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进海外玻璃制品

玻璃和玻璃制造技术传播到中国，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事项。考古和文献材料证明，玻璃器不仅从陆上丝绸之路传播，南方海路也是输入玻璃器更为持久和畅通的路线。

玻璃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人造材料之一，也是最昂贵的材料之一。玻璃制造工艺复杂，是人类早期科技文明的代表。

西周时期，中国人就开始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琉璃包括洛阳庞家沟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白色琉璃珠、洛阳中州路西周墓出土的淡绿色琉璃珠、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琉璃珠与琉璃管等。经中外专家用现代化光谱鉴定，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的“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分属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中国与西方的玻璃源头是不同的，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已有本土独立的玻璃制造业。中国古代玻璃虽为独立发明，但发展缓慢，并一直保持着固有的特点，既具有绚丽多彩、晶莹璀璨的优点，又由于烧制温度低，多“虚脆不贞”，有轻脆易碎、不耐高温、不适应骤冷骤热的缺点。

西方生产的玻璃，钠、钙两种元素含量高，被称为“钠钙玻璃”。这种玻璃器及制造技术从西方向东方传播，改进了中国的玻璃制造技术，直接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包含了许多中外交流和社会文化的信息。

早在前2500年，埃及人就已开始生产玻璃，之后的腓尼基人、罗马人、叙利亚人等均掌握了精湛的玻璃制造技艺，其产品色泽鲜艳、透明度高、耐冷热，形制也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玻璃制品。具体表现为：制作技术先进，产品多采用无模而自由吹制成型；工艺花样繁多，其制品常用贴丝、贴花、釉彩、刻花、磨花、模印和描金等诸多手法；原料成分虽属钠钙玻璃，但亦含较多的钾元素。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是世界玻璃制造中心，这里生产的玻璃制品，有半透明红、白色，似萤石、蓝宝石或风信子石；有黑色，似黑曜石的黑玻璃杯、碗，等等。全透明玻璃有蓝、绿、黄、紫、棕红等多种色彩，其中以似石英般纯白的玻璃器最为尊贵，被称为“玉晶盘”，是当时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玻璃工匠的杰作。这一独特的玻璃制作方法，不仅在中东地区持续发展，绵延不断，而且影响、促进了周边许多地区玻璃制造工艺的改进。例如在玻璃瓶上贴以凸起的装饰，是采用热加工工艺，将熔玻璃料贴压在瓶体上的一种方法。这种装饰在中东地区早已盛行，并成为其主要的工艺特征。后波斯工匠汲取了这一工艺技术，并加以改进，使其成为波斯玻璃制作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称玻璃为“琉琳”“流离”“琉璃”“玻琮”“颇离”“波黎”“陆璃”等，从南北朝开始，还有“颇黎”之称。这些称谓均源自梵文“vaidurya”、印度俗语“veluiya”的音译，意即玻璃。这表明早期来自中东地区的玻璃制品，并非由其生产地商人直接输入，而是通过印度商人的中介。早期一些文献常常以琉璃代称玻璃，以致日文至今还称玻璃为“琉璃”。根据《广雅》和《韵集》的记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琉璃”是用火烧的玻璃质珠子以及其他一些透明物质的统称。

战国时期就有从西域传入中国的玻璃制品。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制品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前5世纪前期），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柄上镶嵌的玻璃块，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柄上所嵌的玻璃块，云南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山西长治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等等。

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其直径一般为1—2厘米。这种镶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随县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其中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颗。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有学者认为，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是从西方输入的。蜻蜓眼玻璃珠是埃及的一大发明，最早的标本为埃及前1400—前1350年的玻璃珠项链。“眼睛文化”发源于西亚或印度，草原文明相信眼睛有辟邪功能。前10世纪地中海出现了在玻璃母体上嵌同心圆，具有“眼睛” 样式的镶嵌玻璃。在地中海东岸和伊朗西部发现了许多蜻蜓眼玻璃珠，年代在前5—前3世纪。林梅村指出：根据中国出土蜻蜓眼玻璃珠的地点，“完全可以复原一条从古波斯统治中心波斯波利斯到长江流域楚国的交通路线”^[73]。

认为镶嵌玻璃珠来自西方的学者们提出的依据有：（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前10世纪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要晚几百年。（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镶嵌玻璃珠，经过了1000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这样一个发展序列。（3）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分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74]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他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75]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76]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他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77]

秦汉以降，西域玻璃制品不断传入中国，史料上多有记载。《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罽宾国出产“珠玑、珊瑚、虎魄、璧琉璃”。《魏略》记载：“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魏书》记载：“波斯出金瑜石、珊瑚、琥珀、车渠、玛瑙、多大真珠、颇黎、琉璃。”这些史料说明玻璃是来自波斯和大秦的商品。

《汉书·地理志》记载：“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这里提供了一个信息，中国商队到印度半岛的黄支等国换来了璧流离。据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考证，汉武帝时从黄支等国换来的璧流离，乃是印度人从大秦贩运过来转卖给中国商队的。段成式《西京杂记》记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脑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 清李调元《南越笔记》说：“玻璃，来自海舶，西洋人以为眼镜……昔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者，此也。”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僧人和使臣屡有进贡玻璃的记载。《梁书·诸夷传》记载，天监十八年（519），扶南国遣使“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中大通二年（530），丹丹国王遣使“献舍利、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www.xing528.com)

考古可见汉代墓葬出土的罗马玻璃器有碗、杯、盘、瓶等，在广西、广东、洛阳、江苏、内蒙古、新疆等地有出土。英国学者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很常见。据资料记载，洛阳一座汉墓出土的一只古代玻璃器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Athena）的头像，经光谱分析确是前2至4世纪的埃及制品。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ff）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说：

早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生产的玻璃器就被输往印度，

并从印度输入中国。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就搜集到一只精美的亚历山大里亚生产的玻璃瓶。这个玻璃瓶是在中国（河南省的一座古墓）发现的，无疑属于希腊化时代。这个玻璃瓶刻有若干圆形装饰图案（其中一个图案是阿西娜头像）采用模制法制成，而非吹制法。此种玻璃制作技法表明它的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2世纪。^[78]

法国学者布尔努瓦也指出：

罗马出口最多和最远的物资是琉璃制品，尤其是彩色琉璃，由叙利亚及意大利波佐利车间生产的有各种琉璃器皿、雕刻琉璃和做项链用的琉璃珠子。从英吉利海岸一直到安南海岸，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类链珠，甚至在西域和乌克兰也有所发现。^[79]

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3只玻璃碗。这3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这3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3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67年。墓中发现了3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我国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由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分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西方具实用功能的钠钙玻璃容器也有传入中国。钠钙玻璃器克服了国产铅钡玻璃器质脆惧热等不足，光色映澈兼具实用，被视为至宝，受国人所好。在中国古代，玻璃器是一种贵重的物品，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产自西域且冰清玉洁的玻璃制品，被古代中国人看做是来自遥远西方难得的珍器。自汉代起，这些玻璃制品，作为中东、波斯及中亚地区重要的“方物”，以“贡品”形式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成为皇室后宫、达官贵人追逐的珍品，从而也对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统治阶层的墓葬里，精美的玻璃器屡有出土，它们大抵来自西方，罗马玻璃器、萨珊玻璃器均有发现。其后数代，西方实用玻璃器也始终是作为奢侈品进口。根据文献及实物发现，可以看到输入的西域玻璃器物款式多样，造型各异，它们中有瓶、盘、杯、茶盏、碗、珠、盅、球、镜子，以及各种玻璃饰品、工艺品等。可以说，几乎所有代表古代西域玻璃制造工艺水平的器物，在国内考古中都有出土。

西域传来的玻璃受到人们的喜爱。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东汉班固《汉武旧事》记载：“其上扉屏风，悉以白琉璃作之，光治洞澈。”这里所提到的绿琉璃和白琉璃，是指绿色和白色的玻璃。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称：“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这里提到的琉璃屏，应是由无色透明玻璃制成的，以至于实有而似无，令人仍觉室外的寒风好像可以直接刮进屋内，而生寒意。

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要比中国本土的技术先进。宋程大昌《演繁露》记载：“中国所铸玻璃……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凡其来自海舶者，制差朴钝，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宋赵汝适《诸蕃志》中也有记载：“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添入南硼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

唐代仍有大量西方的玻璃制品输入到中国。已发现的进口玻璃器有陕西临潼庆山寺舍利塔下精室出土的1件玻璃瓶，颈部缠贴一道阳弦纹，腹部两条折纹互错，形成菱纹，可能是西亚的产品。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1件玻璃杯（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口沿下有一阳弦纹，腹部有8组纵三环纹）和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0多件玻璃器，多数具有鲜明的中亚细亚色彩，可能为中亚和西亚的制品。

玻璃器从西方传到中国，并进一步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发现大量玻璃器，这些玻璃器有中国的，更多来自西方，且大部分是经中国传入的。这些玻璃器也发现在高级墓葬、寺院塔基中，情况与中国类似，许多器物可以在中国，甚至伊朗高原找到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