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中的几种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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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进程，始终充满着不同社会力量和意志的冲突。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有时便造成这种局面：在各种力量中谁都难以完满地实现自己的意愿，“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把这种历史现象，称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成的“一个总的合力”作用的结果。[1]

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发起时，中国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阶段。护国运动前，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力量有三种：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反动统治营垒已开始全线动摇，而领导着革命的资产阶级却太软弱，无产阶级又没有成熟，中国社会一时还没有一种力量强大到可以完全左右局势。在这种条件下，前面所说的那种“合力”作用的特征便表现得格外突出。

历史的现象总是比它的本质要复杂得多。人们透过这些复杂的现象认清事物的本质，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清朝末代皇帝退位后，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了大买办大地主的政治代表手中，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一次严重的挫折。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可是当时的多数人却没有这种认识：包括多数革命党人在内，一时都沉浸在共和胜利的欢乐中；对很快就要到来的反动逆转，在精神上几乎没有多少准备。

这种近乎天真的错觉的产生，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心理上的原因。认识上的原因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就是清朝腐败的卖国政府的统治，如今，这个主要障碍既经扫除，民国既已成立，接着，民主政治的实施、工业交通的建设、国家的富强等自然可以逐步实现。社会心理上的原因是：在经历了一次革命大风暴的洗礼以后，人们普遍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稳定的局面来从事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把袁世凯看作可以治理初生的民国的理想人选。“非袁莫属”的呼声，在舆论中占有上风。著名记者黄远庸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夫国家危殆之秋，非明定专责不足救亡，钳制与妒嫉实为祸根，此记者所承认也。又袁总统之势力魄力经验，中国今日无可比偶，维持危亡惟斯人任之，亦记者所承认也。”他进一步举出袁世凯的五条“长处”：“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擢才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他也不讳言袁世凯有两大毛病：“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持势力之意太多。”但他仍对袁抱着希望：“若令其左右能尽职而忠规，议院能守法以监督，言论界能秉公劝告，则向能利用潮流以立功名、不愿逆斗潮流以取戾咎之袁总统，未必不能进化。”[2]

就连孙中山在一段时间内也有过类似的看法。他在1912年8月到北京同袁世凯会谈后，喜气洋洋地回到上海，10月6日在国民党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3]

由于国内到处弥漫着这种调和妥协的气氛，所以在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孙中山等少数人虽然猛醒过来，认识到“彼奸人非恒情所测，且必有破坏共和之心，而后动于恶”[4]，奋起讨袁，但多数人仍然缺乏这种热情，对讨袁抱着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许多革命党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不必再起干戈。民族工商业者对辛亥革命曾给以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时的反应却十分冷淡。有人在报上评论说：“商界何以反对南方兵事？盖兵事一起，商人之损失无限。此不独中国商人然也，即外国商人亦甚望贸易之国处于平静之地位，安居乐业，勿复惊忧。且商业凋零，则人民均受其影响，故彼等之反对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也。”[5]

社会心理的趋向，这是一种无形的却又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孙中山尽管振臂高呼，四周却应者寥寥。国民党在南方拥有的实力比护国运动初起时的西南各省要大得多，内部却分崩离析，在袁世凯的政治收买和军事压力下自行瓦解。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还谈不上轰轰烈烈便烟消云散了。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李平书不久后作过一个中肯的分析：“当时肇造方新，人皆思治”，袁世凯之所以能取胜，“岂尽由于武力耶”？[6]“肇造方新，人皆思治”，确实一语道破了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症结所在。

“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又使袁世凯产生一种错觉，使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他得意洋洋地说：“意外之乱，果或猝起”，“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能力”。[7]以为从此“天下莫予毒”，可以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了。于是，一面派遣北洋军大举南下，接管原先国民党在南方控制的各省，并向边远地区伸展自己的势力；一面就逐渐把他的效忠共和的誓言抛置一边，着着准备恢复帝制。在一切方面，都变本加厉地倒行逆施。

拿对外来说：袁世凯一上台就宣布“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8]。接着，就大肆举借外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更在1915年5月9日除保留最后一部分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件事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上海市民在张园召开国民大会，致电袁世凯：“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十八日开会张园，至者三万人，皆愿毁家捐躯，以纾国难。恳中止谈判，宣示条件，筹备武事。”[9]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汉口全镇罢市，“一般铺户陆续闭门，几如大祸即将临。一时风起潮涌，人声鼎沸”[10]。“抵制日货”“反对亡国的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在全国热烈展开，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拿对内来说：经济上，在袁世凯政府的统治下，加捐加税，滥发通货，造成物价高涨，工业生产停滞，人民生活日趋贫困。“民国以来，人民负担之重，较满清末造有过之无不及，即如贵州之贫，而一切负担均不能免。”[11]资产阶级也好，其他各社会阶层也好，对袁世凯统治的不满日益增长。政治上，袁世凯更撕毁《临时约法》，悍然解散国会，取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暗探特务缇骑四出，任意捕杀革命党人和其他无辜人民。“计一年中所杀之人约在二万二千有余。孤儿寡妇泣血吞声。清平世界忽变一惨无天日之黑暗地狱。”[12]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也全力宣扬封建道德，鼓吹“整饬纪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

这一切，正如孙中山所说：“彼战胜而骄，益无忌惮。二年以来，莫非倒行逆施。国人憔悴于虐政之下，至不可言状。欧洲战争，不遑东顾，乃乘间僭帝而求助于日本。此次交涉，实由彼请之。”[13]

于是，人民群众中对袁世凯的不满情绪日益发展起来。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发出了“政府欤？盗府欤？”的呼声。连原来态度温和的商民也越来越感到失望。李平书对袁世凯四年来的统治作了这样的评价：“今则专权违法，尚诈逞威，信实俱漓，廉耻尽丧，风俗之坏，贤者疚心，而又横征妄杀，崇酷奖贪，天怒人怨，灾害并至，重以外交失败，国耻痛心。在职四年，成绩若此。积薪厝火，由来渐矣。”[14]《字林西报》刊载某西人南京通信中说：“商人厌于满清失德，当辛亥之变，力助革党，其结果遂推翻朝廷。及癸丑之役，商民望治心殷，援助袁氏，故不数月而事变全定。总言之，则商界者乃忍耐爱治之民也。然以商民忍耐力之富，今犹不克忍而诋排袁世凯之压制者随地而然，则袁之不得民心，从可想矣。”[15]

但历史发展的进程，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更复杂、更曲折些。不满尽管到处存在，但最初却只以一种潜在的形态表现出来。各种不满往往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彼此也未必能取得一致，难以统一起来。更多的人最初还在观望。如果没有一种可以把它们集中起来的东西，这种广泛的不满仍然无法汇聚成一股集中的爆发性的力量。正如当时天津的《大公报》一篇评论中所说：“方今中国虽乱机四伏，然苟无物以激之，则其乱亦不能爆发。”[16]

这种激之使变的契机终于到来了，那是袁世凯自己亲手造成的。他的称帝，就成了爆发点。

恢复帝制，实在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民国的现状虽令人失望，但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国的观念终究已深入人心。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圣明天子”治下的“子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一般人认为：“国体者，重器也，一成而不可轻变者也。”“况一经共和之后，帝号久被丑诋，民人观念不同，尊严已亵，功德难著，强为规复，其势已逆。”[17]有些人更指出：“且既一度共和，凡君主时之道德，所谓君主大义，已扫荡无余，忽有一人君临其上，庸奴全国，又非有国人心悦诚服之功德，虽一时势力所凭，莫敢谁何，然天下大乱之机，即伏于此。”[18]就是一些比较落后的人，也觉得鼎革之后“民国”已成为正统，谁又要想颠覆它，就等于把自己置于叛逆的地位。

因此，恢复帝制的风声刚一传出，立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激起强烈的反响，群起反对。思想敏感的青年学生表现得尤为激烈。《醒华报》的报道说：“此辈学子，大都醉心民权。虽现时之共和亦不过徒有其名，然犹得聊引以自慰。今忽见此告朔饩羊亦将废弃，不免表现一种不安之状。”“昨有某君，欧洲留学生也，忽向记者发极大之议论，由国家组织之原理，谈至本国现时之状况及将来之危险，极力主张保持共和。”[19]《顺天时报》也报道：武汉学生“国家之观念亦富，对于此次变更国体，则纯持反对态度，意谓中国现状，外患纷乘，内忧未熄，不宜再有变更，以摇动国基。且以革命先烈牺牲无数金钱性命所争得之民主国，曾不数年仍复为君主，匪特无以对先烈，无以对满清，无以对友邦，无以对全国人民，并且无以对大总统之初心。果使君主复活，则中国纵不亡于大总统之身，亦必亡于大总统之子孙。孙杨诸人之肉其足食乎”[20]？

这样，人们原来长期蓄于胸中、隐忍未发的愤怒一下子奔泻了出来。清末请愿国会运动的重要领袖、这时隶籍进步党的孙洪伊的一封信，反映了不少原来处在中间状态的人的这种思想变动。他说：袁世凯“就职以来，专横暴肆，蹂躏法律，紊乱财政，压抑人民，割丧土地。吾人方隐忍以顾大局，彼益猖披而行诡谋，觊觎非常，盗窃神器。夫国家新建，仅仅四年，丧乱频仍，喘息不暇，遽言更革，已非所以重民生而培国脉也；况改朝窃号，奸宄所为而危险之事乎？夺四万万人之国家，而私诸一家一姓，革命之祸，后必仍多。况断卖国家而博取皇帝乎？实之既亡，名将焉取？彼诚刘豫、石敬塘、张邦昌之不若，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不容者也”[21]。这些话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原来抱着“隐忍以顾大局”态度的人，也觉得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

至于曾经以流血奋斗手造共和的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情绪自然更为激昂。这在云南的中下级军官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筹安会酝酿成立消息传到云南，滇军团营长等对于袁氏帝制自为，群情愤慨。”[22]“其时，距辛亥年重九日云南起义仅过三载，云南省陆军军官大多曾经参加重九起义，大家强烈反对袁氏称帝阴谋。”那时昆明驻军的主力是杨蓁的步七团和邓泰中的步一团，而杨、邓两人都参加过辛亥革命时的中国同盟会，反对袁世凯称帝最为激烈。七八月间，他们约了十多个军官密议。杨蓁在发言中说：“袁世凯身为总统，背叛民国，复辟帝制，卖国媚外为儿皇帝。我们都是民国军人，誓与国家共存亡，决不与袁共天地。必须联络滇军全体官兵讨伐袁逆。”“今天到会诸君所掌握兵力，在省会昆明驻军中已经占绝对优势。只要团结一致，如唐（继尧）不听谏言，我们就要以共和国民应尽之天职，率滇人起义讨袁。”会后，他们分头在滇军中进行联络。“顷之，滇军中反袁思潮波涛汹涌，官兵反袁情绪激昂，如火燎原。”[23]蔡锷给梁启超的信中也说过：“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24]云南起义，首先就是由这些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军官准备起来的。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袁世凯的预料。他复辟帝制的活动刚一出台，反对他称帝的云南起义立刻爆发，并且成为人心之所向，许多省纷纷响应。原来仿佛隐藏在地平线下的看不见的力量顿时涌现出来，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反袁浪潮。袁世凯忽然发现自己凄凄惶惶，已处在“孤家寡人”的地位。

“人心一去，万牛莫挽。”[25]“二次革命”时的历史没有重演。袁世凯尽管绞尽脑汁，用尽全部力量，仍然无法将起义的烈火扑灭下去。相反，反袁浪潮却越来越高涨，终于彻底埋葬了袁世凯的称帝迷梦。这是民元以来全部历史进程所准备下的必然结局。

在风起云涌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处在何种地位呢？

看起来，孙中山有几个条件是别人无法同他相抗衡的。第一，他是首创共和的革命领袖，可以说是中国共和制度的象征。护国运动便是在维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倡导的共和制度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第二，在国内，最早揭起反袁旗帜的也是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亡命日本，在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1915年起，又在国内各地组织中华革命军，先后委任邓铿、蔡济民等为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浙江、江苏、湖南、江西、河南、山东等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长官，派许崇智等到菲律宾等地筹措讨袁军费，准备发难。第三，袁世凯准备称帝的消息传出后，他立刻公开声讨，号召反袁。筹安会成立后一个月，他命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居正发出第十六号通告，指出：“时事急矣！能速革命，而后有国。否则事机一去，噬脐不及，千钧一发，时不我与，惟我海内外诸同胞速图之。”[26]同月，他在致南洋同志的信中旗帜鲜明地写道：“嗟夫！以先烈无量之头颅、无量之热血所获得之共和两字空名，行将归于消灭。是可忍，孰不可忍？深恐国体变更，国运亦随之而斩矣。此正吾人振作奋发、急起直追、起兵除奸、舍身救国之秋也。”[27]10月，他命陈其美赴上海，居正赴山东，朱执信赴广东，石青阳赴四川，于右任赴陕西，夏之麒赴江西，运动起兵讨袁。11月10日，中华革命党人王晓峰等击毙袁世凯的亲信、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5日，陈其美又在上海策动肇和兵舰起义。

按理说，既然有着这些条件，在反袁的护国运动中，孙中山似乎应该能起领导全局的作用，至少也应该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当他一回国，就被独立各省推举为共同的领袖。可是，事情又出人意料。在护国运动中，他不但谈不上控制全局，而且仿佛被排挤在运动的主流以外。而当独立各省成立军务院时，抚军中除包括唐继尧、陆荣廷、蔡锷等实力人物外，还包括岑春煊、梁启超这些资以号召的头面人物，独独没有孙中山的一席之地。当护国运动结束时，他的力量和影响也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

这种看起来颇为反常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这就需要分析一下当时政治力量的构成和对比。

前面已经说到，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运动的社会基础是相当广泛的。惟其广泛，自然地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它的组成是复杂的，其中既有许多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甚至还包括不少原来站在反动方面的人。这些人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转到反对袁世凯称帝、拥护共和的方面来，这是一个进步，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变动。他们的人数相当多。而另一方面，原来团聚在孙中山周围的虽有一批忠实于他的革命志士，人数却很少。在“二次革命”失败时，孙中山在南方各省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摧残。逃亡日本的党人中，“谈及将来事业，意见纷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28]。以后在各地密谋发动讨袁时，又有不少志士遭到袁的捕杀。因此，当时能由孙中山直接掌握并指挥的革命力量又是相当少的。

这是一个显然的矛盾：反袁的力量是广泛的，许多人可以接受孙中山的召唤，而孙中山自己所能掌握的力量却很小。面对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办？对他说来，应该是把可靠的力量强固地团结起来，把反对袁世凯称帝、重建共和的大旗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登高而呼，并通过各种途径，用不同层次的方法，尽可能将广泛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争取到自己周围，就有可能开创出一个比较有利的局面来。

可惜，孙中山并没有这样做。他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总结了一条教训，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国民党成员太复杂了，很多人不听他的话，行动难以统一，以致造成涣散和瓦解。他说：“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弟鉴于党事之不统一，负责之无人，至以全盛之民党，据有数省之财力兵力，而内溃逃亡，敌不攻而自破，惩前毖后，故有中华革命党之改组，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以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29]他想搞一个纯而又纯的革命小团体，成员都要盖手印，宣誓服从于他，否则宁可摈弃在外。他说：“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革命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得一员之用，无取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此不同者。”[30]他满以为只要这样做，就可以形成一个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富有战斗力的革命团体，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孙中山总结的教训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他把这一点强调得过分了，把它绝对化起来，更不懂得处在革命低潮时和来潮时应有的策略转换，这就严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当时能接受他的入党条件的人是不多的，而其余各种力量却被实际上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这一来，自然地把他自己的活动天地限制在一个十分狭小的圈子里了。

其实，护国运动初起时，西南各省的实力派唐继尧、陆荣廷等在他们羽毛未丰的最初阶段，都曾同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联络，想借重他这面大旗以资号召。

唐继尧在云南筹划起义时，派李宗黄到上海致函孙中山，内称：“枭雄窃柄，大盗移国，会设筹安，欲行帝制，举国靡靡，谁敢抗颜。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总期早除袁氏之大憝，复我民族之自由，马首是瞻，共成义举，骥尾窃附，伫听佳音！”[31]

陆荣廷在云南起义前，也同中华革命党人先有联络。1915年冬，钮永建和林虎秘密到达广西南宁，劝陆准备独立。陆荣廷派亲信马济对他们表示：“海外同志要广西负担起云南方面所提出的条件，老帅愿以人格担保，绝对做到，但时间上还要等待一下。”[32]广西决定独立时，陆荣廷在会上又说到这件事：“林虎和钮永建两人去冬由海外来到南宁时，对策动云南举义讨袁，要我们广西响应做条件，当时我已答应，并作了保证。现在云南已举义讨袁，如果我们广西不起来响应，那就是不讲信义，出卖朋友。同时，推倒清廷，建立民国，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现在袁世凯背叛民国，自称皇帝，难道还不应该打倒吗？”[33]钮永建和林虎是早在1913年10月和11月分别于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的。[34]陆荣廷向他们作出承诺这件事，远在梁启超同广西取得联系之前。

这两个事实说明：如果孙中山当时要同西南护国各省建立密切的关系，是有可能做到的。但孙中山对经营西南似乎相当冷淡。唐继尧给孙中山去信后，孙中山除表示“绝对全力支持云南首义护国军的壮举”[35]外，并没有同他们进一步联系。在这以前，中华革命党曾派吕志伊回云南活动，但回昆明当夜就被逮捕，后“身体之自由虽复，而行动尚未尽能自由也”[36]。他没同唐继尧有多少联系，主要是在中下级军官中活动，并且发展了李文汉、田钟谷等一批团、营长参加中华革命党。这自然会遭到唐继尧的疑忌，不久就借对外联络的名义将吕志伊支出云南。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在云南真正取得支配的地位。至于广西，以后就更少看到中华革命党人同它发生多少关系了。

不仅如此，原属同盟会和国民党的许多人，由于不愿履行中华革命党的入党手续，也被排除在孙中山的活动范围之外。其中，孙中山和黄兴在这时的分歧，已有许多论著述及，这里不再多说。还有不少在西南各省有较大影响的军人，在护国运动中虽表现得相当活跃，如李根源、熊克武、方声涛等，但同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都没有发生关系，他们彼此间也缺乏统一的计划和密切的联系。结果，或者各行其是，或者跟随别人走了，没有能在护国运动内部形成一股独立的能左右局势的政治力量。

尽管护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汹涌展开，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孙中山仍然固守在自己原来那个比较狭小的圈子里，独力苦斗，没有很好地同别人携手合作。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军和独立各省的护国军几乎是各干各的。人家搞得热热闹闹，他却仿佛分离在外，没有能在整个运动中取得应有的领导地位。

自然，应该充分肯定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运动中是积极地采取行动的。他们在各地特别是沿海各省策划并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地区：一个是朱执信、邓铿等在广东的斗争；一个是陈其美等在上海一带的斗争；一个是居正等在山东的斗争。朱执信、邓铿等在广东，主要是利用旧日的关系发动各地民军起义。在惠州地区举义的就有十七个支队。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声势，但每股的人数都不多，力量比较分散，所以并没有收到巨大的效果。当统治广东的龙济光在护国军进逼的威胁下宣布假独立后，他们的活动便很困难了。上海一带的军事行动，在中华革命党的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在这里坐镇指挥。但袁世凯对上海这个战略重地一直抓得很紧，派有重兵驻守。中华革命党人虽然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仍然没有得手。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这个地区的斗争就陷于半停滞状态。此外，蔡济民在湖北联络南湖马队于2月18日举义，被敌王占元部击溃。[37]第二天，杨王鹏等在湖南率同志数十人扑攻湖南将军署，也告失败，杨王鹏死难。[38]只有居正等指挥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山东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发难时人数近一万人。起义后，连克潍县（今潍坊市）等十几个县城，三次围攻济南，造成较大的声势。孙中山从日本归国后，曾准备亲自到山东军中指挥，足见对它重视的程度。但它在反袁运动的全局中所起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

孙中山后来多少已意识到这个严重弱点，从事实的痛苦教训中逐渐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他的态度前后有一个变化。他自日本归国一个多月后，在1916年5月20日给黄兴的一封信很值得注意。他在信中说：“已往将来，中国问题实为新旧之争。”“孰胜孰败，则视彼此之团结如何。”“已往之历史，已足教训吾人于将来。是以弟熟思审虑，但求贯彻吾人之主义，而宁牺牲一切之办法，求最大之团结力，以当彼官僚一派。”他归纳出八个大字：“大敌当前，不宜立异。”并且强调：“此亦为前途一线之曙光。”他对黄兴恳切地说：“弟信兄爱我助我，无殊曩日。此事成否，关系全局。如上云云，望兄以全力图之。”[39]

但护国运动这时已近尾声。在孙中山写这封信以后只有半个月，袁世凯在全国声讨中焦灼死去。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孙中山只得电令朱执信“罢兵”，令居正“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是不是孙中山真的以为袁世凯一死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并不是。他看到“现在帝制余孽潜伏北方者尚不少”，并且点了张勋、倪嗣冲两个人的名，指出：“隐忧未息，则国人犹未得高卧也。”[40]他也提到过新政府成立后还有一个是否“假共和”的问题。这些他都是考虑到的。那么，为什么还要下令“罢兵”？他有两个难处：第一，在反袁斗争中，他一直以维护约法为号召。他说：“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41]黎元洪继任总统是以约法为依据的，孙中山很难加以反对，否则就会把自己置于他历来痛斥的违反约法的地位。第二，袁世凯一死，内外情势和人们心理已有很大变化。这也是他不能不考虑的。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国民实际已希望平和，政府已标赞成共和，消灭帝制之帜以为政，则吾人自不能不收束。盖真假之辨，端待将来之证据，现在不能悬揣以决之。人已公布赞成恢复共和制，强谓之伪，不可也，必先与以试验之期间。”“借其曰假，亦必俟确有证据，如袁之帝制自为，尔时自然召全国之反对也。”[42]

在护国运动的进程中，孙中山确实陷入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中：国民党时期，人员庞杂，滥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中华革命党时期，力图改弦更张，精选人员，却又被囿于狭小的圈子中。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严密的富于战斗力的核心，又能团结千千万万人共同奋斗，这个问题在孙中山一时还无法解决。他和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特殊处境，正是这个矛盾的产物。

现在需要说到梁启超和进步党了。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代表中国社会内部这样一种力量：他们要求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但又力图维护旧有的社会秩序，害怕并反对激烈的变革。这常使他们处于一种矛盾的尴尬地位。

在清末，他们的主体是立宪派，要求开设国会，参加收回利权运动，表现得十分活跃，但一直反对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一些立宪派人士如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先后转到革命方面来，对孤立清朝政府、促成革命胜利起了有益的作用。

这里需要说到：一些论著对辛亥革命过程中不少省政府落到立宪派人手中似乎强调得太过分了。立宪派人士在社会上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手里一直没有控制武力。而在旧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谁有武力，谁才能掌握实际的权力。辛亥革命起来后，梁启超曾准备运动吴禄贞、张绍曾等的部队组织“立宪军”，没有成功。国内虽有几个立宪派人士充当过都督，实际上也没有掌握住这些省的军政大权。汤寿潜当了两个月的浙江都督，用马叙伦的话来说，“汤老固然正式做了都督，但是没有实权”[43]，结果一走了之，政权落到同盟会会员蒋尊簋手中。蒲殿俊更可怜，只当了十来天四川都督，便在一场兵变中落荒而逃，都督由参加过同盟会的尹昌衡继任。谭延闿在焦达峰被杀后当了湖南都督，但他不久却加入了国民党，并任命了不少革命党人，同立宪派没有再保持密切的关系。至于云南都督蔡锷虽然同梁启超有着较密切的私人关系，但他没有参加过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很难说他是立宪派人士。

如果说革命党人在民国初年还掌握着江西、安徽、广东、湖南、福建等省的政权，那么，很难说立宪派人在当时能同样拥有哪几个省的地盘。他们只能徒托空言，并无实力地位作为后盾。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对我们了解和分析进步党人在民国初年以至护国运动中的种种政治表现，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许多问题都要同这一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释。

现在把话说回来。前面讲过，立宪派人一直是以维护旧有社会秩序、求得某些渐进的改革为己任的。辛亥革命后，旧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受到猛烈冲击，这使他们感到忧心如焚。1912年2月，梁启超还留居日本没有归国，就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不具名地印发了他所著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在这本纲领性的小册子中，他写道：“大抵今日大患在国民距心力太盛而向心力失其权衡。非惟政治上为然也，即道德习俗莫不皆然。无以节之，必至社会性全然澌灭，何以为国？今之语救国者，必曰回复秩序。”[44]“必至社会性全然澌灭”，这是何等可怕的情景啊！而要“回复秩序”，自然必须有能够维护这个“秩序”的力量。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进一步提出：目前当务之急，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实行“保育政策”，来同他们恐惧着的“放任”“废弛”相对立。

这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哪里？他的希望当然不可能寄托在被他视为破坏力量的革命党人身上，而他们自己又缺乏实力，于是，他的目光不能不转向十四年前同他们有着宿怨的袁世凯那里。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的同时，梁启超就秘密致书袁世凯：“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45]他公然效毛遂之自荐，这自然正中袁世凯的下怀。袁世凯立刻复信：“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46]

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同袁世凯之间不存在矛盾。但正如黄远庸所说，这时支配着他们的仍是一种“出于倚赖”的心理：“虽明知斯人之与平民政治，终将扞格不容，虽无帝制之复兴，决无开明之建设，但事既无可如何，则不能不力为维持。”[47]

因此，在民初政治舞台的大三角关系中，梁启超和原立宪派人大体上都站在支持袁世凯政府这一边，而以原革命党人为主要对手。1912年冬，梁启超从日本归国。第二年年初参加共和党。4月，发表《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一文，公然宣称“革命之后，暴民政府最易发生”，“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表示要采取“维持政府”的态度。5月，共和党同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梁启超是它的实际灵魂。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时，袁世凯请同进步党有着密切关系的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但是，独裁者对权力实在太吝啬了。尽管梁启超和进步党人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帮了袁世凯的大忙，袁世凯却只是为了对付国民党而暂时利用他们。国会的被解散，对国民党固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进步党也失去一个重要的活动地盘。到国民党的军事反抗被镇压下去后，进步党对袁世凯也成了多余的赘物。不久，熊内阁被迫辞职，进步党被一脚踢开，被称为“徐相国”的徐世昌出而组阁，一切大权进一步集中到袁世凯一人手中。

袁世凯帝制运动展开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梁启超最初仍上书袁世凯，痛陈利害，苦口婆心地向他劝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崔苻之志。”“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忠言。”[48]何如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袁世凯对梁启超的“忠言”置之不理，帝制运动仍然着着进行。

这样，梁启超和进步党人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不能不急遽发展起来。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梁启超等代表的毕竟是一种同袁世凯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民主思想。他们希望看到温和的渐进的改革，而不是历史的大倒退。因此，袁世凯的称帝活动同样激起他们的不满。这在进步党的下层表现得更为激烈。1915年12月11日，进步党党员安致远等一百三十七人致电进步党各省支分部说：“吾党四年以来，拥护袁氏，断送国家，应速忏悔，声罪致讨，以补前过。”[49]第二，他们也预感到帝制一旦重演，袁世凯的统治一定难再维持，不如争取主动，打起反对帝制的旗帜。梁启超在致籍亮侪等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最后这八个字的含义，实在是使人一目了然的。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并参加反对帝制的运动，就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交错作用的结果。

自然，由于梁启超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又一直是以温和派著称的，他的投入反袁运动，对壮大运动的声势，吸引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同情这个运动，起了有益的作用。他又长于文辞，笔端恒带感情。他在筹安会成立后没有几天，能不顾袁世凯的威吓，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这篇文章，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些都是应该给以积极评价的。

在护国运动中，梁启超表现得十分活跃，担任了军务院抚军和政务委员长。唐继尧也好，陆荣廷也好，岑春煊也好，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常要征求并听取他的意见。唐继尧甚至写信给他，说在袁世凯推倒后，当以黎元洪为总统，而“以先生为总理”[50]。护国军的许多重要文告更是多出于他的手笔。从表面上看，梁启超真可算是踌躇满志，仿佛已成为护国运动的灵魂，进步党也仿佛在护国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梁启超在一段时间内，确也雄心勃勃，很想在南方形成一个以进步党为中心的政治势力，认为“此役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想使整个政局能按着他的意图发展。

但只要深入一层来看，不难发现：梁启超的致命弱点仍在他手里并没有实力。他在护国运动中所以能处于如此煊赫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由于他的强，倒是由于他的弱。对唐继尧、陆荣廷这些人说来，当他们羽毛稍稍丰满以后，是不会乐意让孙中山居于这类地位的，因为这有可能使领导权逐渐转移到孙中山手中，而且他们军队中的不少人也可能受孙中山的巨大影响。而对梁启超，他们就很少有这种顾忌。他们可以利用梁启超的声望、社会关系、政治经验以至他的文笔，而不必害怕他。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地位看起来尽管煊赫，其实却谈不上能支配全局，没有唐、陆等实力派的点头，他连一件大事也办不成，说穿了，仍只是一个高级“幕僚”而已。至于进步党本部在护国运动中，似乎连有组织的活动也难以看到。

梁启超多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实际处境。他的内心是苦闷的。护国运动开始时，他希望通过蔡锷来掌握住云南，进而控制西南大局。但蔡锷的想法和他并不完全相同。他一到云南就表示：“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51]自己率军入川讨袁，而把云南都督的位置留给了唐继尧。当桂、粤议组织政府时，他又致电唐继尧等：“所称统一机关云云，实无设置之必要。至弟个人私愿，俟大局略定，决拟退休。”[52]以后，梁启超又把希望寄托在蔡锷出任四川都督上，还力谋让进步党人戴戡出任湖南都督。蔡锷喉症日重，梁启超仍电嘱他：“病稍能支，川督切勿固辞，中央绝望，救国借手惟在地方耳。”[53]可是，蔡锷病势恶化，不得不出国就医。梁启超还要他宜保戴戡为四川省省长，暂署督军，“蜀不可放弃也”。他在给周善培的电报中说得更清楚：“失蜀而他无得，遂将全败。”[54]尽管他一再坚持，仍然没有受到理睬。陆荣廷对他虽礼遇甚厚，但他在广西素无根基，实际上难以插足。在其他各省，情况也相仿佛。

这样，梁启超就深深感到悲哀了。到唐继尧、陆荣廷等脚跟完全站稳，不再需要他时，就把他冷在一边。袁世凯死后不久，梁启超在6月29日给刘显世的电报中，讲了一句分量很重也很伤心的话：“任与何方提携，皆被利用而无善果。”[55]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只得另谋出路。不久，他就借自己在护国军军务院中的地位，首先倡议解散军务院，实行南北“统一”，并通电请由段祺瑞组织新阁，说是“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借以见好于段祺瑞。以后，他就一步一步地向段祺瑞靠拢。但这已是护国运动以后的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缺乏实力的改良派，遇事总想依傍于人，在旧中国这块国土上，终究是难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有声有色的重要角色的。这确是他们先天带来的难以摆脱的悲哀所在。

护国运动最后出现的结果，确实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它自然不是袁世凯原来所期望的，也不是孙中山或梁启超原来所期望的。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被推翻了。中华民国的招牌重新挂起。统一在表面上又得到实现，而实际的权力却更分散了：在北方，是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的对峙；在南方，是滇系军阀和桂系军阀的形成。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倚仗手里的枪杆子，分割地盘，建立自己的统治。中国的土地上，又开始连年的军阀混战。许多有志之士都感到灰心：一个军阀竟化为无数军阀，中国的前景仿佛变得更黑暗了，看不到明显的出路。(www.xing528.com)

可是，历史的进程也不是按着南北军阀所希望的那样去发展。果实只是暂时落到他们手中，而他们同样不具备在中国建立稳定统治的必要条件。他们的武力统治，他们之间的殊死争夺，其实只是两幕有声有色的戏剧之间的一段短促的过场。

过渡期是令人难熬的，但它毕竟又预示着新的一幕快要到来。从整个历史长河来考察，护国运动已对推动历史前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以前不久的辛亥革命，摧毁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腾飞。但是，在封建主义有着根深蒂固势力和影响的中国，要把这次革命的成果巩固下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民国成立只过了三年多，就发生了袁世凯的重新称帝。护国运动粉碎了他的这种迷梦，制止了一次历史的倒退。人们更觉醒了。一个军阀化为无数军阀，固然是坏事，但反动统治集团内部裂缝的扩大和表面化，对革命又是有利的。此后，他们在中国更难保持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这就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进一步开辟了道路。而这个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又激发人们去进一步反思和探索。护国运动结束后不到三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便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可以这样说：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护国运动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梯。它的历史功绩已深深镌刻在中国人民的近代史册上。

[*]原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1]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2]黄远庸：《少年中国之自白》，《远生遗著》卷1，第11、14页。

[3]《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4、485页。

[4]《复北京学生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75页。

[5]《癸丑战事汇录》时评，第15页。

[6]《致陆征祥等劝袁退位书》，《再造共和新文牍》，第65页。

[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98页。

[8]《莅参议院宣言》，《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文辞》，第1页。

[9]《中日交涉中之国民大会》，《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2页。

[10]《汉口全镇闭市之风潮》，《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4页。

[11]《征兵抚恤会开公民大会纪实》，《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414页。

[12]1914年5月19日《生活日报》。

[13]《复北京学生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75页。

[14]《致陆征祥等劝袁退位书》，《再造共和新文牍》，第65页。

[15]《护国军纪事》第3期，《外论》，第516页。

[16]《国体问题发生后之各方面舆论》，南华居士编《国体问题》首卷，上册，第52页。

[17]《留美学生联合会上袁世凯等书》，《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37、38页。

[18]《共和维持会宣言》，《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66页。

[19]《筹安会与上海社会》，南华居士编《国体问题》首卷，上册，第64页。

[20]《国体问题变更声中之武汉》，南华居士编《国体问题》首卷，上册，第103页。

[21]《进步党领袖孙洪伊泣告北方同乡父老书》，《再造共和新文牍》，第48、49页。

[22]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43页。

[23]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47—50页。

[24]《致梁启超函》，《蔡松坡集》，第879页。

[25]唐绍仪：《忠告袁世凯退位电》，《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639页。

[26]通告原件，见《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605页。

[27]《致南洋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4页。

[28]《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2页。

[29]《复杨汉孙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84页。

[30]《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31]《致孙中山书》，《护国文献》上，第420页。

[32]林虎：《广西讨袁的经过》，《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第52页。

[33]陈树勋：《广西宣布独立概略》，《护国讨袁亲历记》，第231、232页。

[34]《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542、543页。

[35]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传记文学》第14卷第3期。

[36]天民（吕志伊）：《云南举义实录》，《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104页。

[37]《武昌马队之举义》，《护国军纪事》卷2，第178页。

[38]《湖南将军署之大攻击》，《护国军纪事》卷3，第180页。

[39]《致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9、290页。

[40]《复郭标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57页。

[41]《讨袁宜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4页。

[42]《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1页。

[43]《我在辛亥这一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75页。

[44]《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21页。

[45]《致袁项城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621、622页。

[46]袁世凯：《致任公先生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624页。

[47]黄远庸：《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远生遗著》卷1，第2页。

[48]梁启超：《上总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4，第31页。

[49]《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758页。

[50]《会泽首义文牍》下卷，书牍，第13页。

[51]刘云峰：《护国军纪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89页。

[52]《致唐继尧等电》，《蔡松坡集》，第1084页。

[53]梁启超：《致蔡锷电》，《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709页。

[54]梁启超：《复周善培电》，《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732页。

[55]梁启超：《致刘显世电》，《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7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