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发展与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5]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

1．马克思主义催生中国共产党诞生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活动都不可能脱离开传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传统与现代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割舍的历史逻辑关系，人们总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吸取和借鉴传统的思想因子，“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7]。然而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对传统的“摧毁”或与传统的“决裂”，绝非彻底地抛弃，而是辩证地扬弃。无产阶级政党执政，领导现代社会主义建设“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8]。因此，它必须对包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历史文化遗产采取批判与继承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由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发生嬗蜕的历史条件下诞生、发展，直至成为执政党的。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建立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组织者。他们的成长及活动的社会环境正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激烈变革时期，一个由传统解体向新思潮涌现的转型社会。因此，他们既脱胎于传统，又兼具现代气息，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特征和活动形式也必然具有新旧交杂的特色。他们既能接受西方的价值，又兼具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新思想的求新理念；既带有传统思想烙印，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他们最大的努力就是在追求一种综合，即“企图把中国的与西方的两个价值系统中最好的成分，融化为一种‘运作的、功能的综合’”^[9]。这种新旧兼有的特点，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念、理论创造和社会活动的诸多方面。特别是他们在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为日后所建立的政党赋予了深厚的民族基因和文化传统。

2．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基础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称之为“时代的激变”，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10余年，时局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一年一个样。其间，五四运动是一个分水岭，它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进行了大致的区隔。杜威曾描述五四运动，“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10]。在这样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和体系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中，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最为直接和最为强烈。明清之际，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们，针对明清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现实，深刻批判程朱理学的正统思想对社会进步的钳制，坚决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学风。由此，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开启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时代进步和变革的新思路。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文化主张，成为激发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特别是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忧国忧民、冲破封建统治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

一般而言，每个社会个体身上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根性，这是传统文化对社会个体思想和活动影响的直接结果。急剧的社会转型不可能立刻完全隔断社会个体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相反，传统文化当中的优秀成分还可能成为社会个体适应社会转型，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基础，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变之后，他们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根性并不可能完全割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相反，优秀传统文化则成为他们理解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为他们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做了文化心理上的铺垫。例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组织的学社团体来评议政治甚至参与政治的习惯。这是由共同或相近研究旨趣、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集合而成的组织。学社团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但是知识分子们力求通过自己的学术来影响政治，甚至在某些时候也直接参与政治斗争，这就使学社团体往往具有政治派别的某些特点。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由学术介入政治的政治参与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学社林立的状况，如许德珩等于1918年10月19日发起的国民杂志社，在其成立的启事中提出“研究学术”作为其四大宗旨之一。罗家伦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在创刊启事中宣称要“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11]。少年中国学会在筹备期间也规定其宗旨为“研究真实学术”。

毛泽东等在1918年4月成立的新民学会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学社的特点，学会简章中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毛泽东阐述了学会发起的原因，一是为改造品性、增进学问而求友互相；二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下，结成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在新民学会，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人为代表的最初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具有追求真理的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先进分子。他们不愿庸碌虚度一生，都希望对国家和社会有所作为。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还认为，自己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正是抱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青年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当然，新民学会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学社，而是带有新时代文化品格的产物。当时的中国处在五四运动前夜、外国侵略与军阀混战并存局面，与此同时，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们不仅仅需要思考个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更要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一时代问题。因此，新民学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1918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12]1920年5月，毛泽东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会议，讨论新会友入会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同时入会必须经过旧会友5人介绍、评议部审查认可、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三个手续。这些都表明，新民学会在具有传统学会特点的同时，不仅自身的组织建设日益严密，还突出强调了真理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说新民学会已经从传统学社的基础上向政党化发展。

此后，新民学会积极倡导和组织各项社会活动，如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湖南的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等。毛泽东在总结1920年9至10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教训的时候，在给会员罗章龙的信中提出，要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13]。此时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与在长沙的毛泽东等人，分别组织了两次关于学会的发展方向问题的大讨论，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赞成俄国式革命，毛泽东、蔡和森还不约而同地希望能够“先要组织党——共产党”^[14]。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这表明新民学会已经向马克思主义团体转化，新民学会的部分成员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这反映出五四前后的进步学社承担了中国近代文化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它既是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集结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团体，同时还是共产主义小组这一无产阶级政党雏形的前身。由传统学社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演化，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演变的过程，反映了近代文化演变的缩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15](www.xing528.com)

3．传统文化涵养中国共产党发展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等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采取了辩证分析的立场。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总体上是符合唯物史观的。李大钊解释了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实质，阐释了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和可能性。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鲁迅等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也包含着发扬民族主体精神、“大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神”等内容。^[16]毛泽东在1942年《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17]以这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所谓“古今”，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把文化及其传统看作历史地发展的；所谓“中外”，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正确理解和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而且要把这两个方面“对照起来研究”，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保守主义。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也是当时文化讨论的正确的结论。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中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主张。邓小平在谈到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问题时认为，必须把二者严格区分而不能简单混淆，“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18]。必须把传统文化中内含的精华与糟粕区别开来，封建时代孕育形成的传统文化并非全是封建的内容，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分析和鉴别。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党提出的鲜明时代重任，对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也日益深刻。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并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进程中。2011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谈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着重从“精神追求”和“不竭动力”两个方面阐述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价值意义，鲜明地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传统文化不再是细枝末节或者局部管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优秀传统文化伦理思想、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各民族语言文化等内涵日渐清晰化，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题中之义，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必须以系统性思维和普遍性联系的全局观认识传统文化，不能单一的、零散的、局部的认识传统文化。必须透过现象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中华文化发展的本质规定和基本规律，科学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和时代价值，重点从整体层面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主要内容，以宽广视野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逻辑关系。

第一，准确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绝不能背叛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形成和巩固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传统文化饱含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资源，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利益平衡以及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和而不同”有利于处理不同文明间文化交流，“协和万邦”有益于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赓续中传承与发展，同时又吸纳其他优秀文化，不断进行自我调适、自我更新、自我完善。2017年1月25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发布实施，着重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个层面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的内容要义，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田间耕作和经典诵读中积淀内化的哲学思想、道德规范、文化精神的总和，它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不同社会角色中需要遵守的共同价值准则。

第三，厘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强国耦合关系。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不单是精神文化资源，更是治国理政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面临难题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向前看”与“向后看”的一体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20]。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契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题，要尊重文化与社会存在相统一的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建立在与一定经济、政治相适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否定传统文化就是割断民族复兴的“根”。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光辉岁月，传统文化始终作为一种重要文化养料滋养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成熟。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贯穿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文化存在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的传统文化不是一个静止的观念，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传统起始于过去，而应是融适于现在并通达未来的一种存在；传统文化应服务于时代主题和党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党认识、对待、利用传统文化的态度及践行。这既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演变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