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葛江氏地处闽南与广东省交界处，又是诏安县通往平和的必经之地。明末清初，这里与广东的潮州、潮阳、饶平等地曾是郑氏与清朝势力反复拉锯的战场，因此很多人死亡、外迁或者参加了郑氏与清朝之间的战争，在这种环境下，江氏也很早就与台湾发生了关系。如《江氏族谱》载：十世祖江佐因与人争斗被刺死，族人告官不成。其弟江石“因兄遇害，告诘复仇，兼大兵削乱，派办困苦，力不能堪，妻死而鰥，携一子逃入海岛台湾之地而屯耕”。[16]又，十二世祖江敦五，“移黄冈薛厝寮开荒，被海寇杀死……生一子名阿等，寇掳去台湾，不知其存殁”[17]。清朝统一台湾以后，随着大陆移民迁往台湾的浪潮，江氏有更多族人迁往台湾岛。随着相续不断的移民浪潮，江氏族人也把他们在原乡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带入台湾，并且在当地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继续得到演变和延续。
笔者曾考察霞葛江氏后来迁往台南鹿陶洋的一个支派。该支派的开基祖称“如南公”，属于江氏下层第十二世，原居霞葛井边村，康熙六十年（1721）携长子渡往台湾。据鹿陶洋的《江氏祖谱》载：江如南原来是个道士，会作法，爱赌博，因积欠赌债无力偿还只好离家出走。到台湾以后正好赶上朱一贵起义，又充当朱一贵的军师，后来躲过清军的追剿才在鹿陶洋山区发展起来。其《祖谱》载：
如南公早前亦有得无字天书，故能得借土坉法，亦能作法活掠雀鸟而来与小孩子游戏，本是天师神转世，故能为师之职位……幼年时代好赌博致破家资，积欠赌债止存三石种田以奉母亲之瓮餐，计所屈无奈，离其长子日服避居台湾，时值康熙六十年扶鸭母王，因作乱，幸天之祐，不几日大兵清平，保全其身后矣。[18]
江如南到台南开基与清朝初年许多客家人迁台之形形色色的背景基本类似，但他具有民间道士的身份倒是比较特别。除了会作法外，江如南显然也会看风水。如今鹿陶洋江氏族人还会讲述许多早期的风水故事，都与如南公有关，其中一则讲到江家的居住环境就是江如南确定的：
为了让后代子孙一直保持兴盛，江如南依据风水地理观念兴建江宅，屋后有山为依靠，左右也有两个具有“钟”“鼓”意义的小山丘可以屏障，屋子面向溪流，并在屋前留下一个种植莲花的大水池“月眉埤”，作为“风水池”。江如南知道风水地理随着时间、空间转变也会有微小的变化，为了让祖祠风水能够永远维持在最兴盛的状态，江如南事先推算了风水变迁，并留下锦囊，吩咐子孙每隔数年便取出锦囊，依据锦囊的指示，改变“月眉埤”的出水口，好让江家祖业能够维持永远兴盛……据说，五十多年前，因为当时的主事不慎遗失锦囊，使月眉埤无法适时改变出水口，江家产业也随之中落。[19]
这个旨在解释江家兴衰的传说故事，却凸显了江氏开基祖的风水堪舆才能，以及他的后代之风水观念。而这种普遍存在的风水观念以及江如南的所谓谋略与才干，显然与霞葛江氏的宗族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鹿陶洋江氏除了重视阳宅之外，与原乡的族人一样，也很重视阴宅即祖先坟墓的庇护作用。如《江氏祖谱》记载台湾的十七世祖必通公，他的坟墓就经过了三次改葬。第一次于清末，埋葬地点不详；第二次“改葬在园仔内自己田边坑墘，坐东北向西南，地点遂（虽）然好，近坑墘不得力”；于是等到台湾光复后，又于1946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第三次改葬在埔头仔董子山顶”，据说此次改葬是江氏崇拜的神明——田府元帅指点的结果，因此特别慎重。
元帅有分明指教，此风水欲造者须当立誓与元帅听之，然后可兴工，且而此地点不似乎平常地是其奇异之地点，改葬后绝不可迁徙为要，今以灵符一座镇在分金中可以保万年，进金之日二十世孙江万金为主事，有对元帅面前立誓如下：“今蒙恩主田府元帅垂青爱顾，方指教弟子改葬之重要问题，弟子甘愿尊承受元帅之旨意，日后绝对所为行为遵守天良道德，以四正为平准，绝不敢欺压民众，不骄傲，不变态，以执中和行之。”总而言曰，为善舍恶之至，诚心为善良，就是希望以后之子孙要一定遵守，若不遵守天良道德者，即与元帅责罚及撤退其地理，即不得异言。[20]
这份可以视为与神明立约的誓词及其改葬仪式，既反映鹿陶洋江氏在战后希冀得到宗族振兴的努力，也是江氏族人透过神明崇拜谋求宗族内部进一步整合和规范集体行为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这次改葬的主事者就是1947年首次编修族谱的主持人，而他在族谱中详细记载的祖先风水及其意义，与明末清初以来大陆霞葛江氏的族谱编撰思想却是一致的。
霞葛江氏迁到鹿陶洋以后，原先并不怎么发达，至嘉庆、道光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如今，江氏保留有庞大的古厝建筑群，其中间主体部位是“四进三落”建筑，含拜亭、公厅、神明厅和祖祠，左右两侧分别排列着七条和六条的护龙，建筑物背后有“化胎”，前有风水池，整体格局与客家人的围龙屋十分类似，但并没有我们在原乡见到的土楼和城堡。在主体建筑的神明厅内，供奉着江氏族人崇拜的田府元帅、李府千岁、东峰大帝以及江氏祖先的牌位。东峰大帝据说是江氏开基祖从原乡带来的，但在诏安县霞葛江氏的住地却没有发现这种崇拜的痕迹。田府元帅和李府千岁也是在台湾“引进”和供奉的，显示江氏的宗族文化在建筑和神明崇拜等方面也有某些新的适应性改变，但其内在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却与原乡一脉相承。[21]
我们在鹿陶洋江氏住地，还能听到许多有关开基祖与风水宝地的故事，其中一则谈道：据说江如南来开基以后，先是辅佐“鸭母王”造反不成，后来就在鹿陶洋附近放养鸭子。江如南养的群鸭每天每只都会生两个蛋，而且地点就在别人的一丘田里。由于鸭子生蛋比别人多一倍，地点固定，如南公就知道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天去捡鸭蛋，自己只吃一部分，把多余的另一部分蛋送给田主吃。时间久了，那田主过意不去，就把鸭子经常生蛋的田卖给了如南公，姑南公以后就在那里建起了祖厝祠堂，家业也从此发达起来。[22]这类有关鸭子（或母猪、母鸡等家禽、家畜）寻找风水宝地的故事，我们在闽西调查时经常可以听到。在诏安霞葛江氏住地，笔者在他们的祠堂里也听到了同样的说法，也是在讲江氏开基祖放养一群鸭子，每天每只鸭子都会生两个蛋，后来就在鸭子生蛋的地方建起祠堂。所不同的，只是鹿陶洋江氏的故事多了辅佐“鸭母王”以及买地建屋等情节。这表明鹿陶洋江氏的传说故事其实很完整地保留了原乡的故事母题，而这类故事必须把它们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解读，才能显示它的意义。它们的出现实际上是在一个共同的文化土壤中不断被复制、加工的结果，是成千上万个相同的乡土文化产品中的一个。而这类故事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它们紧密连接着传统社会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于人们理解本宗族的“历史”具有很强的解释性。它们产生于过去，却延续到现在，并影响着未来。从闽西到闽南再到台湾，几百年来一直未变。
诏安县霞葛江氏是客家人，却生活在闽南地区。从霞葛分迁到鹿陶洋的江氏族人也是生活在福佬人与客家人相互交错的区域内。现在，鹿陶洋江氏族人已经全部讲福佬话了，但他们重视宗族、聚族而居的传统，以及特别重视祖先风水的基本观念，仍然很强烈地保持着。诏安与平和、南靖等县都是福佬人与客家人的交界区，不同民系的文化在这个区域内显然很容易交互影响并有所区别，因此研究闽南文化，尤其在漳州地区，更应该注重对客家文化的探讨；不仅可以加强福佬与客家不同文化的比较，而且可以跨海峡作两岸文化的比较。在此过程中，除了比较的方法之外，注重田野调查，广泛收集乡村资料包括普通百姓的传说故事，并把它们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加以解析，对于深化我们的理解和认识极为重要。
【注释】
[1]本文是“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2005年12月3—4日，赣南师范学院。
[2]以上参见井边《江氏族谱》，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化龙手抄本。
[3]井边《江氏族谱》，“遭难不绝如线”。
[4]关于江五郎派下的事迹，参见井边《江氏族谱》“叔姪共难分基”和“瓜瓞初生”两节。
[5]井边《江氏族谱》，崇祯六年（1633）江霖宇《序》。(www.xing528.com)
[6]同上，《井边祖祠记》。
[7]井边《江氏族谱》，崇祯六年（1633）江霖宇《序》。按，《井边祖祠记》由江鸿渐撰于康熙年间，光绪末年第十六世孙江化龙重抄，因此可以反映从清初到清末的情况。
[8]《阳江市江氏族谱》，2004年重修本，第12页。
[9]井边《江氏族谱》，崇祯六年（1633）江霖宇《序》。
[10]以上见井边《江氏族谱》，清末手抄本。
[11]参见杨彦杰：《古竹苏氏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载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6年版，第19～45页。
[12]井边《江氏族谱》，“墓坟兴废特记”。
[13]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十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42页。。
[14]清道光年间，诏安县四都（福佬人居住区）也有城堡存在，参见陈盛韶：《问俗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第85页。
[15]陈盛韶：《问俗录》，卷四诏安县“风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16]江鸿渐：《江氏族谱》，康熙二十五年（1686）修，手写本。
[17]井边《江氏族谱》残本，清末增订，手写本。
[18]鹿陶洋：《江氏祖谱》，2002年修订本，第9页。按，原文标点笔者稍作修改。
[19]江进富：《宋江阵的故乡——鹿陶洋江家古厝》，台北文建会1999年版，第17～20页。
[20]以上见鹿陶洋《江氏祖谱》（修订本），第10～11页。
[21]有关江氏在鹿陶洋的发展及其宗族文化的形塑，参见杨彦杰：《移垦历史与宗族文化的构建——以鹿陶洋江氏宗族为例》，台南“第一届南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南瀛地区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参会论文，2005年10月。
[22]这个故事在江进富《宋江阵的故乡——鹿陶洋江家古厝》一书中也有记述，参见该书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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