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的鸡笼之战中，台湾守军共俘获英军黑夷133人。当时，福建巡抚曾令将俘虏解回内地，以换回被英军占领的厦门。而姚莹等人则认为此事仅是我方一厢情愿的想法，英方并无此意。“设夷挟其狡诈之威，阳许还我厦门，及囚人既得，仍逗留不去，或巧易他词，复夺厦门，又将何以处之？”而且，大陆与台湾对渡的三个口岸，其中厦门已陷入英军之手。另外二口，即泉州的蚶江和福州的五虎门，也有英船停泊，“台湾起解夷囚人至百余，事难秘密，必有奸民往告，夷囚及口，徒为所劫”，[21]故不同意将所获英俘解回内地，而准备将英俘解郡讯明后，“恭请王命正法，以彰国威，而壮士气”。[22]其后，云南道监察御史福珠隆阿奏请“暂留罪夷以便究讯”，道光皇帝遂于十月十五日下谕：“现在该犯等如果尚未正法，即着刘鸿翱饬令达洪阿等按照该御史折内所陈各款……逐层究诘，明白晓谕，务得实情，密筹办理，冀有裨于攻剿机宜。”[23]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姚莹等将遵旨严讯夷供的详细情形向道光皇帝报告，并对英俘的处置问题再次作了请示：“该逆夷等因天朝不准贩卖鸦片烟土，辄听英夷调派，分至各省滋扰，实属罪大恶极。若如该御史所奏解省讯办，非惟现乏文武官兵配船护解过海，且此项黑夷俱系各岛乌合愚蠢之人，问以秘要夷情，不能明晰，设或洋面夷船闻而截夺，更属不成事体。应否仍照臣等原议，即行在台正法，以彰国宪而快人心。抑如该御史所奏暂缓正法之处，臣等未敢擅便……俟命下日钦遵办理。”[24]道光皇帝对姚莹等台湾官员奏折中所称“该逆等罪大恶极，若解省讯办，洋面恐有疏虞，仍请在台正法”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着即照议办理。[25]
及至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大安港攻剿搁浅英船，又擒获英兵数十名及汉奸五名。道光皇帝在四月初五日的上谕中命令将英俘隔别严鞠，讯取确实供词上奏。其讯问之要点为：
1．逆夷屡次前来台湾，系何人指使，意欲何为？
2．所获白夷十八人，有无得受伪职之头目在内？
3．此次滋扰台湾船只由何处驶来？
4．现在广东、福建、浙江各洋面口岸夷船共有若干只，各处船只分领头目几人？
5．汉奸内最为该逆信服者几人？
同时，还下谕取供之后，“除将夷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一百三十余名，均着即行正法，以抒积忿而快人心”。[26]为了对夷情有更多的了解，道光皇帝在次日的另一道上谕中命达洪阿对所俘洋人中洞悉英情之人逐层密讯，弄清“究竟该国（指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除璞鼎查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职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并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27]
四月二十六日，道光皇帝给达洪阿、姚莹的上谕中再次重申：“前获洋人一百六十余名，业已谕知即在台湾正法，计此时当已接奉，着即遵旨办理。”[28]五月间，台湾镇、道遵照道光皇帝的谕旨，除将颠林等九人及汉奸黄舟、郑阿二暂行禁锢外，其余英俘全部在台正法。
尽管台湾军民同仇敌忾，接连挫败来犯英军，但在大陆战场上，中国军队却连遭败绩。在攻占厦门之后，英军继续北上攻陷定海、镇海、宁波。道光二十二年四月英军攻陷乍浦，侵入长江。江南提督陈化成坚守吴淞炮台，英勇战死。接着上海陷落，镇江失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道光皇帝不得已命耆英、伊里布赶赴南京议和。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主要内容为：（1）中国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圆；（2）割让香港；（3）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4）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不得随意变更。
根据《南京条约》规定，战事结束后，英国战俘应予释回。九月一日，达洪阿、姚莹接奉闽省督、抚会札，命令将台湾地方前经俘获各夷及内地人民与英夷交涉被拿监禁者，查明现存若干，遴委文武妥员解送厦门，以凭转送。达、姚即将留存监禁的红夷头目颠林等九人当堂提禁，告以准释回国的消息。同时并饬台湾府县妥为安顿，添置衣履，“一面雇配大号商船，遴委奉旨留闽补用之通判衔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题补水师右营守备梁鸿宝在船用心照料，内渡至厦门，交厦防同知报明督、抚办理”。[29]在办理之间，九月八日，为索还战俘，武官尼非率领三桅英舰一艘抵达安平，欲向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投递文书。台湾知府熊一本告以所获现存头目九名，已奉谕旨准予释放，即日委员护送内渡。尼非闻讯即离台返回。九月十六日，一艘英国夹板船在台湾北部淡水厅金包里洋面遭风击碎，当时中英已达成和议，台湾地方官员即对救起生还白夷二十五人，妥为照顾，并将事情通知有关当局。而由卢继祖、梁鸿宝护送释回英俘颠林等的船只于九月二十三日放洋（后因风不顺，收入澎湖，又值风暴连旬直至十月十九日方息，到十月二十一日该船才抵达厦门）。而在九月三十日，尼非再次率舰来台，称投递闽浙总督怡良文书并欲接回英国战俘及最近海难生还船员。台湾兵备道姚莹出面接待，告之台湾存留夷目九人，已接奉总督来文，委员送厦交还夷官。尼非问道：“二次共获一百八九十人，何以只存九人？”姚莹答称：“病毙数十人，余皆正法。”尼非问：“何为正法？”姚莹答曰：“尔国犯顺，彼此正当交战，焉有不杀之理？因天朝以德怀远，不轻杀戮。自上年八月及本年正月俘获夷人，皆羁留久之。及尔国在浙江江南屡次伤我官员，害我百姓，是以大皇帝震怒，台湾军民人人愤恨，五月后方遵旨正法，仍留头目九人，已属格外施恩。”[30]尼非无言以对，转而问起英船遭风遇难之事。姚莹告知遭风溺海船员已被地方官救起二十五人，“现因尔国受抚，已饬令妥为抚恤，即日委员解郡，禀报督抚，奏明大皇帝，然后遣官送厦交还”。[31]尼非认为若待禀奏有需时日，要求将失事船员随船领回，姚莹同意予以通融办理。尼非遂邀请姚莹登舰参观，以表谢意。十月初六日，尼非带着二十五名英国海难生还船员驶回厦门。
不料，当璞鼎查于十月十九日抵达厦门得知英俘已被台湾地方官员处死后，“忿忿不平”，立即要求会见闽浙总督怡良，称“台湾所戮之俘均系难夷”，欲求申冤；同时，还发布一份中英文对照的布告，称“上年八月间，有我英国民船纳尔不达名号一只，在于台湾鸡笼海面遭风破碎，其人暂幸逃生者一百有余。又本年正月间，再有我国民船阿纳名号一只，亦在该府淡水海面遭风击破。其人同得逃生，已有数十。其先后二次上岸者，俱被拿获监禁。今于本公使到厦之日，忽闻此等遭风难民将及二百之多，经被台湾总兵等官凶心歼杀。闻信如雷聒耳，不胜骇然。……此等难人，原系水手小民及随营担夫等类，无资护己，无械伤人。既经遭风捱苦，即按大清律例，应得保护恩待。奈在台难民，掳之将近一年，而竟起意凶杀。呜呼哀哉！思念及此，本公使怨恨憎恶，百喙难言。中华之辱，莫甚于此矣。……此乃该总兵达洪阿等凶犯不顾廉耻，贪婪功劳，捏词以纳尔不达及阿纳等船屡次攻犯台湾，谎诞假奏，瞒骗皇帝御聪，以致王命误降，而我人被杀矣。”[32]璞鼎查在布告中除要求“将此凶暴情由，据实陈明，转请钦差大臣等奏请皇帝圣鉴”外，还要求将达洪阿等台湾地方相关官员“刻即去官正法，将其家财入官，照数若干，全交英官分济无辜枉死之家属”。并威胁道：“若非如此办理，本公使惟虑将情奏明我国君主之时，非惟致伤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复起。”[33]
事实上，“纳尔不达”号在鸡笼曾炮轰击毁清军炮台石壁，烧毁哨船；而从“阿纳”号船上则起获炮械、号衣、旗帜及印文等件，“均系浙江各营之物”。[34]璞鼎查称被杀英俘“系遭风难民”，显系有违事实的一面之词，不难查明。然而，闽浙总督怡良及负责对英谈判的两江总督耆英等人却对璞鼎查的威胁恫吓心存畏惧。怡良最先在得悉处决俘获夷囚一事后就奏称：“该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一则，日望其人之归，兹所存止十一人，送到后似不能帖然顺受，与抚议殊有关系。”[35]耆英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也说：“今该夷来文称系遭风难夷，并未接仗；虽属一面之词，而事涉外夷，有关体制。如果实系冒功妄杀，则该镇咨亦难辞。”提出应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解部讯办，以期水落石出。[36]对此道光皇帝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此所获英人，彼时未定抚议，是以依法办理；即如两军临阵，互有杀伤，事后复责令偿还，断无是理”。[37]而对耆英奏请将达洪阿解部讯办一事，道光皇帝更明确表示：“此断不可。该夷诡诈百出，勿堕其术中也。即使实有其事，亦当另有处置”；“若因达洪阿守御有功转加重罪，试思彼国出力大将岂能因我国一言遽令废弃乎？倘达洪阿实有贪功妄报情事，将来一经查访明确，当自以中国之例处之，该夷不必过问。至该夷船坚炮利，屡获胜仗，我国伤亡将士甚多，又岂能于事定之后，向该夷一一取偿耶？”[38]并一再谕令伊里布、耆英等将“夷俘正法，乃议抚以前之事。一经和好，即将夷俘九人全行释放；且台湾于九月间救护遭风白夷二十五人，经该道姚莹给还”等向璞鼎查“按照前后情势剀切晓谕，务令释然无疑，俾抚议不至掣肘为要”。[39]
然而，当后来耆英将浙江提督李廷钰及闽籍候补京堂苏廷玉等从往来行商处得来的传闻“有夷船遭风漂至台湾为海滨居民攫取货物，将难夷关闭村中；该镇、道查知，并令交出”上奏之后，道光皇帝便改变了态度。于十二月命闽浙总督怡良渡海赴台，将台湾镇、道是否冒功妄杀之处查明上奏。怡良本来就对达、姚二人奏事不经自己，而自为之，“久有嗛言”，又因姚莹等拒绝服从其命令将英军俘虏解回内地，认为台湾镇、道欲专其功，而怀恨在心。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二十五日，怡良抵台，二十六日，传旨将达、姚二人逮问查办。尽管台湾军民愤愤不平，“一时郡兵不服，其势汹汹。……而全台士民远近奔赴，佥呈为镇、道申理者甚众”[40]，怡良竟置之不理，一面宣示清廷不愿破坏和局的圣意，一面又根据参将武攀凤、候补知县史密等之证词，多方恐吓。达、姚二人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承认此前铺张入奏，咎无可辞。怡良遂将查办结果上奏，称：“渡台后，沿途察访两次洋船之破，一因遭风击碎，一因遭风沉搁，并无与之接仗及计诱等事。达洪阿、姚莹一意铺张，致为洋人藉口，殊属辜恩溺职，请从重治罪。”[41]同年三月十二日，道光皇帝下旨将达洪阿、姚莹二人革职，并解京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审讯，所有给予鸡笼、大安两役出力文武员弁的奖赏也一律撤销，喧闹一时的英俘处置风波最后就此落幕。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开放五口通商，其中福州、厦门两口岸皆与台湾关系密切，从而引起英人对台湾的窥伺。道光二十三年，台湾道熊一本在奏报中称：“该夷于受抚之后，屡次驾驶三桅大船在淡水外洋游奕[弋]；并乘坐杉板小船上岸登山，相度地势、绘画地形，该处兵民人等颇生疑惧。”[42]道光三十年，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致函两广总督徐广缙采买台湾鸡笼山煤炭，徐广缙以台湾非其管辖范围而拒与讨论此事。[43]文翰接着又向闽浙总督刘韵珂提出同样的要求。刘韵珂以“台湾非通商之地，该国船只不应违约擅到”为由加以拒绝。[44]刘韵珂认为英人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一面向朝廷奏报，一面飞咨台湾镇、道、府会督淡水厅“固结民心，坚为防拒，使之无可觊觎”。[45]果然，不久又从广州方面传来“文翰在港，连日招请商人，言福建港口不好，亏折甚多；因思另换台湾地方，作为港口”的消息。[46]道光皇帝认为“台湾为悬海要区，民番杂处，平时尚易生事；岂容奸夷到彼，借贸易为窥伺！”下谕着刘韵珂密令台湾镇、道督率文武密严防备，加意布置，勿存畏怯，亦毋事张皇。如该夷目有求换港口文书，即答以成约内通商五口本无台湾地方，予以拒绝。[47]
为了反对英人非法入境贸易，道光二十八年，台湾道徐宗幹倡导订立了《全台绅民公约》，义正词严地宣布：
曩者，英夷犯顺，我成皇帝不忍百姓流离，罢兵议抚，准其通商。而不通商口岸，该夷官自行照会，不准夷人登岸。违者，送其领事官治罪。此人人所共知者。
台湾非该夷应到之地，我百姓知朝廷宽大，许其和约；每有夷人前来，不与抗拒。非畏夷人也，彼既俯首恭顺，我百姓岂敢生事？如该夷藐视我们，挑衅酿祸，地方长官不便过于争较，我百姓固未尝与之立约也。且所谓和者，但见之不杀耳，非听彼之使命也！彼先侮我，我岂能让彼？我百姓堂堂天朝子民，此地既未准设立码头，岂容任其杂处？如我百姓为夷人所用，是逆犯也，是犬羊之奴也，饿死亦不肯为！我百姓不为所用，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粤人不许其进城，共受皇恩，可为明证。大众同心仗义，人人武艺高强，何必畏怯走避？我百姓自为义民报国，即在地文武官弁亦不得而牵制之！……[48]
这份公约反映了台湾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勇气。
【注释】
[1]李伯祥，蔡永贵，鲍正廷．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J]．历史研究，1980（5）：81．
[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87．
[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4．
[4]魏源．魏源集：上册[M]．中华书局，1976：168．
[5]齐思和，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M]．北京：中华书局，1964：13，16．
[6]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1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6-47．
[7]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1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4．
[8]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15．
[9]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16．
[10]姚莹．上督抚言防夷急务状（庚子七月二十日镇府会衔）[M]//姚莹．中复堂选集．台湾文献丛刊第8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66-72．
[11]姚莹．台湾十七口设防图说状（庚子九月镇道会禀）[M]//姚莹．中复堂选集．台湾文献丛刊第8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74-75．
[12]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26．
[13]刘存宽．英国强占香港岛与所谓“穿鼻条约”[J]．世界历史，1997（2）：2-8．
[14]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47-48．
[15]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48．(www.xing528.com)
[16]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64．
[17]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64-65．
[18]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69．所谓“红夷”，即其毛发微黄，故称红夷。据后来达洪阿、姚莹在另一奏折中所作的更正，“生捦白夷十八人内”有七人系为“红夷”。
[19]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70．
[20]姚莹．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癸卯四月）[M]//姚莹．中复堂选集．台湾文献丛刊第8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47．
[21]姚莹．复泉州守书（辛丑十月）[M]//姚莹．中复堂选集．台湾文献丛刊第8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38．
[22]姚莹．鸡笼破获夷舟奏[M]//姚莹．东溟奏稿．台湾文献丛刊第4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32-35．
[23]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54．
[24]姚莹．遵旨严讯夷供覆奏[M]//姚莹．东溟奏稿．台湾文献丛刊第4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66-67．
[25]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75．
[26]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71．
[27]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清宣宗实录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188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64：408-409．
[28]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清宣宗实录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188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64：424．
[29]姚莹．夷官来台投书及遵释夷囚奏[M]//姚莹．东溟奏稿．台湾文献丛刊第4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45-148．
[30]姚莹．夷船两次来台释还遭风夷人奏[M]//姚莹．东溟奏稿．台湾文献丛刊第4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64-169．
[31]姚莹．夷船两次来台释还遭风夷人奏[M]//姚莹．东溟奏稿．台湾文献丛刊第4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64-169．
[32]姚莹．夷酋强贴伪示请旨查办奏[M]//姚莹．东溟奏稿．台湾文献丛刊第4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78-180．
[33]姚莹．夷酋强贴伪示请旨查办奏[M]//姚莹．东溟奏稿．台湾文献丛刊第4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78-180．
[34]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清宣宗实录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188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64：497．
[35]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92．
[36]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104．
[37]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清宣宗实录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188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64：492．
[38]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104-107．
[39]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113-115．
[40]姚莹．奉逮入都别中丞[M]//姚莹．中复堂选集．台湾文献丛刊第8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47．
[41]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清宣宗实录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188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64：499．
[42]熊一本．拟剿夷疏[M]//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台湾文献丛刊第17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238-241．
[43]刘韵珂奏[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国新档：英国档（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61；徐广缙、叶名琛奏[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国新档：英国档（上），1986：95．
[44]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七月二十五日（乙卯），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奏[M]//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151-153．
[45]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七月二十五日（乙卯），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奏[M]//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151-153．
[46]二十六日（丙辰），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奏[M]//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154-155．
[47]谕军机大臣等[M]//佚名．筹办夷务始末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0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156．
[48]全台绅民公约[M]//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台湾文献丛刊第17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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