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沙市商业的恢复与发展：《荆州文化简史》

明清之际，沙市无比萧条，可谓是商旅不行，货物不通。清初诗人王士祯感叹道：“落帆十里寻沙市，何处琵琶饭甑多。”[50]沧海桑田，盛衰变迁，令人扼腕。

清初的统一，给社会经济的恢复创造了契机，具备突出的地理、资源优势的沙市逐渐从低沉走向复苏，商业开始重新发展起来。尤其在康乾时期，“沙津为三楚名镇，通南北诸省，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艘，向晚蓬灯远映，照耀常若白昼。”[51]单就商旅舟船而言，相比沙市极盛时期的繁盛，有过之而无不及。沙市经济的恢复离不开政治的直接影响，首先清政府在建置上，将众多重要机构移治所于沙市，先设巡检署，后设“讯”，兼理沙市郊区。雍正六年（1728年），湖广总督迈柱奏准将荆州通判移驻沙市。第二年，粮道通判亦移于此，充分反映了沙市地理位置的优势突出。1851年，清军同知厅迁入。后因川盐下运而设川盐局、厘金局等等。沙市政治地位的提高，正是沙市商业贸易重要地位的反映。

清代沙市商业的繁荣进入了更高的阶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商业带来最明显之变化即是人口数量与城市区域的进一步增长与扩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沙市司有14570户，72389人，加上船户商贾在10万左右。城市建成区面积1.9平方公里。[52]商业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加快人口的自然增长、集聚，提高市镇整体消费能力。而街区、商铺的不断外延，贸易产品种类的繁盛，商业之间的互利合作，进一步促进商业发展。

其二，“荆州府属之沙市镇，向称繁盛……众商毕集”。[53]全国十余个省市商人集聚沙市经商。康乾之后，商业会馆组织形式出现，他们以地域而别，其中十三帮成为沙市商业贸易的主力，他们广开店铺，所经营之商品也因商帮而异。汉阳帮，最大的商帮集团，主要经营匹头业。著名的徐永兴布店，咸丰初只是个零剪铺，此后不断做大，到同治时改为布店；武昌帮主要经营丝线、清水包头、锦缎被面；黄州帮最初经营锡器，后改业经营棉花，号称“白老虎”；四川帮以土特产和川盐吃香，又从沙市收购土布入川；湖南帮经营粮食和木材；河南帮经襄阳，南下谋生大多经营药材、土货产品，还有经营餐饮服务，有名的如“麟兴伯酒店”；还有来自苏、皖商帮，主要做药材、纸张生意；浙商经营金银首饰以及开办酒馆；晋商财力雄厚，则大开票号、当铺。[54](www.xing528.com)

可以看出，商业帮会大量在沙市的出现，增强了沙市商业的自主性、团体性。加之经营产品各异，资财转存机构的建立，从而丰富沙市市场，加快市场资金、商品的流动，进一步发展沙市商品经济。

其二，本地商人的成长与荆沙小手工业产品的发展。荆沙地区有戏称，穷酸秀才比鲫鱼还多，但是到了清朝中期，不少稍有头脑的读书人弃仕从商，开始做起买卖。如嘉道时，王正纪“常托业木棉，积金累万。”道光年间，马超万亦业木棉致富。郑太初“素以朴诚见信于人”，遂成巨富。这也说明经商成为摆脱贫困之一途径，同时也是社会之一潮流。[55]

除了生活城市中，投身经营买卖的销售商外，还有大量小手工业者积极参与商品的生产。沙市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荆沙附近乡村小商业生产，产品则主要为土布。荆沙地区不宜从事农桑之业，所以乡民在农隙之间，十之八九进行纺织。生产之织布，多流通于市场，且质地精良。有的农家甚至以棉织为主，形成一定规模。康乾时，“川民不谙纺织，地间产棉，种植失宜，或商贩贱售至江楚成布，运川重售。”[56]荆沙地区成为棉纺织加工地，说明民间纺织技术高超，且生产效率提高。民间土布贸易多在乡村小集市，利用市内密布河运网，如便河、章渊水等，沟通了东市、唐楼子、窑湾寺等众多集市。形成了以沙市商品贸易为中心的荆沙市场网络。

其三，清代，服务业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增多，书院广建。清代有籍可考的举人、进士近30人。物质上的富足，使得人们更加注重精神上的满足，娱乐业得以繁荣，其中游船如织，车水马龙，夜市通宵达旦，场面十分壮观。戏曲业也趋向繁荣，商人们祭祀神、做财神会等喜庆及重大事件都要请戏班搭台演戏；不少外地艺人来此寻求生计，街头巷尾吹拉弹唱，所谓：“市寰最胜数沙头，蜀舞巴歈杂楚讴。”[57]顿时出现戏曲百花齐放之盛况。其中荆河戏、汉剧、京戏风靡沙市，沙市还有“戏迷城”之称。清中后期，沙市商业趋于鼎盛。沙市成为朝廷重要税源，落地捐每年就达12万贯，仅次于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