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边疆政策及民族关系-《中国边疆经略史》最新研究成果

商朝对主要由异族居住的王畿以外的地区，仍然实行爵服制度。《尚书·酒诰》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殷墟卜辞有侯爵，如周侯、鬼侯、犬侯、攸侯等；有男爵，如雀男；有伯爵，如 伯、羊伯、卢伯、儿伯等。又，《逸周书·王会》云：“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孔晁《注》：“此服名因于殷，非周制也。”观《酒诰》、《王会》，与《禹贡》所载夏五服制不同的是商内服（亦即比服）即夏甸服，商外服为五等（侯、甸、男、卫、邦伯），夏外服为四等（侯、绥、要、荒）。《酒诰》之邦伯，应即《王会》所载“要服”、“荒服”地区的民族方国酋长。据此，尽管夏商爵服名称及诸服间的里距有若干差别，但同样有定位之尊卑的“爵”和贡赋多少的“服”，并且同样有集中表现中央王朝边疆政策的要服、荒服。孔子关于“殷因于夏礼”之说应当是有根据的。虽然由于资料缺乏，我们还不知道商代要服、荒服的具体内容，但它是商朝对边疆民族方国在他们承认商朝宗主权的前提下，对他们实行的一项羁縻政策，当无疑问。

为了控制和笼络边疆民族方国，商朝特别注意用高官厚禄收买方国的酋长，甚至同他们通婚，以加强彼此的关系。鬼方是武丁时期商朝西北的劲敌，后来一部分鬼方氏族部落归服商朝后，商王即封其酋长为侯。《史记·殷本纪》载纣时有“九侯”。《集解》引徐广云：“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正义》引《括地志》云：“相州滏阳城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是商朝后期确有鬼方酋长被封为“侯”之事。《史记·殷本纪》又载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帝王世纪》亦载“纣以鬼侯为三公。鬼侯有女美，而进之于纣”。是鬼侯曾被晋升为比“侯”还要尊崇的“公”爵。纣同鬼侯联姻，固然不无鬼侯要宠之意，但纣以联姻来笼络鬼方酋长的企图恐怕是主要的。

同周方国的关系，使我们能从中窥见商朝对边疆方国实行的羁縻政策的主要之点。周人姬姓，与子姓的商王为不同民族，卜辞称周为“周方”[1]。说明周在归服商朝以前，在商王看来“周方”同土方、 方、鬼方一样，都是同商朝敌对的边疆方国。卜辞又称“周方”酋长为“周侯”[2]，这应当是周人归服商朝后封赐的爵位。很难设想周人未归服前商人能尊称其为“周侯”。上引《史记·殷本纪》“西伯昌”为“三公”之一，可见周至迟在昌（即后来的文王）时已有伯、公之封号。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周本纪》载周四世祖公刘以后即有“公”称号，季历以后又有“王”称号，应都是周后人追封的。武丁卜辞有“妇周”[3]，甲骨学者一般认为是周嫁女于商即周商有婚姻关系的证明[4]。殷墟卜辞有“周氏女嫀”[5]。于省吾《殷契骈枝·释氏》云“氏”即“致”，并说“凡物由彼而使之致此谓之致，故《说文》云致，送诣也”，杨升南疑嫀为居于早期周人活动范围内的“秦族人之女子”[6]。若然，此女子当为周人由所统秦族选出送与商王者，显有和亲之意思，如汉朝选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匈奴然。又据《史记·殷本纪》，纣王囚西伯昌于羑里，周人以“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释西伯”。这件事使人想起汉高祖为解平城之围及免除匈奴入塞掠夺，“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7]，二者确有类似之处。在阶级社会里，不同国家或民族帝王间的婚媾关系，主要出于政治动机，而且主动权往往在强者手里。弱者常自愿或被迫嫁女于强者，以讨好强者、求得和平或达到某种其他目的。强者接受弱者的“好意”，也主要是出于控制和羁縻弱者的需要。

允许边远民族方国实行自治（要服、荒服），用封爵赏赐及联姻等办法笼络方国酋长等上层人士，是商朝对边疆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在商代这种政策对稳定商朝边疆形势和扩展商朝疆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这仅仅是商朝边疆政策的一个方面。

商代是奴隶社会，而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俘虏。因此以商王为首的整个商朝奴隶主阶级都热衷于对异族方国发动战争。他们奴视方国，例如上面提到的鬼侯，纣王就借口其女“不喜淫”，不仅杀其女而且还将鬼侯本人也剁成肉酱，在纣王眼里，鬼侯虽贵为三公，但同奴隶并无两样。商朝还经常强迫方国贡纳人口、牲畜和其他财物。这就必然引起方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甚至反抗。因此，商朝常常同边疆方国发生战争。为掠夺奴隶和财富而发动战争，是商朝边疆政策的另一个方面。

在商代前期，商朝奴隶主发动了对蓝夷、侁、邳的战争。蓝夷为东夷之一部，其居地失考。《汉书·地理志》云东海郡有蓝陵县（今山东临沂西南），唐于其地置兰山县，蓝、兰一音之转，或为其地。侁亦作姺，即有莘氏。前已言之汤兴起时同有莘氏联姻，曾得到有莘氏及其养子伊尹的鼎助。但汤死后，先后继立的汤子外丙、仲壬兄弟在位仅分别三、四年。这期间，伊尹独掌朝政。仲壬死，王位应由太甲（汤长孙）继承。古本《竹书纪年》载“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是伊尹与太甲之间曾为夺取商朝最高权力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这很像后世我国历史上常见的帝党和后党之争。伊尹失败被杀，此事当然要牵连到有莘氏，有莘氏及其盟党邳（居今江苏邳县）遂被排斥于商朝最高权力中心之外，成为商朝的反对力量。“商有姺、邳”[8]，盖由于此。

首先反抗商朝的是蓝夷。太甲传六世至仲丁，时商朝子姓贵族内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已经展开，《史记·殷本纪》载“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主，比九世礼，于是诸侯莫朝”。蓝夷乘机叛商，仲丁由亳（今商丘）迁嚣（今荥阳）以避其锋，并两征蓝夷，但都失败了。仲丁死，弟外壬继立，“邳人、姺人叛”[9]，蓝夷的反商斗争进一步扩大。河亶甲迁都于相（今安阳东南）；相在黄河北，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遣大将彭伯攻邳，克之。商军乘胜征蓝夷、姺人。姺人战败逃入班方（班方居地失考），彭伯又征班方，姺人出降。古本《竹书纪年》云河亶甲“征兰夷再征班方”，盖即指此。一场由蓝夷发动，由邳、姺、班方参加的大规模的反商斗争，经商朝仲丁、外壬、河亶甲三世数十年（据今本《竹书纪年》约28年）征讨，方被镇压下去。直到春秋时人们还把这次斗争与夏代同观、扈，西周同徐、奄的战争相提并论，可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蓝夷的平定，使商朝解除了来自东方夷人的威胁。从此商朝又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河亶甲死，“帝祖乙立，殷复兴”[10]。祖乙迁庇（今山东费县）大约是为了就近监视和镇压夷人的反抗。

商代后期，特别是武丁以后，商朝进入它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商朝为满足奴隶主对奴隶的大量需求，对周边方国频繁发动掠夺奴隶和财富的战争。

武丁、武乙伐鬼方。商代的鬼方又名翟（狄），如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伐鬼方俘翟王，说明鬼方亦有翟名。翟又作狄，《通鉴外纪二》引上《竹书纪年》文“翟王”作“狄王”，是其证。武丁时的鬼方居陕北河套地区。高宗伐鬼方，载于《易·既济》，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强大的商王朝竟然用了三年时间才打败鬼方，说明鬼方对商朝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抵抗。据蒙文通研究，此时适值周方国高圉、亚圉在位[11]；周人饱受狄人（鬼方）的侵略。这次战争对商朝奴隶主来说当然是为了掠夺，但也有利于商朝属国周方国的存在。高圉大约为抗拒鬼方和周人的生存作出了贡献，所以周族后裔把他们与夏代抗拒夷人的杼及商人先王上甲微等为挽救民族于水火的英雄相并列，并用最隆重的祭礼——报祭来纪念他们。武丁时期的卜辞有“鬼方易亡囚”[12]，据于省吾研究，“鬼方易”为鬼方远飏之意[13]，大概被商军击溃逃跑了。武乙伐鬼方，即上面提到的周季历伐西落鬼戎。西落据蒙文通研究即《山海经·西山经》之西洛水，今宁夏清水河。《易·既济》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震用，据丁山研究，可能即季历[14]，也可能是季历手下的大将。总之似都发生在武乙时期，而且很可能是一回事。季历也用了三年时间才将鬼方打败。“有赏于大国”，说明季历征讨鬼方的胜利曾得到商王武乙的嘉奖。不久季历被任命为殷牧师。上述商纣时的鬼侯及其部民，可能即武丁、武乙时由于战败而被迫归降于商朝的鬼方人民。鬼侯封地在今河北省磁县，其所率部民西周初年在今山西东南。周成王封弟唐叔虞“怀姓九宗”，怀姓即鬼姓，即纣时鬼侯部民。据卜辞，鬼侯酋长“自武丁时起就参与王朝的祭祀、征伐、掳掠羌人等活动”[15]。他们与两汉匈奴附汉后的情景很相似。总之，商朝征讨鬼方的结果是，大部分鬼方人民迁到距商较远的地方去了，还有一部分归降了商朝，成为商朝直接统治下的臣民。

除鬼方外，武丁还征讨过 方、土方、羌方等。 方是卜辞所载的侵扰活动最多的方国，故丁山认为“武丁时期的外祸，吉方（即方）[16]远比鬼方为严重”。方的分布地诸家颇有异说，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所著录的一片卜辞说：商属国首领沚震派人自商西方来报告说，土方侵扰了沚的东鄙，方侵扰了沚的西鄙。据此沚应在商西方并夹处于土方、方之间。由于泾渭流域为周方国的地盘，沚应在今太原至大同一带。位于其西的方应在今陕北或河套地区。武丁讨伐方主要是为了掠夺奴隶。据卜辞，除商王派大臣往征外，有时商王亦率军亲征。出征的军队有时多达5000人。在商朝大规模的征讨下，方可能像一部分鬼方人民那样向商朝屈服了。武丁时期的卜辞有“吉方亡。其”[17]。“峀其冓吉方”[18]，丁山疑为方同武丁婚媾之记载[19]。如果这种推测被将来出土的卜辞所证实，那么方亦同鬼方一样，在被强大的商朝战败后，其首领被迫归附商朝。

据上引卜辞，土方位于沚国之东。又据《殷墟书契菁华》，商都之北有商之属国 ，土方侵 ，羑遣人自北入商都报告土方动静。据此，土方大约分布于今太原以东。商朝征讨土方，出军最多的亦达5000人，规模不减于征讨鬼方和 方。经过武丁的征讨，武丁以后卜辞中很少见到土方的活动，大概亦迁走或归服了商朝。

此外，武丁还对商朝西方的羌方和缶、、蜀、基方及江淮流域的虎方等进行了讨伐。武丁以后，廪辛、康丁、武乙时期，除继续讨伐羌方外，又对揸方、系方、 方等进行了讨伐。这时西方的周方国在征讨周围戎狄中强大起来。周国联合西方诸方国部落，逐渐吞食商的疆土和属国，成为商朝最危险的敌国。但商王帝乙并未充分意识到危险，他又发动了对东方夷族的战争。至帝纣，战争仍未停息。从《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所载材料看，纣在征讨东夷战争中俘虏了“亿兆夷人”，显然打了胜仗。正当商军滞留于夷地、商都空虚之时，周武王乘机进攻商都沫（在今河南淇县境）。纣仓促将夷人奴隶武装起来替他卖命，结果“前徒倒戈”，商朝终于灭亡。春秋时人总结纣的灭亡时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20]

奴隶制统治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是商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1] 刘鹗：《铁云藏龟》，36·1。

[2]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436。

[3] 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8894。

[4]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页。(www.xing528.com)

[5] 《殷墟文字乙编》，7312。

[6] 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周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7]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8] 《左传·昭公三年》。

[9] 今本《竹书纪年》。

[10] 《史记》，卷三，《殷本纪》。

[11]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51页。

[12] 《殷墟文字甲编》，3343，《乙编》，6684。

[13]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下卷，《释“鬼方易”》，中华书局，1979年版。

[14]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页。

[15] 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16] ，丁山隶定为“吉”，参见《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9页。

[17] 金祖同：《殷契遗珠》，345。

[18] 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卷三，7.2。

[19]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2页。

[20] 《左传·昭公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