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销售新书刊，拓展业务

书店在开张时，主要销售上海出版的由邹韬奋、胡愈之、陶行知、李公朴等主办的一些新书刊。因为当时在天津销售这种书刊的书店很少，所以一开张便门庭若市。我记得开张的头几天，书店内挤满了人，有许多读者要在门外等候里面的人出来之后，才能进去。

书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新颖的。我们采取了开架售书的方式，读者可以在书架上自由挑选。书店内设置了沙发和靠背椅供读者坐在那里阅览他们愿看的书刊，当时我们是参照东京的一些书店的模式去布置的。为了方便读者，可以电话购书，只要打一个电话来，把书名或刊物名说清楚，即可派专人及时送去，即使要一本售价一两角钱的期刊，也可照办。书店橱窗的玻璃上有店名“知识书店”，从左往右写的，当时一般都是从右往左写。在店名上面，又用所谓的新文字（拉丁化）标出，成一弧形。这些措施在天津都是独一无二的。

逐渐地我们也出版发行一些书刊，如中共北方局的机关刊物《长城》就是由我们发行的。我们还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刊物《国际知识》，发行人为吴作民（即砚农），主编沈志远，编委有张友渔、许德珩、马哲民等人。这些人当时都是北平几所大学的左派教授。这个刊物的第一期销售了一千余册，到第三期就涨到三千册。出版这样性质的一个大型刊物，纯粹是赔本的生意，加以存货日益增多，因而引起资金周转不灵。于是我又拿出三千元交给书店，以资维持，还有一个留日学生夏某投资五百元。

此外，我们也代客发行一些书刊，如孟用潜自译自印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巴比塞著）就是由我们发行的。还有，斯诺和燕京大学的一些教授编辑出版的一本英语期刊《Democracy》也是由我们发行的，当时来书店洽谈这件事的是爱泼斯坦同志。还有一些这样的书刊就不一一细谈了。

为了发展业务，我们先找到天津河北大经路女子师范学校旁的一家小书店，代我们经销各种书刊，这样就方便了河北那一块地方的读者。我们还打算把交通旅馆旁的一家小书店——天津书店盘过来设一支店，由于他们索价过高，未能成交。天津以外，我们在济南找到了一个代销店，不过这个代销店不守信用，总是拖欠书款，不能按约清账。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维持了这种关系，准备以该店为据点，在济南打开局面。在北平，我们也准备设立一个分店，已经在西单看好了一所铺面房，由于“七七”事变爆发，这一计划未能实现。(www.xing528.com)

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叫我们同太原读者书店合作，这个书店的领导人是薄一波，经理是王俊士。1937年春季就开始酝酿此事，我们先给读者书店发去了一千多元的书刊，并应他们的要求，把知识书店的营业员曹渤派往该店工作。1937年暑假，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旋即于6月底同余卫公前往太原，7月初的一个夜晚在太原关帝庙读者书店内见到薄一波同志，商谈读者书店与知识书店合作事，双方顺利达成了协议。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我和老余匆忙离开太原，由正太路绕道陇海路、津浦路回津，因卢沟桥战事，京汉路的火车已不通了。读者书店后来改名为黄河书店，经理一直是王俊士，实际管事的是曹渤同志。1937年9、10月间，砚农去井陉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工作，途经太原时，带走了一批知识书店发给读者书店的书刊，供该处干部阅读。

除了出售进步书刊外，书店还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例如为纪念鲁迅，我们通过关系从上海找到一批鲁迅生前的相片，还从上海运来各种鲁迅的著作，在一些学校——南开大学、法商学院、觉民中学、南开中学、女子师范学校、中西女中等，举行露天展览，并减价出售鲁迅的著作，这一展览颇受师生们的欢迎。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天津的“学联”甚为活跃。当时学联的主要负责人是共产党员王绶昌同志，他和我是南开中学同班，所以很熟识。于是“学联”的文件统经王绶昌同志之手，交给书店免费秘密代印。不过余卫公来店之后，他就不让书店参与社会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