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海上贸易与西方商船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实际上，西方人很早就开辟了一条从埃及红海沿岸起航，出曼德海峡，横越阿拉伯海，到达印度西海岸的航线。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海上航线已经延伸到南亚地区。这样一来，在东西方之间就建立起一条以南亚为中介的世界性海上大动脉。

欧洲人很早就掌握了航海技术。前3000年左右，善于航海和经商的希腊人从伯罗奔尼撒半岛驾船出发，频繁往来于地中海各处海岸，与克里特、塞浦路斯、埃及等地做生意，同时也和多瑙河、奥奥德河、易北河沿岸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广大区域的居民接触。前2500年，腓尼基人靠太阳和北极星辨认航向，驾驶海船往来于东地中海和爱琴海，发展海上贸易与海外扩张活动。考古发现证实，埃及通过红海与印度的交往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波斯湾地区与印度的交往可追溯到前2000多年以前。前10世纪，埃及法老希兰（Hiram）派自己熟练的水手同以色列—犹太王国国王所罗门（Shalom）的水手前往印度，从那里带回金、银、珠宝、象牙、猿猴和孔雀等。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大流士于前509年派遣一个舰队从印度河口出发，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埃及。

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东征建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及其对红海两岸的控制，为希腊人在红海的航行及其与印度的交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亚历山大东征自印度西返时，派部将尼亚库斯（Nearchus）考察印度到波斯湾的海岸线，后来又雇用腓尼基人在波斯湾进行航海活动，在岸边建立殖民地，以图向东发展。

至晚在前1世纪中叶，罗马人掌握了季风航行技术。一位叫希帕罗斯（Hippalus）的希腊海员凭借季风，驾驶坚固的大帆船，横越阿拉伯海直航印度，摆脱了以往只能驾驶一些小船沿着阿拉伯半岛和阿曼湾在近海作多次连续航行的局限。1世纪，罗马人的季风航海贸易已经相当繁盛。据希腊人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在托勒密王朝末，“每年不到20艘船只敢于穿越阿拉伯海（红海）到（曼德）海峡以远海域”，但在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时代，每年至少有120艘船从米乌斯·赫尔穆斯出曼德海峡到达印度。1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保护下的希腊船只可以在40天内从红海口岸径直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希腊、罗马的航海家们利用季风知识，发展与印度的贸易，形成了埃及与印度之间的定期航线，进而通过印度把贸易延伸到印度洋、东南亚和中国。1—2世纪的一部泰米尔作品写道：“雅瓦纳（Yavavas，印度人对希腊人的称呼）的大船带着黄金而来，满载辣椒而去。”^[29]希腊船只大量集中在印度西部海岸、印度河的巴巴里贡、坎贝湾的婆卢羯车和马拉巴海岸的穆泽里斯。

关于罗马通往中国的海路，英国学者赫德逊（G.F.Hudson）说：“奥古斯都在位时期，一年之内就有多达120艘船只从埃及的红海港口缪斯、荷尔穆斯以及贝列尼斯远航到曼德海峡之外各地，有的甚至远达恒河。”自74年被希帕罗斯发现利用季风航行以后，“就有可能从大海上直航印度西海岸三个重要商业中心的任何一个”。“在公元1世纪末，罗马商人走得更远了。西海岸各港口仍旧是绝大部分罗马船舶航行的终点，但少数船只绕过科摩林角，从科罗曼德尔海岸再次利用季风横越孟加拉湾，在大海上航行，首先抵达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之口的各港，然后到达苏门答腊和马六甲海峡。最后绕过马来半岛，古罗马商人就发现了一条直抵中国的全海运的路线——即当时是中国领土的东京（交趾）。”^[30]

《爱脱利亚海周航记》提供了研究罗马帝国与印度及其以远地区交往的重要资料，表明罗马帝国的商人十分重视印度半岛东岸及其以远地区。《爱脱利亚海周航记》是1世纪中叶一位住在埃及的希腊水手所写的，有人说他是一名常年在印度洋上航行的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埃及商人。据英国地理学家本布里爵士（Edward Herbert Bunbury）说：“这是一部商人著述的专为商人们所用的著作。”这本书中记述了西方商船往来于红海、波斯湾和印度东西沿岸的航线。“爱脱利亚海”意为“东方的大海”，指的是今天的红海、阿曼海乃至印度洋部分海域。书中写道：“在那些利穆里（Limurice）或北方人登陆的当地市场和港口中，最重要的是吉蔑（Kamara）、波杜克（Podoulce）、索巴特马（Sopatma）等著名市场，这几个地方之为毗邻……那些驶往金洲（Chryse）或恒河河口的帆船，十分庞大，人称为‘科兰迪亚’（Kolamdia）。”

《爱脱利亚海周航记》着重介绍了当时的4条重要的海上航线：（1）顺着红海的非洲海岸航行到卡尔达富角的南端；（2）从红海海岸出发，绕阿拉伯半岛直至波斯湾深处；（3）沿印度海岸航行；（4）通向中国的航路，但这条航线不是很明确。

“公元1世纪，罗马人已经注意到了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公元2世纪，罗马人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孟加拉湾东海岸地区和整个印度，并从海陆两路到达中国，同中国建立起了直接的贸易关系。”^[31]1世纪以后，罗马和中国之间开辟了绕过安息人而直接贸易的陆上和海上商路，罗马人和中国人有了直接的接触。因而，这以后的罗马文献中对中国的记述就逐渐清晰和明朗了，并且包括了通往中国的交通路线。(www.xing528.com)

据研究者认为，《爱脱利亚海周航记》是欧洲文字中最早记中国为“Thinai”的，也是古代人第一次谈到从陆海两路接近中国的。作者把所记各港口、城市都放在世界范围的商业贸易网中，这也就是在经济贸易的意义上把中国纳入于世界体系。

2世纪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地理学》中，援引另一位2世纪初的希腊地理学家马利努斯的记载，提到一位名叫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腊商人，世代经营赛里斯贸易，他的父亲和他都经常派遣商队前往赛里斯，虽然他本人未到过东方，他的商行却掌握了有关贸易路线的详细资料。托勒密说：“马利努斯没有报道过从金洲到卡蒂加拉之间的里数，但他说亚历山大曾经记载，从金洲国开始，整个陆地都面向南方；沿着此地航行，在20天内即到达扎拜城；然后再从扎拜城向南稍偏左航行‘若干天’，即可到达卡蒂加拉。”又说：“我们从航海家们那里也搜集到了关于印度及其所属各省以及该地内部直至金洲，再由金洲直至卡蒂加拉的其他详细情况。据他们介绍说，为了前往该处，必须向东航行；从该处返航，须向西驶。另外，人们还认识到全航程的时间是经常变化的，无规律的。”^[32]

托勒密还详述了自幼发拉底河口，经美索不达米亚、安息、木鹿、大夏等地进入中国的路线和方位。这是西方古典作家第一次对丝绸之路的记载。托勒密说，赛里斯国紧靠粟特国的东部，从石城到赛里斯国首都“丝城”需要7个月的行程。外国商人们一拥入丝城，便抢购丝绸。从丝国首都出发，又有两条交通要道：一条是经石城而通向大夏，另一条通向印度。托勒密的这些记载，要比前人具体多了。

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在大部分时间控制在波斯和中间城市手中。波斯湾诸港口如哈拉克斯和阿坡洛古斯与印度保持着固定联系，这里的产品一方面向也门输出，另一方面也向印度的婆卢羯车港输出，同时从印度带回铜、黑檀木和造船用的木材。所以罗马帝国不得不在波斯湾地区从波斯人和印度人手中间接购得东方包括中国丝绸在内的各种商品。所以，罗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是经过印度和波斯间接进行的。直到马可·奥勒留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期间，才有了罗马人即所谓“安敦使团”经海路辗转到达中国。

考古发现也提供了不少罗马与东亚海上交通和贸易的佐证。1945年以来，在南印度东海岸康契普腊姆附近的本地治里城以南3千米的阿里卡梅杜，也就是《爱脱利亚海周航记》提到的波杜克，中国文献记载的黄支国、建支、建支补罗。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古罗马时代一个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埠遗址，其中有许多可能直接由罗马商人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和染制木棉的染坑，出土了希腊的安佛拉式罐，罗马的阿雷蒂内式陶器、玻璃器、绿釉陶片、钱币，印度的香料、宝石、珍珠、薄棉轻纱，前2世纪至1世纪有古泰米尔语铭文的陶器等遗物。阿里卡梅杜遗址不在印度西海岸而在东海岸，更便于经孟加拉湾而至东南亚和中国。据考，阿里卡梅杜罗马商埠的繁荣期是在1—2世纪。阿里卡梅杜遗址的发现，以大量的罗马陶器和其他遗物表明了东西方航运的巨大规模。它作为当时勃兴的罗马—印度海运商站之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33]

5世纪末6世纪初，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在印度洋游历、经商，到过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他所写的《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记载当年在锡兰所做的观察，他说：“产丝之国位于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当人们进入印度洋时，它位于左侧……这个国家叫秦尼扎（Tzinitza），其左侧为海洋所环绕，正如同巴巴利的右侧被同一海洋所环绕一样。被称为婆罗门的印度哲学家们说，如果从秦尼扎扯一条绳子，经波斯到罗马领土，那么大地恰好被分成两半。他们也许是对的。秦尼扎国向左方偏斜相当严重，所以丝绸商队从陆地上经过各国辗转到达波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而由海路到达波斯，其距离却大得多。……这可以解释波斯何以总是积储大量丝绸。”^[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