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代:德国教育的认同

中国对德国教育的认识始于普法战争后，其重要标志是1871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德文馆。而在此之前，京师同文馆仅教授英、法、俄三国语言文字。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大败法国，令人刮目相看。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吸引了中国的目光，德国作为新兴的军事强国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1876年，李鸿章鉴于淮军、练军营制饷章大多遵循德制，为了进一步学习德国军事制度，李鸿章接受了李励协的建议，派遣卞长胜、刘芸圃、查连标、袁雨春等7人赴德国学习军事，中国人留学德国由此而滥觞。

在向德国学习军事技术的同时，德国的教育制度也开始为国人所关注。1873年，德国来华传教士花之安用汉语编写了 《德国学校论略》，该书通过对德国从小学到大学、从孤儿院到专业学校的各式学校教育机构的系统介绍，揭示教育才是“泰西”强盛的根本，中国重视器艺之学而舍弃制度之学，实为舍弃精华，尚未从根本上认识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花之安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华士徒艳泰西之器艺，而弃其学问，掇其糟粕，遗其精华，甚为惜之。不揣涛昧，尝辑《德国学校论略》一书，略言书院之规模，为学之次第，使海内人士知泰西非仅以器艺见长，器艺不过蹄涔之一勺耳。”^[3]

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在清末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李善兰在为此书作序时指出：“今年德教士花君之安，以所著 《泰西学校论略》……问序于余，余展读之，始知德国之必出于学校者，不独兵也。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时非学，无人不学。”^[4]清末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畅言西学，主张效仿西方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其中关于德国教育制度的内容即选自花之安的书。他盛赞德国教育：“今泰西各国……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欧洲书院以德国为最盛，人才之出于书院者，亦以德国为最多。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时非学，无人不学……德国书院如此其多是，教化如此其备，宜乎人才辈出，方兴未艾，而高执欧洲之牛耳也夫。”^[5]《盛世危言》是一部全面论述晚清 “富国强兵”之策的巨著，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后风行一时，光绪帝读后，下令“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6]。 《盛世危言》的风靡也让德国的优异教育制度得到广泛认可，翻阅时人的作品，处处可见晚清学人对德国教育的心仪与赞赏。

1891年，薛福成在 《西方学校之盛》中对西方学校教育进行了比较：“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始农工贾，何独不然？ ……夫观大局之兴飞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7]

郑观应在1892年撰写的《论学校》一文中对德国的教育体系做了系统的介绍，特别是对德国大学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更是赞叹有加：“教法之详，教思之广如此……至此则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创一事，为绝无仅有者。”^[8](www.xing528.com)

1898年，康有为在给光绪帝上书的 《请开学校折》中将德国的强大归功于教育：“普法胜后，俾斯麦指学生语之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以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也。’”在这篇奏折中，康有为对德国教育体系做了翔实的介绍：

普之先王大非特力，馆法名士窝多于其生苏诗宫而师之，聘柏罗斯于瑞士，而创国民学，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如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十四岁而入，增教诸科尤深，兼各国文，务为应用之学。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学必应卒业者也。自是而入专门学者听之，专门者，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皆为专门也。凡中学、专门学卒业者，皆可入大学，其教凡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四科。自是各国，以普之国民学为师，皆效法焉……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9]

在此篇奏折中，康有为明确提出了“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主张。

从晚清开明人士对德国教育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教育兴国的成功经验得到了晚清统治阶级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20世纪初，随着德国对华势力的加强，德国式的高等学校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例如，1907年建立的同济德文医学校与同济工科学校，即后来的同济大学，就是由德国医学与企事业人士创办的高等学校，该校的创办成为中德高等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从1907年至20世纪50年代的40余年间，德国曾派遣数百名教师赴同济大学任教，这些德籍教师既是近现代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实践者，也是德国文化教育在华的重要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