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的文学主张及对《红楼梦》的评价

创造性是文学的生命活力所在。只有创造，才能产生出命意新颖、风格独特的作品来。明清以来的作者大都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视古人为偶像，刻意求似，亦步亦趋，黄遵宪鄙视这种诗风。《杂感》诗说：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

他指出，今古是发展的，今不必卑，古不必尊，应该敢于摆脱古人的束缚，“我手写我口”。因此，他推崇韩愈的文学主张。《刘甔庵诗序》说：

韩退之铭樊宗师也，曰：“惟古于词必己出。”其答李翱书又曰：“惟陈言之务去。”以昌黎之文起八代之衰，而摄其要乃在去陈言而不袭成语，知此可与言诗矣。

黄遵宪认为，清代诗派林立，“或矜神韵，或翊性灵”，但大都“肤浅油滑，人人能为诗，人人口异而声同”，其症结就在于迷信古人。他在研究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经验之后指出：

不能率其真而舍我以从人，而曰吾汉、吾魏、吾六朝、吾唐、吾宋，无论其非也，即刻画求似而得其形，肖则肖矣，而我则亡也，我已忘我，而吾心声皆他人之声，又乌有所谓诗者在耶？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是故论诗而依傍古人，剿说雷同者，非夫也。

但是，黄遵宪并不反对向古人学习，在日本时，他就向日本友人建议，“多读杜、韩大家，以观其如何”。后来，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又明确主张“复古人比兴之体”，“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自曹氏父子、鲍照、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以至晚近小家，无一不可成为自己“炼格”的对象。黄遵宪认为，这种学习取径要广，必须“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而且必须善于抛弃古人的糟粕，其最终目的则在于建立自己的个人独特风格，“要不失乎为我之诗”，黄遵宪把这种境界叫作“诗之中有人”。它正确地揭示了诗歌和传统和创作主体的关系。

黄遵宪懂得，现实是诗歌的土壤，生活的丰富和时代的发展保证了诗歌的源泉既生生不息，又绚丽多姿。他在《与朗山论诗书》说：

日月、星辰、风云、雷雨、草木、禽鱼、日出其态以当我者，不穷也；悲欢、忧喜、欣戚、思念、无聊、不平之出于人心者，无尽也；治乱、兴亡、聚散、离合、生死、贫贱、富贵之出于我者，不同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www.xing528.com)

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黄遵宪将这种境界称之为“诗之外有事”。唐代的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代陆游主张“功夫在诗外”，黄遵宪的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正确地揭示了诗和现实的关系。

诗源于现实，又反作用于现实。黄遵宪对西方文艺史有一定了解，曾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书》）正确认识到诗歌可以“鼓吹文明”，为维新变法服务；但以为它可以“左右世界”，则过于夸大。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近代作家常常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而忽视其艺术和审美特征，黄遵宪则不然，他说：“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致饮冰室主人手札》）

诗的发展是格律化和自由化的统一。它既要求节奏和谐，具有回环反复的音乐美感，又要求能自由畅达地抒情、叙事。针对古典诗歌格律过严的情况，黄遵宪主张“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人境庐诗草自序》）。这实际上是主张吸收散文的特点和句法来写诗，从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

语言是诗歌构造形象的唯一手段，它必须不断更新代谢。针对古典诗歌语言日益僵化的情况，黄遵宪在青年时代就勇敢地提出：“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感怀》）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自群经三史、周秦诸子之书，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以至当时的官书、会典、方言、俗语，一概可以作为诗歌语言的取材范围，这就大为丰富了诗歌的语言源泉。

黄遵宪自小熟悉家乡的民歌，又受过晚明公安派的影响，论诗强调“真意”，认为《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之所以“妙绝古今”，其原因在于“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他高度评价故乡民歌手的才能，“彼岡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山歌题记》）但是，他还认识不到吸收民歌营养对于发展文人诗的意义。

黄遵宪的上述主张反映了近代诗歌发展的要求，较之谭嗣同、夏曾佑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诗界革命”要高出许多。

黄遵宪是高度评价《红楼梦》的第一人。他曾赠给日本友人源辉声一部《红楼梦》，并对另一日本友人石川英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又说：“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他认为，小说必须有神采，有趣味；作者必须阅历丰富，饱尝烂熟社会中所有情态；又必须积累材料，具有浓厚的语言修养，能得心应手地驱使通行俗谚，以至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等。

黄遵宪主张言文合一，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他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能通文者多。”他要求改变汉语书面语言和口语严重脱离的状况，创造一种“明白畅晓，务期达意”的新文体，力求做到“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得“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这些主张，比之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要早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