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全新世界的文明视角

人类有没有走出冰期？这恐怕是个永恒的问题。

所谓“全新世”，究竟是宇宙新时代，还是冰期中的间冰期？

人类自身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在数以百万年计的冰期里，每隔几万年就会出现一个间冰期，也许我们就处在一个间冰期里。可即便在宇宙尺度里人类文明仅如昙花一现、浪花一闪，但人类灵魂一旦醒来，便要有一个自己的时代——全新世。

我们假设全新世的到来，并非天地之间气候已完全转暖。虽然地质学提供了足够的冰芯、孢粉之类的证据，但我们还是要问，如果真的开始了大暖期，何以人类文明还要反复经受寒流的考验？这样一问，我们就会想到所谓“全新世”很可能并非一个自然周期的翻转，而是指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对人而言，哪怕我们依然处于冰期，只要有个时期为人类文明奠基，那就是全新世，与其说全新世是地质概念，毋宁说它是一个文明的概念。

我们认为，文明概念的“全新世”，就出现在约八千年至四千五百年前那个地球上最温暖的时期。人类文明有了那三千五百年暖期打底子，终于站稳了脚跟，并向全球发展，人类真正具备了作为万物尺度的架势。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那经由梦想而生就的艺术形式，它呈现了人类心灵的底蕴。若谓人类生产方式或为人之动物本能的扩展，则人的艺术活动或已脱离动物本能，而为人的自我的外延，并获得一个美的文明的样式。

艺术由梦想催生，我们看那只人面鱼纹盆，盆中半坡人那副做梦的表情，就可明了何为艺术的源泉。艺术之于人类，重要性显而易见，可人类日用而不觉。人类艺术活动的过程，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人类之于石器，只是顺应着石头的自然属性来加工，无论旧石器还是新石器，就其本性而言，依然是石头自然属性的延伸，而非人的创作。但人类之于陶器则截然不同。陶器，并非自然界本来就有，它是人类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器物。

制陶，是用火的艺术。人类先是向自然取火，继而以人工取火，终于开窑了。从自然取火到人工取火，还是自然属性的进展，自然状态的外延，犹如蜘蛛之于织布，蜂巢之于建筑。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唯有人能在想象中完成它们，而蛛与蜂，只能在本能活动中实现。人之异于蛛、蜂者，在于实用功能服从审美需求，行动追随想象，先在想象中形成，再将想象付诸实施。这样的活动方式是艺术，而其本质则为创造。

创造超越进化，进化是在自然的空间里进行的，而创造则在想象的空间里展开，想象，并非来自进化、创造，也不是自然的成果。如果人类命中注定要从自然里面异化出来，那他就必须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对立面来把握，就必然要从自然的产物变成自然的改变者和创造者，从自然安排好的食物链和循环圈里解脱出来，从而具有对自然做选择的自由。

自然之于万物，存亡一次给定，唯独于人，活法由人定。人定，非由自然，当以自身，从自身发现自我，以自我突破进化。自我，是灵魂的人格化形式，是与自然形态和社会身份相应的个体人格存在。如果说人的社会身份还是人的自然形态的外化和延伸，还属于进化，那么个体则属于创造，是人对自身的创造，创造自我，突破进化序列，从作为万物尺度的万物之灵向自我意识的灵魂飞跃。如果说神话还是对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艺术想象，那么史诗则开始了对人类命运的诗性吟唱，开启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叙事空间，而哲学则将自我意识转化为宇宙意识，并在逻各斯的理性进程中穿越自然达到形而上学进而化为灵魂。

灵魂趋于神，非神话中之众神，亦非万物有灵的泛神，而是经由自我意识觉醒而使灵魂开显而与个体人格相应的创造者——一神。无论众神和泛神，都是文明发蒙时期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唯独一神，是人类从自身创造自我时的自我意识的结晶，是开显出文明样式的个体人格的终极成因。当自我意识向宇宙意识、个体人格向宇宙本体进展时，一神出现了！当然，这一进程花了好几千年，用历史学的尺度来衡量，几千年很长，可用人类学的视野来看，几千年的时光，在几百万年的长河里，不过是几个小小的波浪。可全新世就是不一样，大暖期那几千年，从量变到质变，从自然进化转向文明进程，在文明发展中，人类开始了新的历史性成长。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积累，为此后人类文明的进展做了充分准备。

经过窑火陶冶的人——我们因其处于全新世而称之为“全新人”，他们不光在大暖期用炉火和泥土创造了不朽的彩陶艺术，还为小冰期再度到来做好了准备。那窑火，不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是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和熄灭的逻各斯吗？不就是生成万物、主宰世界的宇宙之灵吗？它或许就跟普罗米修斯有关。有关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传说，也许就来自全新世那一把火，还有中国女娲炼石补天的传说，也出自那造物的火。只有刚从冰期走来的人，才真正懂得那把创世的火，正是有了造物的窑火，文明的全新世才真的来临了——神话里的火，悲剧里的火，还有哲学里的火，说到底，都出自那生生不熄的全新世的窑火。

就在那条从撒哈拉经由美索不达米亚通往中国两河流域的绿洲之路上，缤纷的彩陶，就像一条纽带牵动着东西方。“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情景，不光出现在唐代李白流浪的中国江南，更出现在《山海经》时代里的昆仑山。创世者女娲，就在昆仑山上开窑、炼石、修补苍天，以至于清人曹雪芹，都说女娲补天以后，尚余一石，误入红尘，自西往东，被人带到江南一隅——良渚文化分布的太湖流域。或曰，当女娲在昆仑山炼石时，良渚人则在太湖边攻玉。一篇《石头记》，似乎透露出全新世初期文化传播的一点脉息。

有了“全新”的窑火，人类以之御寒，而不至于被周期性的寒流灭绝。须知人类最后一次出非洲，人数有限，在数以万年计的时间里，已有许多人种灭绝，灭绝的原因当然不止一种，但寒流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寒流破坏万物生长，导致食物短缺，迫使人类不但相争，而且相食。据说，在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后脑勺上，就留下了敲骨吸髓的洞口——人吃人的标记。也许人吃人是人类灭绝的直接原因，但根本还在于寒流。好在大暖期终于来临，幸存的人类，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天道循环，还是上帝对人类的选择，或出于人自身对自我的创造，总之，人类变成了“全新人”，不光造物，而且造神。

人有王不算什么，猴有猴王，狮有狮王，连蚂蚁都有自己的王。人类有王，那还是动物性的进展，尚处于自然法则的链条中，还在自然进化的序列里。可人有神，则是人自身的创造，是从人的自我里开显出来的一个新世界，是人在终极追求里走向未来通往最高存在的自我印证——我就是神！所有这些文明的要素，几乎都在全新世萌芽，结集为神话，流传为传说，还在更早的彩陶上表现为绘画，还有一些画在《山海经》里流传了下来。

肿骨鹿角、下颌骨烧骨化石，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用火的见证之一

全新世，人类走进大暖期。温暖，不仅指自然气候大暖期的到来，更重要的是，“文明”产生了取暖方式，一个用火制陶的“陶冶”时代来临了。人在对自然的否定中，成了万物之灵，如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神话传说，留下了人类对“火”的文明记忆。普罗米修斯出自古希腊神话，他为人类盗取天火，触怒了宙斯，为了保全人类，他甘愿受罚，成为人类文明的第一个神圣的祭品。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著有《自然论》，他用哲学为人类文明点燃了一把“永恒的活火”。(www.xing528.com)

关于火，70多万年以前的直立人已经会使用火，火可以熟食、取暖、照明，为人类身体和大脑发育带来飞跃。北京房山周口店遗址出土了40多具个体直立人化石，由上到下有4个灰烬层，可达6米，灰烬成堆分布，其中含有烧过的朴树籽和大量动物烧骨。据推测，火源主要来自雷电及其他自然火，然后采取保留火种的方式。

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引自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由于地域差异，石器时代的每一处遗址所呈现的初民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但作为精神原始形态的灵，则在各个遗址中都有所表现。因此，将石器时代称为“石灵时代”似乎更为确切。约一万年至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布中国各大区域，不断更新的考古发掘正在逐渐修正人们看待中国文明形成的视角。研究者不再持单一的中原文明正统论或中原文明主流论等“中原文化中心论”，开始关注更多的文化遗址显现的不同特征，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它们彼此是否有过联系和交往，它们各自的气质对于形成中国文化板块的作用等。考古学家苏秉琦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划分为六大区块，作为形成中国文明的共同源头。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亦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2002年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中，就将新石器时代分为两章——第三章《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和第四章《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与北方地区平等研究，并且在第五章《中国文明相互作用的范围与基础》里进一步探讨两个文明板块之间的关系。这些文明“区块”有一个共同特征——皆因玉器成为人“灵”的根据地。

史前考古的六大区系，是苏秉琦先生的恢宏视角，这一视角为中国文明起源之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路径。这六大区系指的是：位居北方燕辽重镇的红山文化，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系，以山东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以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环太湖江浙地区为中心的崧泽—良渚文化，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渊薮。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六大区系说，可与张光直先生所分考古板块互证，而近年考古发掘中丰富的成果，也都可以补正他们的视野和立论。

陶器碎片，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修复效果）

陶罐，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出土（修复效果）

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始于约一万年前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以及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皆属于传统考古学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就石器而言，上述两处遗址出土的石器与旧石器时代似乎差异不大，但都出土了陶片。使用水、火、土等自然物“造物”，这种“人造”性，是新、旧石器时代的本质区别。

玉玦，兴隆洼遗址出土，红山文化

玉斧，兴隆洼遗址出土，红山文化

属于红山文化板块的兴隆洼遗址，据碳-14测定并校正，距今八千多年，是目前中国境内所见最早的玉器文化遗址，随后波及比邻的红山文化遗址，再南下。而从距今约七千五百年至六千九百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来看，出现了陶器和精致的石器，如石磨盘和石磨棒，还没有玉器出现。距裴李岗遗址南边不远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与裴李岗属同一个文化类型，距今约九千年至七千八百年，出土了同样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同样属于裴李岗文化类型的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也有同样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出土。由裴李岗文化遗址向北，至河北南部的武安，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一万多年前的磁山文化遗址，是一个食品加工点，有石磨盘、石棒，被称为“裴李岗—磁山文化遗址”。上述裴李岗文化类型中，唯有贾湖文化遗址出土了骨笛与稻谷粒——与河姆渡文化虽隔千里，却早了千年——但没有出现为精神而生产的玉，只有为生存而生产的石，因此，最早的“石灵根据地”，应该在红山文化板块的兴隆洼遗址。

有翼骨鱼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裴李岗文化

炭化稻谷标本，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裴李岗文化

七孔鹤骨骨笛，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裴李岗文化

骨三叉形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裴李岗文化

石磨盘、石磨棒，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