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功能

如果说，疆域广大，回旋余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是大陆文化内部地理环境的显著特色，那么，当我们把视线投向其外缘环境，就会发现另一个不能忽视的特征——与其他文明中心距离遥远，且有重重关山阻隔。这种地理形势使中国传统文化自主独立地形成并发挥着双重功能。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与中亚、西亚文化进行过卓有成效的交流，并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吸收了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的精华，明清之际又与欧洲近代早期文化有所沟通，但截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经受过外来文化的根本性的挑战，从而一直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如学术上，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　 学——清朝朴学；文学上，先秦诸子散文、诗经与楚辞——汉赋与散文——魏晋诗文——唐朝诗歌——宋朝辞赋——元朝戏曲——明清小说。其中虽然不乏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情致和韵味却一脉相承，从未改变。

这种在数千年间文化传承中延绵不断，各主要文化门类代有高峰、此伏彼起的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罕见的。中国文化没有出现其他一些文化那样的“断层”。学术界把七个古代文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米诺斯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哈拉巴文明、中国文明）称做现代文化的“母文明”，而这七个“母文明”唯有中国文明历经四五千年，持续到现在，未见中断。我国文化的这种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当然是由综合原因造成的，但东亚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隔绝机制，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

（二）“世界中心”的痼疾滋长

中国和外部世界相对隔绝，其文化水平又长期高于周边地区，这使得古代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养成了一种“世界中心”意识，这种“世界中心”意识大约包含两层意义。

其一，自认占据世界地理上的中心地位。由于古代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外薄四海”，处在四夷之“中”，故自称“中国”，与“四方”对称。三千多年前的殷人便以自己的居处为“中”，将商的左、右、前、后分为东、西、南、北。此后，先秦典籍进一步完善了这种“中国”观念，如《诗·大雅·民老》中这样表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华先人自古还以王城居于“六合”（东西南北上下）中心，认为王城中轴线即为天下中轴线。

此外，古代中国人还自认中国占据世界主体。明末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的边缘接壤的。”利玛窦的这一概括，大体符合古代中国人疆域地理观念的实际。(www.xing528.com)

战国以来，古代中国人的“九州”观、“天下”观、“四海”观在渐次扩大，直至19世纪中叶，仍然一直把自己的国度看作世界的主体和天朝之国，而外域不过是罗列着的若干“蕞尔小国”“蛮夷之邦”。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认为本民族生活在世界的地理中心，并非古代中国人独具的观念，几乎所有古代民族都有过类似的看法。法显在《佛国记》中提到，印度人自认为本国为“中国”（即世界中心之国），而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看作“边地”。此外，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都曾将自己的国度看作世界中心。不过，由于中国人保持封闭状态历时特别久远，因而这种自认处于“世界中心”的观念也保持得时间特别长。

其二，古代中国人自认处于“世界中心”，并非单指地理位置上的中心，还尤其指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汉朝扬雄在界定“中国”这一概念时，便兼顾文化和地域两层含意：“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法言·问道》）这里就把“中国”视为文明的渊薮、世界的中心。此类意识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几乎是毋庸置疑的，明朝的永乐皇帝热心于航海，其出发点也不外乎“居中夏而治四方”的观念，自认“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古代中原人一向以“声明文物之邦”“礼仪之邦”自居，在他们看来，一切不知“礼”，也即没有文化的外域人都算不上真正的“人”，理应如众星拱月、百川归海般地聚向中华大地。“万国来朝”正是自认居于世界文化中心的古代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中庸》），表明古代中国人乐于以文化布道者身份，将教化充溢于中国，进而扩及野蛮、无文化的四面八方。

在一定意义上，古代中国人自居“世界中心”的观念，主要还不是表现在地理意识上，而是表现在文化意识上。自认文化领先，并雄踞世界文化的中心位置，是中国人的一个古老信念。直至近现代，只要出现某种内在条件，中国人仍常常会不自觉地产生自居“世界文化中心”的幻觉。

如果说，15、16世纪以前，中华文化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那时的中国人高视阔步，以“文明人“自居，还颇有几分真实根据，那么，16、17世纪以后，当南欧、西欧先后迈入近代社会门槛，中华文化落伍于西方的态势逐渐形成，那种自以为处在“世界文化中心”的意识便变得颇为可笑。然而，由于中国人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隔绝于东方一隅，茫然不知世界大势，久久未能从可悲的“中央帝国”“文明中心”的迷梦中醒悟过来，甚至还在这种自欺欺人的迷梦中愈陷愈深。如果说，17、18世纪之交的康熙帝尚有学习西方文明的雅量和雅兴，那么，到他的孙子乾隆在这一方面却大大退步。18世纪末，接受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已非中国可比，海外殖民活动遍及非洲、南美洲、中东和南亚，并对东亚虎视眈眈。而那位陶醉于“十全武功”之中的乾隆帝对这一切毫不知晓，在接见抱着“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目的而来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时，还以为人家是前来朝贡的“贡使”，要求使团行三跪九叩之礼，遭到拒绝。而且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中仍保持着一种天朝俯视夷狄的姿态，声称“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界掺杂”，坚拒英国在北京派驻使节的要求，并对英国的通商希望浇上一盆冷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十二）此后，乾隆的儿子嘉庆的上谕也有类似的话语：“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清代外交史料》）[3]

这种妄自尊大的情绪是在长期的“隔绝机制”里培植出来的，因而不易被破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一系列沉重打击，一些先觉者开始从迷梦中惊醒过来，但也有一部分中国人变得神经衰弱，朝文化封闭的绝路退缩。鲁迅先生曾剖析过后一种情况：“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敝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鲁迅《看镜有感》）在中华民族较为贫困落后的近现代，这种对外来文化“推拒惶恐”的情状，正是昔日以“文明人”的优越感傲视异域的心理转向另一极端的变态，它们同样都是隔绝状态的消极产物。

当然，中国古代亦不乏突破隔绝状态的有志之士。向西北做陆上突破的代表人物是张骞、玄奘，向东南做海上突破的代表人物是郑和。但是，在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专制政体的桎梏下，这类突破是相当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