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使命与职能：打破学术组织和制度规范

单位制度依然是制约大学发展的症结。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大学制度环境的变化，大学单位功能在逐渐弱化，“大学人”的学科或专业身份开始凸显，教师的单位或基层部门所有制开始被打破，教师逐渐可以在不同的教学科研组织中发挥作用等等。［117］

这就给人才的流动和大学构筑“人才高地”提供了可能。［125］

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开放系统，除有赖于正式组织的功能有效发挥之外，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任务的复杂性都要求组织成员随时组成高效的“动态的团队”来灵活、高效地组织教学科研活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142、147］

组织理论认为，任何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完成两项使命：一是协调组织成员的活动和维持内部系统的运转；二是协调组织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为组织生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前者旨在让组织成员适应组织目标，是“内适应”；后者意在使组织与外部环境适应，是“外适应”。［143］

大学科层体制是导致大学组织内部人力、物力、技术、信息等资源不能实现基于学术目标的共享和整合的弊端之源。学术分工的过度专业化以及僵化的人事制度，使教师终身束缚于某一狭隘的“固定”岗位，致使跨学科的学术创新动力不足。

组织机构是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组织为了有效调整和组合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关系而采取的某种外在形式，它具有框定、约束和激励组织内部人员行为的功能，因此，组织结构也属于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构成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从大学的组织机构变革开始。“根本的变化意味着结构的变化，在任务和权力非常分散的系统里尤其如此。一旦结构发生变化，人员和任务的正式安排也会随之得到修正；发号施令者，接受指令者以及指令的内容也会随之改变。许多自上而下的改革过早夭折的一个重大原因是这些改革没有触动从事实际操作的低层结构。”也就是说，通过资源和权力的重新配置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最优化是大学组织变革的目的。［53］

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取决于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发展对大学知识操作形式不断提出的新要求。追求的是大学自主发展与适应社会的统一。

洪堡明确提出“教学与研究统一”的办学原则，尊重自由的科学研究，并将科学研究确立为大学教学之外的另一种职能，从而改变了以往大学以教学为单一任务的组织制度格局。研讨班和研究所这种组织形式在大学中出现，使发展知识的职能实体化、制度化了。［58］

新的知识观引入大学以及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的确立导致了美国大学组织制度的变更。［59］

大学内部开始设立大量实验室、对外推广部等应用研究机构。

美国大学灵活的院系组织制度以及对社会实际问题研究工作的重视，促进了大学内部应用研究机构的发展。［60］

大学组织制度经常性的变革更多的是来源于大学自身及其基层组织的适应性调整和改革，因为大学职能的实现关键在于基层组织结构的合理性，知识品性决定了大学及其基层组织具有主动进行组织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力。现代大学产生至今已经演变成纵横交错的多重矩阵结构，纵向有校、院、系之分，横向有实验室、研究所、中心之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或政府需求与知识发展的逻辑合理作用的结果。［64］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组织形式不仅是多样化的，而且科研组织占据优势，如果说传统的院系模式适合于完成教学任务的话，那么现代大学普遍设立的专业研究实验室、研究所（中心）则更适应于开展专门化的科研活动。(www.xing528.com)

生产力表现为大学的学术生产力或知识创新能力。大学制度作为调节大学生产关系的“纽带”，必须适应学术生产或知识生产的需要。大学制度创新的实质就在于不断打破不适应知识生产的、旧的生产关系，以激发学术活力、解放大学的知识生产力为最终旨归。

大学应以“密切联系社会、服务社会”为宗旨，一所大学既要重视文理，也要注重致用，还可造就师资，多科并重，相得益彰。同时，各系科都要求注意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做到教育、科研、推广三者并重。［93］

适应性是任何一个组织（包括大学组织）健康而有效发展的重要特征，而维持这种适应性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组织制度的变革，对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变化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以便更好地利用社会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因此，大学应通过制度以及运行机制创新，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要求。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影响大学组织以及大学发展的关键变量，不同的外部环境对大学组织形态以及相关制度的要求各不相同。［108］

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制定了什么样的战略，就要求什么样的组织结构与之相适应，以便为战略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也就是说，战略决定结构，结构为战略服务。［113］

大学服务方向的转变是大学制度改革的基点。［104］

大学史上每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制度创新都可以概括为以提高学术生产力为根本动力的创造性活动。

传统的大学组织制度，不管是讲座制还是学系制，往往是通过知识领域的分科实现专门化，并将相似（或同类）的研究力量聚集在一起，这种组织形式对完成单科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是成功的，但却不利于学科融合和跨学科性科学研究。当前各国大学的普遍做法是改革学系制，建立独立于学系或在隶属关系上平行于学系的研究室（所、中心），这些以教授为核心的基层学术组织，学科带头人拥有充分的权力，他们能够把握学科前沿的发展趋势，并能做出符合发展趋势的调整。

法国《高等教育方向法》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推动各学科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建议取消原来的院系建制，成立新的大学基础机构———教学与科研单位。

日本东京大学1949年就成立了独立于传统的学院和学系之外，由学校直接管理的“生产技术研究所”。研究所实行实验室制度，以解决综合领域的问题为宗旨，以面向实际应用的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63］

一些大学设置了研究所（室）、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等研究机构；一些大学开始试行学院制，基本动机是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互补，增强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114］

大学以新一轮院系、学科调整为契机，有效地整合了教育资源，加强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改善了学校、学科、专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

大学普遍设立了跨学科的以解决区域问题和社会实际问题为目标的研究中心和项目组，其成员由相关院系的教师或科研人员组成，实现矩阵式管理。［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