能居住。

慕尼黑图书馆所藏的道教书籍很有特点。这些书籍是从泰国、越南、云南、老挝买来的，多半与道教有关系，多是南方道派。正一教道派也藏有一些。都是手抄本，有2000多册，已经编目800多册。莱顿大学也收藏有200多册。年代最早的是康熙年间，比较多的是19世纪的，20世纪的也有一批，其中90%是汉语。

10月10日

游慕尼黑玛利亚广场。接着去18世纪修建的一座“中国塔”参观。这座塔高五层，是德意志人想象中的塔的模样，各个角上的铜铃似乎比塔更像中国风格。

10月11日

上午去法兰克福书展展场。我们至6号馆与加拿大书籍展览协会会长一晤，此人同时也是FLDES出版公司的负责人。他推荐一本关于人类航空发展史的书，希望我们能够出版中文版。这是一本科普书，可以申请加拿大政府翻译补贴，值得考虑。

随后，我去参观古旧书籍展销。均是欧洲古旧书的专业爱好者与销售商所展示的精品。其中有一本传教士叶尊孝撰写的《汉字西语》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这本书梵蒂冈图书馆藏有1722年广东钞本、1726年钞本，书名为《字汇腊丁略解》。这里展销的版本出版于1813年，书商要价为9000欧元，十分昂贵。本书用拉丁文、法文、中文三种文字对照写成，该版本当已十分稀见。这个书商还展出一本汉字书籍《都名所图会》，6册，线装，要价3500欧元。

我买到两幅19世纪的地图：一幅是出版于1815年的《中国地图》；另一幅据书商称是1840年的“中国、日本地图”。这两幅地图均是从书中割下的，具体出自何书，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