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就业形势的积极因素

（一）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出现新变化

传统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导致需求增加，为了保持市场需求和供给均衡，供给也需要增加，因此生产就会增加，而生产的增加必须投入资金和劳动力（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因此就业增加了。^[3]1958年，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用近100年的数据验证了通货膨胀率（原是名义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低失业的年份往往有高通货膨胀，而高失业的年份往往有低通货膨胀。菲利普斯的贡献是：揭示了两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关联关系。在菲利普斯的分析框架中，经济增长率（产量）与通货膨胀率（价格）是正相关关系，而与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与就业率又是正相关关系。宏观经济学还认为，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几乎是同时波动的。例如：当衰退中实际GDP 减少时，就业、个人收入、公司利润、总消费、总投资、工业生产、零售额、住房销售额、汽车销售额也都减少；相反，当实际GDP 出现增长时，则上述指标都会出现上升。

但是，上述理论在我国的表现不尽然如此，主要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就业、消费得到相应增长，而是出现较大的反差。长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体制性特征是增长与投资的互动（互相依赖、互相推动）过强，与就业、消费互动反而偏弱，因此，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带来高就业，反而造就了低就业率。

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换挡期，由高速发展降档为中高速。按照传统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我国就业率应该随之下降，形成较大的失业局面。但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的换挡，我国就业率不但未降，反而保持稳定向好局面。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在我国有了新的发展趋势。

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在发达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即中低速增长下便能实现充分就业。中低增长对应低失业率可能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常态。经济增长与失业率成反比的基本关系依然没变，但两者的数量比例关系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较低的增长率对应充分就业，而过去是较高的经济增长对应充分就业，均衡点出现了明显的下移。

从全球来看，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方面，受全球资源效率利用明显提高的影响。全球进入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程尽管有所放慢，但长期的全球化对全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还在产生积极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在提高，就业充分或失业率的显著下降就是经济增长效益提高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源于新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分享效应。此次新的产业革命与过去有较大的不同，它带来更多更大的分享效应，分享效应体现为资源利用方式和就业方式的重大变化（如零工经济发展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零工经济是使许多过去时空分散的资源、闲置资源充分利用，但并不需要新增投资，也不会与其他就业形成竞争，相反是互补性代替竞争性，结果不但没有增加多少成本，还提高了经济整体效率，而没有挤出效应，零工经济还可以理解为因为互联网平台的作用，人们可以把工作分成多份，一个工作在常规经济形态中都是不充分就业，但新形势下合起来就是充分就业，因此，产生较明显的降低失业率效应），明显地提高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从而使经济增长与就业数量关系出现明显改变。

这一关系的变化使我国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前提下能够更好地稳定就业工作，在指导宏观经济层面的同时，保证就业形势的向好发展。

（二）政策环境更加注重就业优先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进一步明确提出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4]这既突显了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全面发力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的主攻方向是稳增长。

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始终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从近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看，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实际规模为：2016年1314 万人，2017年1351 万人，2018年1361 万人，都较好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就业指标。

2019年政府工作十大任务，都与稳就业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特别是十大任务之首——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对稳就业更是有着直接促进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超出市场预期的大力度减税降费举措：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有效发挥地方政府债券作用等。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显著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可见，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作用，稳定总需求，多策并举为企业减负，为企业活起来、实体经济强起来注入“强心剂”，才能实现经济平稳运行，才能以稳增长带动稳就业创造有利条件。

除了以稳增长为稳就业创造有利条件，也需在稳就业工作本身上多做文章。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如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等。同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2019年高职院校扩招100 万人，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与前年和去年政府工作报告相比，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增的内容，体现了全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的应有之义，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最基本支撑。就业稳、收入增，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才能更好实现，我们就更有底气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鲜明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三）科技发展带来了大量新就业模式的出现

1.电子商务为扩大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www.xing528.com)

进入21世纪，“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为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产业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重要就业渠道。电子商务通常是指在全球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基于因特网的开放网络环境，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的商贸活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已经形成了六大类较为稳定的服务门类：平台服务、IT 技术服务、营销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和衍生服务。最近几年我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2013年仅为10.2 万亿元，2018年则接近40 万亿元。

电子商务吸纳就业能力强。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电子商务总就业人数达3255 万人（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了265 万人）^[5]，2017年则增加到4250 万人，目前接近5000万人。^[6]随着电子商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地政府大力推进电商发展，电子商务对物流、快递等上下游行业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由此衍生出来的就业机会增加，如客服、配送、技术等岗位目前供不应求。在未来，随着我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将深度应用电子商务、电商服务商规模的扩大以及电商创业热潮的兴起，电子商务直接从业人员和间接就业人员数量都将显著增加，从而对稳就业做出更大贡献。

电子商务催生新的就业形态。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应用电子商务的企业每增多1%，就会相应地新增4 万个就业机会，而网络零售业的迅猛发展也创造了大量直接的、间接的就业机会，在网购生态圈，除了数百万的商家外，还催生了相当数量的新行业、新职种和新就业岗位，如快递员等物流自储人员，网店客服、“淘女郎”、UI 设计师、职业代拍人和第三方开发者队伍等，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成为新兴就业的主渠道。

电子商务也拓展了传统产业的就业空间。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既推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物流业、IT业）的发展壮大，也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设置了专门的信息化部门或电子商务部门，这既有利于拓展传统产业的就业空间，也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局面的加快形成。

2.快递业成为农民进城就业的新渠道

近几年我国就业形势持续稳中向好，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对就业增长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反映新经济或新业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快递业的繁荣。

快递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竞争带来的繁荣体现了行业改革的重大成效，快递业的高成长也用事实说明了，在促进服务业发展上，简政放权、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民营企业已成为快递业的主体，由于现实的高成长及未来的大好前景，2016年，多家具有竞争力的民营快递公司成功上市，这对行业的升级提高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快递业过去几年的高成长，体现了新经济的活力和光明前景。2006—2018年的10 余年间，快递业务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30%，尽管今后一段时间，快递业的数量型扩张将有所放慢，但仍处于高速增长期。从就业的角度看，快递业对增加就业及促进就业转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快递业就业总规模接近300 万人，且每年仍以新增20 万就业岗位的速度在继续扩大，并带动了物流、网购服务、农业等行业的就业增长，是我国服务业就业许多重要新增长之一。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快递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吸纳和转型起了重要作用，所谓“农民工”就是大量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成为产业工人，但现在新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是年轻人）更多的转向服务业，快递业往往成为他们就业的第一站，这既体现了农村转移人口的职业转型，更体现了国家的经济转型。

3.“零工经济”成为新宠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及新经济的推动下，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零工经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就业趋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在线平台出租房间、设计网站、出售自己家庭制作的产品或开私家车获得额外收入，成为独立工作者。根据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调查，目前全世界约有3.15 亿人主要以“零工”方式为雇主服务，数量是10年前的2.85 倍。如今，不仅工业化国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在探索和发展这种新的劳动用工制度。麦肯锡对独立工作者所下的定义是：高度自主，根据任务或销量获得回报，工作者和客户的关系是短暂的。

“零工经济”的发展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发展前景。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迫切要求改革用工制度，促使企业启用更多的临时工，以适应形势需要，也使更多的员工希望采用灵活机动的服务方式。过去10年，在美国100 家最大的制造业企业中，约1850 万名员工由固定工变为临时工。“零工经济”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雇主的生产成本。零工经济的主导者是自由职业者和赚外快者。据调查这两个群体占独立工作者的70%～75%，其中很大部分与互联网等新技术新模式的发展有关。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基本需求更多、更复杂。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90 后、00 后）不仅要求一份工作，还希望能够自己决定工作的方式，以便更好地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因此，“零工经济”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是就业方式的重大转变。我国大范围的简政放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鼓励“双创”发展，也为我国的“零工经济”发展点亮了“火把”。我国的“零工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成为灵活就业的主要方式，对稳定就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就业歧视现象减少

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曾对就业歧视做出定义：“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所造成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其结果是取消或有损于在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包含得到职业培训的机会、得到就业的机会、得到在特殊职业就业的机会以及就业条件。”^[7]就业歧视分为四个方面，即就业进入歧视、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和就业培训歧视，具体表现为：某一群体在就业过程中受到在雇佣、职业选择、提升、工资率或工作条件、培训计划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相比其他人所受劣待，他们受到的这种劣等对待，是因为他们的某种确定的特征（比如种族、性别等）而产生的，并且这种特征并不影响他们的市场化劳动生产效率。我国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主要有户籍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

现阶段，我国无论是从法律政策上，还是社会价值认同方面，都对就业歧视现象做了严格的纠正。首先，从法律层面，我国政府制定了大量规范性的文件，可以在其中找到法规依据。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针对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定主要由以下法律规范构成：（1）《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女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2）《劳动法》第12 条、第13 条分别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3）《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第11 条规定：“用人单位在招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民族、种族、宗教信仰为由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录用标准。”

其次，从社会价值认同层面，倡导“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为就业平等提供了价值依据。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体现，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实质就是平等理念的体现。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公平观包含平等要素。当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应该享有的权利、平等地履行应该履行的义务、平等地获得应该获得的收益时，这个社会就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平等是自由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只有在消除特权、人人平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才能维护自己的自由发展，同时也维护他人的自由发展。平等是依法治国的条件。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治国方略，而法治的根本基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这一基础，法治就可能被滥用，成为强权的借口；法律就可能失去权威性，沦为一纸空文。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维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真正落实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原则，必须大力弘扬平等价值观，将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贯彻到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力弘扬下，平等就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认同，在实际就业现实中，就业歧视现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