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枢纽，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保留良好

翻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形图，在天山山脉东段博格达山与库鲁克塔格山之间，有一块用深绿色作标志的低洼地方，这便是吐鲁番盆地。盆地中气候炎热，干旱少雨，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保存古代人类文化遗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高昌故城就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保存下来。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人们凭吊游览的胜地。

沿着乌鲁木齐至吐鲁番的公路进入盆地，就可到达吐鲁番市，再东顺火焰山麓前行约40公里便是胜金口沟，再沿沟渠而下约5公里到达哈拉和卓（二堡）和阿斯塔那（三堡）之间一块残垣秃壁的地方，这就是高昌故城了。

高昌故城是我国古代与西方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重地，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经过这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德、日、英等国，一批又一批的探险家和考察家来到这里，他们在此搜集资料、挖掘文物，拿走了大量的十分精美的壁画塑像、重要的公私文书、碑刻、织造精湛的丝毛织品、技艺高超的雕刻艺术品等，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叫做吐鲁番学。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多次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从而更加推动了这一门学问的迅速发展。由于这一门学问以研究高昌为中心，所以又叫做“高昌学”。

高昌故城从公元4世纪初前凉在此建郡，成为郡治开始，至14世纪中叶的元朝末年故城衰废，历经了10个世纪，其间由高昌郡而高昌国而西州而回鹘高昌，现存遗迹主要是回鹘时期的遗存。

从现存遗迹观察，故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外城、中城和最北面的宫城（见图一）。外城周长约5公里，全部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坐北朝南向，呈不太规则的正方形，城墙由带有弧线似的墙壁构成，弧线长短不一，西部弧线和东部北端弧线向外突出，南部和北部弧线较平缓。城的西北角和东南角向内凹入。从残存城墙考察有多处增筑接补的痕迹，这种情况表明故城不是一次精心设计建造而成的，它是不断拓展增筑的结果。

外城城墙，西面和东面保存稍好，北面和南面保存甚差。1879年当欧洲的第一批探察者，沙俄的雷格尔（A.Regel）来到高昌故城时，他看到高大的城墙、雄伟的拱形城门和圆形屋顶的建筑，使他感到吃惊，他在他的考察记中写道，“这些废墟不禁令人联想到了古代世界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建筑艺术上的辉煌成就”（《吐鲁番旅行报告》1879年丛书第10卷，哥达版）。继后，1889年沙俄派出的又一批探察者格鲁姆·格里日迈洛（Grum-Grzimailo）兄弟来到这里，他们把吐鲁番的当代建筑与古城中遗留的废墟建筑作了比较，在他们的旅行记中写道，“当代吐鲁番的建筑术已被化为乌有了，再也没有圆屋顶，没有拱门，没有壁画，没有雕刻了……”（《中国西部旅行记》第1卷，1893年圣彼得堡版）。这些记述告诉我们：虽然这座古城早被废弃了，但在19个世纪末年还依旧保存着当年的雄浑气势和精湛的建筑艺术。现在高大的城墙有的已经残毁，有的已垮塌，拱形城门没有了，圆屋顶也看不见了，但从它那残毁的躯体上仍能窥见当年的繁盛景况。

图一　高昌故城略图

外城城墙基本上是采用夯土版筑的方法建造的，版筑尺码尚不一致，其长有1.5—2米的，其高有0.7—1米的。墙基一般宽约12米，墙顶面宽2—3米，残高最高达11.5米，其剖面呈梯形，这种建筑方法十分简便，只要用适量的水把泥土拌湿就可以建造了。泥土就地取用外城墙根的，这样做至少能一举两得，既筑了城墙又挖了城壕。城壕，是增强古代城市防御能力所采取的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外城墙的墙根下，看到古人留下的比附近地面稍低的城壕遗迹。

在夯土版筑的城墙中也夹杂着土块垒砌的墙。土块模制，规格不一，长30—46厘米，宽20—24厘米，厚为15厘米。土块与土块之间既不用沙浆，也不用特别的黏合剂，而是用人工搅拌过的湿泥黏合，这种黏合方法因地制宜，既省工又省料，而且经久耐用。

紧靠墙外缘筑有垛台，也叫马面。垛台是为了防御敌人进攻而设置的敌台。从西南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垛台测得，间距为15—22米，垛台台面宽窄不一，小的长宽各5米，大的长宽各8米。从1902年德国探察队格伦威德尔（A.Grunwedel）所绘的“高昌城平面图”（图二）上，数了一下这样的垛台尚有70个之多，而1963年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实测，除保留下来的南城墙的一部分外，其余的都看不见了，垛台总数也超不过15个。

图二　格伦威德尔绘：高昌平面图

外城城门根据雷格尔的草图（图三），他在北城墙上标示了两座城门，东城墙上标示了一座城门（《比特曼的报道》，1881年，插图18）。从至今还保存的故城西面城门来看，显然雷格尔标示的城门是不全面的。格伦威德尔的平面图上标示了四座城门，东门在东城墙的中部，南门在南城墙的中偏西部，西门在西城墙的中偏北部。在城西北角上还标了一座城门（《关于1902—1903年冬季在亦都护城附近的考古工作报告》，图2，1906年慕尼黑版）。1914年在斯坦因绘制的平面图上（图四），他也明确地标出了三座城门，一座在北城墙的中部，一座在西城墙的中部稍北，另一座在东北角上（《亚洲腹地》卷四，线图24，1928年牛津版）。1961年我国的考古学家阎文儒先生来此考察，他说，“从残存的痕迹来看，西、南两面的城垣比较完整，西城垣有两个门，北端的门还保存了曲折的瓮城；北、东两面的城垣，也可能有两个门；南城垣有三个阙口，如果正中的阙口也是门的遗迹，那就是三个门了”（《吐鲁番的高昌故城》，载《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有的学者从城北公共墓地中出土的文书研究，文书中保留了七个城门的名字，即东面的青阳门和建阳门，西面的金章门和金福门，北面的玄德门和武城门，南面的横城门（参见《吐鲁番》第39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这些城门的名字，显然是受了中原地区风水先生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东面属阳，青龙所居，所以有青阳、建阳之名；西方生金，福从金来，所以有金章、金福之称；北方为赤，玄武所居，所以有玄德之谓。至于武城门，那是因为在高昌城的西北郊外有一座武城城，与都城相拱卫，因之所在故而命名城门了。

图三　雷格尔绘：高昌故城图

外城城中保存至今可供我们观览的主要就是西南部的寺院和坊市遗址，格伦威德尔把这处寺院编号为β号隐修院，他说，“建筑物的正面宽达100米，长达170米；四周围绕着厚厚的墙。在隐修院内有一个露天大院子，院子里有一座圣殿，圣殿中竖有一根高高柱子，柱子上装饰有塑像”（转引自［法］马雅尔著，耿昇译《中古世纪吐鲁番物质文明史》，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译本）。由此可见这座寺院在20世纪初还是十分完好的，现在呢？我们只能看到残毁后的一些轮廓了。格伦威德尔所说的“圣殿”，就是寺院中的佛殿，他说的那根“高高柱子”就是我们所称的塔柱，从塔柱基座的轮廓线推测，塔柱应是方形，在其靠南的一面至今还保留有多层小佛龛，可供游人欣赏研究，龛内塑像彩绘虽然只剩斑斑点点，但仍能显示出当时的塑造和绘画艺术水平。在塔柱西部对面墙壁的右下部位，还残留有隐约可见的壁画痕迹，从其画风观察应属比较晚期的遗存。

图四　斯坦因绘：高昌故城平面图

在这座寺院遗址外的东南和东北，有两个“坊”的遗址。东南的坊有两排很整齐的建筑遗址，正如今天天山以南，一般民居经常建筑的纵券顶长筒形的房屋一样。在这南、北两排相对的房屋之前，有一广场；南排房屋之后，又有一广场。坊的四角都有巷口式的通路，通到坊外，但未见到坊门，这种寺院前面的建筑遗址，成一行排列，没有院落痕迹，在建筑物的前后又有广场，它与吐鲁番市西雅尔湖的交河故城址中的坊，显然有着不同的形式。交河故城的坊，有高大的坊墙，墙院与曲巷相通，曲巷与大街相连接。如果我们把交河故城的坊看成是比较早期的封闭式的坊，则高昌故城中的坊那就是相对晚期的比较开放型的坊了。这样的坊是当时手工业者的作坊，广场该是陈列成品供购物者选择、达成交易的场所。

在大寺院的附近，还有许多残基址。可能有很多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场所，围绕着这座寺院。可惜多已破坏，不能看出更多的情况。

至于外城东南部的寺院，是比较小的，目前所能见到的只剩有一个残塔基和一个残支提式的窟，窟纵券顶，从其顶上和两壁上残存的壁画有汉文和回鹘文的题记，以及壁画风格来看，与柏孜克里克石窟晚期壁画相类同，当属回鹘高昌王国晚期的遗存。(www.xing528.com)

在东门附近被编号为T的地方，根据1905年德国勒柯克（Lecoq）的记述，这是一处景教的寺院。寺院由一连三间的房屋组成，长约20米，宽近7米，墙壁上残留有几段装饰的壁画，其中一段画面是一些身着褪了色的“水彩”服装、面部特征属回鹘人的信徒，他们手执有棕枝，似乎虔诚地站在那里迎接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场面。有的画面中还画有类似斧形分成枝的铁制十字架，欧洲的研究者们认为：这是中亚景教的典型特征。景教何时传入高昌，根据现有资料我们无法说清楚，但至少在回鹘高昌时期它与摩尼教和佛教一样同时流行。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派，公元5世纪初叶在东罗马发展起来，创始人为聂斯脱利，他否认耶稣提出的人具有人性和神性的二重性格，他遭到了罗马教皇的反对，被迫出走。景教的信徒多是医生和商人，他们带着手艺和商品向东传布，高昌是“丝绸之路”的重镇，这里有他们的足迹也是无足为怪的。

中城在外城的中间，宫城的南面。中城城墙西面和南面断断续续保留了大部分，东面已经塌毁，但从残存墙基还可用复原线接连，北面因与宫城台基相接，宫城的南门被保留下来，因而也可确定其复原线。中城周长约3.3公里，面积约90万平方米。城墙构筑方法与外城城墙一样，主要是采用夯土版筑，其间也采用土块垒砌。墙中不见马面，也不见瓮城，但有寺庙遗址。

中城中最突出的建筑，是当地群众称为“可汗堡”的地方。可汗，就是王的意思。它位于城中偏北的高台地上，堡垒呈不规则形，四周有残存的堡墙。在堡垒内的西北部耸立着一座15米以上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从20世纪初欧洲的探察者们拍摄的照片观察，是一座双层佛塔，塔上有佛龛，当时还十分完整清楚，可是现在已无法辨知它的本来面目了。在高耸建筑物稍西有凹入地下的正方形遗址一处，遗址南面有土台阶可以上下，正对土台阶有挖地作屋、上覆泥土的大厅一间，厅内有耳室和天窗。在高耸建筑物的东面和南面，挖掘有非常整齐的圆窖，台地上散落有许多火候很高的夹砂粗陶片，从陶片器形推测，多属缸瓮一类大型器皿，这些圆窑和器皿，大概是储藏食物用的。格伦威德尔把“可汗堡”编号为E，根据他的记述，E号建筑十分惹人注目，用围墙环绕了起来，西部有一块突出的地方，似乎开了两处大门。堡垒内的南部是一大建筑群，可能为住宅；东部是一个平台，保存了一些坍塌的寺庙，西北部矗立着一个10多米的高塔，居高临下，便可俯瞰全城，塔内还有一个大型房间。堡垒的西部有一块平台，两层台阶，平台上建造有数间带有拱顶的房间，墙壁很厚，壁上保存有壁画，壁画内容他认为是表现宫庭生活的场面（图五、图六）。他说，“这是吐鲁番地区现存的大型世俗生活场面少有的例证”。壁画上有用回鹘文书写的题记，可惜的是因为磨损太甚而无法卒读了。

图五　高昌E号建筑中的绘画（A tbuddhistische Ku tstistaetten in Chinesisch Turkistan图665，1912年，柏林版）

图六　高昌E号建筑的壁画（《关于1902—1903年冬季在亦都护城附近的考古工作报告》图664，1906年，慕尼黑版）

格伦威德尔在“可汗堡”的东南角还挖掘出土了《承平三年（445）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一通，“造寺碑”的出土表明，早在且渠氏偏居高昌、把高昌郡城作为王都后，这里就应是王室最重要的寺院之一。

高昌麹氏王国时期，麹氏王族既是儒家的孔孟之徒，又是释尊的虔诚弟子，他们为了对人民施行统治，高举了两手，一手儒家之道，另一手佛家之法。根据史籍记载：开国国王麹嘉“自以边遐不习典诰”，向北魏王朝“求借五经诸史”（《魏书·高昌传》）。其第三代王麹乾固，还在“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隋书·高昌传》），来表示他实行“仁政”。至于崇尚释教，从王族《麹斌造寺功德碑》的记载到麹文泰对唐玄奘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尊崇到了顶礼膜拜无已附加的程度。如果说“可汗堡”是王宫的话，那也是阚氏、张氏、马氏和麹氏王朝时期的王宫了。就以麹氏王朝为例。这个延续时间达139年（502—640）的小朝廷（参见拙作《新发现的高昌王阚首归和麹嘉年号考》，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虽然直到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消灭它时已发展到了有城邑27座（参见拙作《麹氏高昌王国郡县城考述》，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但人口也只有37700人。这个小王朝对国家政事的管理，据史籍记载，“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二公随状断决。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案。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唯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周书·高昌传》）。看来他们是合乎精简原则的，他们也用不着城北宫城那样的庞大建筑。经过有唐一代的发展，西州的经济文化显然是相当繁荣兴盛的，高昌城郊的唐代墓葬充分显示了这种状况。到了回鹘高昌时期，由于北面宫城的兴建，“可汗堡”便成为回鹘王子所居的世俗场所了。所以当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人来此考察时，他们见到了“可汗堡”内的壁画，画有回鹘王子的人像，王子留着短须和细细下垂的髭，他带着一顶高高的筒形冠，用两条窄窄的红带子拴在颌下，冠沿饰有珍珠，冠身装饰有复杂的图案；他身穿一件彩色的垂至脚面的宽大的长袍，袖子宽大而长，必须卷起袖口才能露出手来，领子总是圆形的，腰部系了一条窄腰带，带上挂着各种小物件。其他还有身份较高的显贵们，他们头戴一顶三尖冠，冠身呈筒形或三角形，冠后露出一条长纱巾，他们有的手执酒杯，可能是司酒官；有的手拿乐器，乐器中有长笛、竖箫、琵琶、箜篌、芦笙等物。壁画中还有头戴圆顶帽、脑后拖青巾、双手抄胸前的侍者，有两位侍者前面放置有两只带把长颈罐，一只罐头为山羊装饰，另一只罐头为凤鸟装饰，长颈上饰有几何图案；在长颈罐的前面有一张花叶形的桌子，桌面上放有许多小口鼓腹的瓶子，侧边还放有许多可能是银制的酒杯。在另外两位侍者前面还画有一只鹰架，架上站立有两只雄健的猎鹰，这应是放鹰者。这些壁画确实与宗教画面不同，它们应属于世俗生活的写照。

在“可汗堡”外的西北隅，隔一路沟，也有一个类似堡垒的、用土块垒砌起来的、平面作刀把形的高大建筑物，这座建筑也可能是佛教遗址。

在“可汗堡”外的南部，德国探察队还找见了一处摩尼教的寺院遗址，格伦威德尔编号为K。摩尼教在我国又称明教、明尊教。公元3世纪时由萨珊帝国摩尼所创。其教义是在吸收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善恶二元论基础上融合基督教和佛教思想而成的。这座寺院遗址建筑在小高台地，是一个约75平方米的庭院，有四组建筑群（图七）：北部是一些带有圆顶的小庭堂，庭堂两侧是带有拱顶的小房间；东部是一些塌毁了的房间，其中一间是圆屋顶，这间房间中出土了许多写本卷子；西部是一间大圆顶房屋，足有6平方米；南部有竖排的三间房子，占地约15平方米，竖长约30米。所有建筑都装饰有漂亮的壁画，有的还镶贴有金箔，有的地面上还铺以白色的石膏块。勒柯克试图根据在敦煌发现的摩尼教经卷来解释这座寺院的布局。敦煌经卷中记载有如下一段：“寺宇第化五：经图堂一、备讲堂一、教授堂一、病僧堂一。右置四堂法众共居精修善业，不得别立私室厨库……。”勒柯克说：东部那间带有圆形屋顶和没有耳室的房间是经图堂，因为在那里发现了许多经卷文书；经图堂之西的圆顶大厅有可能是备讲堂，大厅中有一幅大型壁画，中心人物是摩尼，摩尼被画得比四周围着的“上帝选中的那些圣徒”都高大，他穿一件深色宽边和领圈的白色长袍，可惜身子没有了，只残留着一个脑袋和一只肩膀；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口朝上的主教冠，用红色彩带系结在颌下，冠上有镀过金的叶饰；在他的周围层层叠起像光轮式的许多“圣徒”簿，他的脸部朝着上帝的方向。围绕着他的人群的脸型是回鹘突厥型的，头发长绺长绺地垂直在肩上，短络腮胡和下垂的细髭是黑色的，眼睛大而斜，口小而很红，穿的是白色袍子，袍上有很宽的褶子，被大袖子遮盖着的手放置在胸前；他的头上戴着朴实的白冠。冠下用红色带子系结在颌下，给人们以十分朴素的感觉。从遗址房子的布局来看摩尼教徒确实是不得别立“私室”的，他们过着集体的生活似乎成了一条准则，遗址中不见一排排的对着院子开门的有如佛教寺院的小房间，就是有力的说明。可是这座遗址与城中其他许多遗址一样，一方面由因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多次挖掘，另一方面由于当地农民垦田种地，这些遗址早已化为乌有了。

图七　高昌K号遗址平面图（《和卓传》第24页，1913年，柏林版）

作为摩尼教的寺院遗址，城中也并不止此一处，根据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的记述，在现存中城西部城墙的南端，与外城β号寺院相对峙，也是一处摩尼教遗址。格伦威德尔编号为α。勒柯克对这个寺院记述说：这个寺院遗址酷似一个大型的砌体，中央竖立有一座塔，塔上有一些拱顶式建筑；南侧是一路阶梯，北部是一个圣殿，圣殿中有绘画装饰。因为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摩尼教经文写本，所以很容易地被认定为摩尼教寺院。但是这座遗址后来落到了佛教徒手中，他们把摩尼教的壁画重新覆盖起来，再绘上了佛教教义的壁画，因而也就造成了这座寺院的复杂性。

宫城，在全城的最北部。后宫墙就是外城的北城墙。西宫墙还有几处残基址，可以用复原线连接起来。南宫墙就是中城的北城墙，这个宫墙上还保留有宫门遗迹，所以比较容易辨认。东宫墙因残损太甚，无论从格伦威德尔的平面图上，或是从斯坦因的平面图上，都无法判定它们的位置。

宫城内的居住遗址是很多的，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来说清楚它们的布局了。1961年阎文儒先生来此考察，作了如下的记述，他说，“从现存较高的一般3.5米到4米的残基址中，可以看出与堡垒内高耸的建筑物相对的中轴线上，大约有四层殿的基址。基址后面的城墙，稍偏东有城门的遗址。殿基以东较好的遗址有七处；殿基以西有四处。这些基址的夯土层，原35—48厘米，与元大都、库车旧城最晚的城垣的夯土层大致相同。因此可以推测，这个宫城的殿基，可能是回鹘高昌中晚期所建造的”（见上引《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一文）。

阎先生还根据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发现的《西州图经》中有子城的记载，认定这座古城应是唐设西州，或其以后的回鹘高昌时代所改建。再从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来看，与唐代的长安城布局是相当接近的。

高昌故城维吾尔语叫做“亦都护城”。据虞集《道园学古录》所载，《高昌王世勋碑》称：“亦都护者，其国王号也。”关于亦都护城，当地维吾尔族人有一个传说：古代维吾尔国的国王，派遣一位将军去征服高昌，这位将军名叫哈拉和卓，他勇敢善战，带着大兵包围了高昌王城，高昌国王亦都护塔克亚鲁斯在重兵威胁下，派人与哈拉和卓讲和，哈拉和卓提出要亦都护的公主下嫁给他当妻子才能停战，高昌国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答应了这一要求，便停止了战争。三年以后，哈拉和卓被高昌国人处死，国人把尸体扔在井里。后来经过哈拉和卓的家人四处寻找，从井里把尸体打捞出来，放在骆驼背上准备运回故国安葬，但是骆驼行至阿斯塔那后便不走了，于是他的家人把哈拉和卓就安葬在阿斯塔那。由于哈拉和卓生前驻扎过二堡，为了纪念他便把二堡称为哈拉和卓。阿斯塔那，维吾尔语是“首府”的意思。首府本指亦都护城。但是，由于元代以后高昌故城废弃，首府移至故城西三堡，三堡也就叫做阿斯塔那。

关于高昌故城废弃的原因，有的同志认为，在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其贵族集团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笃哇不满于忽必烈即大汗位，笃哇与海都屡侵天山南北，数次攻打高昌，战火绵延数十年之久，致使大批维吾尔人流离失所，田园荒芜，高昌故城就在这种连绵不断的战火中衰败下来，也有的同志认为宗教战争，也是使这座古城衰败的重要原因。

（原文载《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