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彩绘艺术：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

大理白族民居彩绘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白族与其他民族、群体发生的文化接触、交流也必然体现在彩绘艺术之中。可以说，大理白族民居彩绘是在积极吸收中原文化以及周边地区文化的基础上，通过适应自身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发展而来。汉文化、藏文化以及南亚与东南亚文化等周边文化因子客观上影响了白族文化特质的形成，也是这些文化因子成就了白族民居彩绘艺术的特色。

大理是青藏高原向中国东部和南亚低地势区过渡的缓冲区域。其东部是亚洲大陆，处在汉文化的西部边缘；西部世界亚洲次大陆，处在印度文化的东部边缘；北部靠近西北高原，处于青藏文化的南部边缘；南部连结中印半岛，处于海洋文化的北部边缘。大理是中国古代南方通往南亚的重要通道和必经之地。早在秦汉时期，大理就是中原与古印度联通的地方。南方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即从四川成都一带至印度的通道。史载张骞出使西域见到的蜀布和筇竹杖，都是从西南丝绸之路输出的。同时，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也在此交汇，从滇南过大理北上经今香格里拉至西藏，是云南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这一“藏彝民族走廊” 的唯一通道。这两条通道成为大理与内地、西藏以及东南亚、南亚、西亚沟通的重要桥梁。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大理成为多种文化交汇叠合的地带。

大理洱海流域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有史记载最早是在先秦时期。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初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庄蹻入滇。地方史学家徐嘉瑞先生认为，“随者甚多，其后皆留居滇国及大理”，“而大理所遗留之大姓，如赵、李、杨、董等姓皆楚庄蹻之后”。^[16]楚国的宗教习俗、文化艺术等随之传入大理并在此生根发芽。《史记》卷三十《平淮书》记载：“汉（武帝）通西南夷道……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17]由此可见，从汉武帝开西南夷设置郡县时起，便号召内地汉族中的地主、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田。此外，西汉还在滇西设置云南（今祥云）、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等县，属益州郡，东汉时又改属永昌郡。两汉王朝在大理的统治使得夷、汉之间有了更多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交流。据文献《三迤随笔》记载，自汉朝以来，河蛮世家就送学子到司马相如门下学习汉礼，蜀汉时，亦有派学官讲学于白崖。^[18]

汉王朝虽然在云南设治，但也没有真正实施全面的管辖，许多地区仍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至唐初，洱海六诏统一，建立南诏国，以崇尚多元文化为建国思想，以开放的态度容儒释道为一体，建孔庙、佛寺、道观，广纳内地汉官学者指导南诏兴邦建业。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居建筑已与中原内陆基本一致：“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惟东南西北，不取周正耳。”^[19]为了缓和与南诏国之间的关系，唐王朝在成都创办了供南诏子弟学习的学校，南诏先后派遣大批的青年到成都学习，这批学生总数达几千人，学成返回家乡，对南诏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理国内亦有诸儒诗词传世，为仕者也读四书五经，而在官学读书的贵族子弟，必手抄史书二部藏于内府，佛经三部储于诸大佛寺之中。^[20]凡此等等，大理儒风虽不及宋朝文人，名人李浩甚至以“大理国主多识字不精于文”^[21]来描述大理国国王的汉文水平，但是，大理国对宋文化的仰慕是自不待言的。国王段素英（985～1009年在位）曾经大兴儒学，以重金礼聘蜀地名儒，请他们来大理、昆明二地教儒学。^[22]大理还有许多江南落第的秀才，因慕大理重视僧释，有文才者即可为国所用，所以流寓大理，后也“出家”任大住持，为大理国所重用。^[23](www.xing528.com)

此时伴随着佛教的传入，来自印度、缅甸和我国中原、西藏地区的僧人纷纷进入大理。人口的流动与迁移也带来了大理与中原、西藏以及东南亚、南亚各国间文化的交流。如发掘的“阿嵯耶”观音造像，就明显带有东南亚文化的风格。开凿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剑川石窟，正是大理与西藏、南亚、东南亚以及西亚等地区进行友好交流与往来的见证。石窟内出现的深目高鼻的古代波斯国人、印度僧人、背着背包的古代外国旅行者造像，还有造型奇特两腮长满络腮胡的外国人柱脚石雕像，具有异域风情的昆仑奴造像，有着兼具印度“战神”与“香神”、泰国“财神”和东南亚佛教中“欢天喜”血统的“想投身”造像；还出现了现代藏学研究专家较难读懂的“古藏文”题记和印度语言学家都很难解读的“古梵文”题记。此外，20世纪40年代来大理做田野调查的C.P.费茨杰拉德（C.P.Fitgerald）曾说：“用黑白相间的阿拉伯花纹装饰后墙是大理这一地区所特有的，而在云南其他地方却找不到；在后墙上开尖顶状的窗户是大理房屋建筑的另一个特点，这在中国普通建筑上看不到，这些装饰上的特点都来源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24]可见，大理作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文化的传播刺激了文明的碰撞。这些掌握雕刻技术的匠人，实践技艺的同时，也在传播负载在技艺之上的观念与文明。

元、明、清时期大量的汉族移民迁入大理白族地区，汉、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为深入。元朝时期流动到大理人口最多的是汉族、蒙古族和回回人，中央王朝意欲通过移民政策让他们来云南戍兵屯田。在今大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北部设置了一批回回军和蒙古军的屯营，其中的回回军军士落籍下来，发展成为回回村落。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派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随即采取措施，大力开办儒学。李京在《云南志略》“白人风俗”条曰：“其俊秀者（张志成）颇能书，有晋人笔意……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后，分置省府，诏所在立文庙，蛮自以为汉佛，此实情也。”^[25]元代赛典赤在大理“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26]有不少白族子弟入学校受到儒学的教育。“李道源在《中庆路学讲堂记》中说：赛典赤在中庆路建儒学，爨僰亦遣子入学，诸生将百五十人。”^[27]明初中央王朝在全国推行“移民就宽乡”的制度，并通过军屯、民屯和商屯将内地汉族人口迁移到大理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口的数量和规模上都要大于以往时期。明朝中央政权对白族地区进行统治后，不仅修复了元代所设学校，还新设了一些府、州、县学校。大理府新设赵州、邓川州儒学和太和、云南、浪穹县儒学，仍奉行设学兴儒的文教政策。^[28]清代，清政府在云南全省恢复了明朝时期设立的大部分学校，儒学深入民间，使得汉文化在白族地区进一步深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理白族都与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来往、交流与融合。从今天白族社会的一些传说、家谱、民俗、语言等多方面来看，白族文化既有本土文化的根基，又有汉文化、藏文化及印缅文化的成分，呈现的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白族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孕育出辉煌灿烂的白族文化。具体体现在：各历史时期大理对中原文化的崇尚，使得汉字成为通行的文字；对儒学的推崇是白族人重视教育与文脉的体现，反过来又巩固了传统文化在当地的传承与传播；藏传佛教、印度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传入，使大理白族开凿石窟，修建佛寺、佛塔，绘制佛教题材的画卷、壁画等与宗教艺术相关的行为极为盛行，使大理成为佛教艺术的宝地。在这样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熏陶下，文明的传播、交流与互鉴为白族民居彩绘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