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成东北主帅，胡政之见证之

张学良，以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牵动着几代国人，是家喻户晓的“少帅”、“西安事变”的主角，被幽禁近60年。相比之下，胡政之就不大为今天的人所知了。其实在1949年前的中国，办《大公报》成功的胡政之也曾闻名遐迩，特别在新闻界、军政界和其他知识分子中享有盛誉。胡政之在第一次入主《大公报》前曾有过在东北从政的经历，他主持的国闻通讯社与奉系有关系，对东北始终怀有很深的感情。他和张学良有过很好的交情，从“东北易帜”到中原大战，到“九一八”事变，身为天津《大公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的胡政之，多次亲自出马，以记者身份采访张学良，得到了不少独家新闻。那是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一个手握重兵的“少帅”与一介报人的故事，更可以看出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年轻的张学良有过哪些作为，又是怎样作出自己的选择的。

1928年6月初，叱咤东北，甚至饮马长江边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随后，年仅27岁的“少帅”张学良成了东北的主帅。当年9月到10月，胡政之第一次赴东北采访，在沈阳停留了两天，“历访张学良以次各要人，于军事外交，多所探询，略得真象”。他在《大公报》发表《东北之游》通讯九篇，其中第二篇就是《军事外交之探询》。其时正值在北伐中战败的直鲁军阀张宗昌向张学良借地屯兵，以图东山再起，遭到拒绝后向张学良的奉系军队发动突然进攻。张学良告诉胡政之，他没有料到张宗昌真会对他倒戈，所以最初毫无准备。张宗昌的直鲁军以家眷车的名义渡过滦河，不料竟是七万大军潮水般涌来。其时奉系军队不过万人。最初一战，奉系军队损失惨重，两名团长阵亡，但张学良极有把握，一等大军云集，张宗昌势必软化。经一场恶战，奉系军队死伤2000多人，直鲁军则有2万余人伤亡。

谈到“建设计划”，张学良对胡政之说，他父亲死后，他即召集兄弟会商分给相当资财，剩下的2000万元，他自取250万元，其中100万元分给部下，并把张氏所有的土地分给他们。另余1750万元，以500万元作为补助中小学的基金；以500万元办同泽中学等事业；以500万元借给省政府，改组边业银行；以250万元捐入东北大学。他还准备扩充无线电事业，将来各县都有发报机，各村镇乡区都设收报机，不但匪警可以迅速知照，还可以借此传播消息，助长文化。他认为东北的旧思想仍占大势力，他的资望不能与他父亲相比，所以办事“殊不能径情直行”，而老辈中袁金铠的潜势力很大，将来新旧思想必有大搏击的一天。最近如东北大学开放女禁，允许男女同学，已经很为旧人物所不满，张学良想拆城墙修马路也为老辈所不赞成。

张作霖统治下的东北是保守的，胡政之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眼光，一眼看到了张学良初掌权柄后东北的新气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了，学界颇有生气，学界同人将成立东北文艺研究会，已有基本社员百多人，宗旨是革新文学，作为输入新文化的先声。当时奉天各个学校的国文教员，大多陈腐老朽，教材也是旧的，新兴的学界力量试图刷新东北的教育，扫荡旧的势力。教育厅长王铁珊是北大毕业生，长期担任张学良的秘书，也很想有所作为，只是感到经费短缺，不能大举改造。

10月18日，胡政之还发表社评《东北之游以后》，对张学良暂时没有实现东北易帜作了三点说明，为张公开宣布易帜埋下了伏笔。此时离张正式宣布东北易帜尚有两个多月。

1929年上半年，中苏之间发生了“中东铁路事件”，震动世界。7月下旬，胡政之第二次亲临东北采访，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再游东北》通讯五篇，对这次中东路危机作了详细调查，但没有与张学良见面。文中提及张的作为时还是肯定的，比如讲“张学良返沈阳方分调各军，积极布置”等，又讲“此次对俄事起，以万福麟部出动最速，万随张学良久，所部尚有相当之新式教育，故海拉尔方面，军纪风纪，名誉不恶”等。

1930年9月，以蒋介石为一方，以阎锡山、冯玉祥等为一方，以中原为战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双方打得天昏地暗、难分难解，牺牲了大量无辜的生命。双方都在拼命拉拢张学良，东北道上，各方密使、说客络绎不绝，而张始终没有表态，他的取向几乎成了一个谜。在这场战争胜负的天平上，已没有人怀疑最重要的砝码并不是交战双方，而是雄居东北、按兵不动的张学良。胡政之就在这时悄然出关，第三次亲赴东北采访。9月17日，张学良在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单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胡政之。张明确告诉胡，他准备入关。胡政之立即用事先与张季鸾约定的暗语给他发电报：“请汇三百元。”9月18日，《大公报》即在要闻版头条刊登专电《东北对时局态度揭开，根据三月东电呼吁和平》，并配发了张学良的半身照片。以胡政之和张学良的私交，他才得以顺利完成此行的采访任务，赢得了一条重要的独家新闻。报纸面世，张学良的通电尚未发表。9月19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刊登张学良拥蒋通电，并发表社评《时局感言》，肯定张学良：“昨日张学良一电，对目前罢战，想有重大效果，是则与民众利益一致之事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政之正在北平。《大公报》编辑汪松年回忆，张学良对胡政之是无话不谈，倾诚相待。“九一八”事变当夜，张亲自打电话告诉胡这一消息。开头就是：“政之，我的那一块洋钱丢啦！”胡立刻明白了这则消息的含意，马上把汪松年从床上叫醒，命他立刻乘赶得上的火车去沈阳采访。胡还把张学良谈话的内容告诉他，说出了“那一块洋钱”的哑谜之解。原来“那一块洋钱”是张学良在杀杨宇霆、常荫槐前用来占卜决疑的。张将这个哑谜告知胡，可见关系不一般。^[1]

9月19日早晨，胡政之到协和医院访问了正在那里休养的张学良，他是事变后第一个见到张的新闻记者。张在匆忙中对胡政之说：“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张的话主要用意在于戳穿日本方面诬中国军队挑衅的谣言。第二天（9月20日），《大公报》要闻版以《本报记者谒张谈话》为题发表张学良的这次谈话，同时刊载张学良19日发表的通电：“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舆论一片哗然，普遍指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辛亥革命元老马君武写了一首广为流传的打油诗《哀沈阳》：(www.xing528.com)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再抱佳人舞几回。

很明显，这是影射“九一八”事变当夜，张学良沉湎于女色之中，抱着当时的影后胡蝶翩翩起舞。实际上，大病初愈的张学良当晚在北平中和戏院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并没有跳舞。

不久，《国闻周报》编辑马季廉要将这首诗在底页补白中刊出。胡政之见到样本，大为不悦，批评马季廉不该刊用，并通知发行课停止发售这一期刊物，即使这样的打油诗或许有卖点，能获得大众青睐，可以增加刊物的销量。1933年秋天，蒋介石到北平处理张学良下野一事，暂驻保定，许多名流应邀前往，胡政之也在其中，并代草了《告东北军将士书》，意为安抚东北军军心。汪松年目睹他起草此书时，“确曾字斟句酌，煞费揣摩，远非为报写作时的挥笔即就可比”。可以想见他落笔时的艰难，并非“利尽交绝”，其中当然就有他与张学良的交情，对张的理解与爱护。

【注释】

[1]《大公报在天津》，《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