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是中国史学的确立时期。

（一）两汉规模宏富的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出现，为史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武帝时，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继承父志，搜集资料，发愤著书，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著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记》。首先，司马迁著《史记》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或编辑，而是有明确的史学思想作指导，即“述往事，思来者”，[8]“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9]。其次，它开创了新的史书体例，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各种体裁间互相配合、相互补充，以人物为中心，组织严密，内容宏富。其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记载了长达三千年左右的历史，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医药卜筮、各王朝盛衰、人物活动、天文地理、少数民数历史等，无不囊括，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贯通古今的宏伟历史画卷。最后，作者根据自己的见识对史料进行了组织和加工，寄寓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和思想。《史记》全书共52万多字，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部通史，是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

东汉时，班固继承司马迁开创的体例，断西汉一代而为史，著为《汉书》，成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开创了断代为史的体例。《汉书》以史料丰赡见长，以儒学为正统，鼓吹汉承尧运，宣扬君权神授，赞美封建伦常，因而被视为史学“正宗”的代表。此后，班固又与刘珍等奉诏辑成《东观汉记》，开后世官修国史的先河。东汉末，荀悦又编成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汉纪》，使儒家正统史学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动乱频繁，但史学仍在继续发展(www.xing528.com)

此时史学的发展，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困惑的乱世以史书作为治乱的药石；二是文人仕途失意；三是纸已应用，字体简易，思想活跃，官方重视。与《史记》《汉书》并称为“前四史”的《后汉书》《三国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陈寿作《三国志》，专记魏、蜀、吴三国的史事；范晔为《后汉书》，纪东汉一代之史；此外，沈约撰《宋书》，萧子显撰《南齐书》，魏收撰《魏书》，此数史皆为纪传体。而编年体则有袁宏的《后汉纪》、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人物传记则有西晋皇甫谧的《高士传》、梁慧皎的《高僧传》、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史注则有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等。这一时期，史著数量大为增加，史学门途众多。据有的学者统计，《汉书·艺文志》中“春秋”项目下所收史部著作是11种，350余篇（卷）；到梁阮孝绪《七录》“记传录”所收，400余年间，增至1200种，14880卷，也就是说种类增加了一千倍，卷数增加四十多倍。[10]从记事时限上看，这一时代有通史，有断代史。从体裁上看，纪传体与编年体并重，相辅而行，纪传体的地位得到巩固，编年体蓬勃发展。除纪传体、编年体之外，又有民族史、地方史、家史、谱牒、别传、史论、史注等，呈现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意味着，史学从此成为独立的学科。在西汉末刘向父子的《七略》中，《春秋》是“六艺”中的一家，被视为经类著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等史学著作，都列入“《春秋》家”，史书没有独立地位。这种情况到魏晋时发生了变化，曹魏时郑默整理皇室藏书，编为《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据《中经》编成《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甲乙丙丁，其中丙部的书就是史书，史书这才成为一个门类。到东晋时，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对荀勖的次序有所更动，定乙部为史书，从此，史书在书籍经史子集的四部分中属于第二大类即乙部，此分类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过去史学又被称为“乙部之学”。

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并改革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这一时期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东汉时，国家征调担任各种官职的名儒硕学，入值“东观”即国家图书馆，从事撰述国史的工作。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始置专职的著作郎一人，设佐著作郎（刘宋以后改名叫著作佐郎）协助著作郎。孙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之职。此后历朝都有专职史官，只是名称有所变化而已。“史学”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南朝刘宋时国家设置四种专科学校，史学为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