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复杂矛盾、多变命运与双重人格

宋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这些矛盾通过士人心态这一敏感的文化心理中介过渡而影响到文艺创作，最终也在文学思想中顽强地留下了痕迹。简言之，矛盾的时代导致了此期士人的双重人格，而双重的人格又塑造了宋人二元化审美思维习惯，使其具有极大的包容兼顾性，对矛盾互补的理论范畴十分敏感，在对立并存中屡出新意，如“以俗为雅”“点铁成金”“以故为新”“情理并存”“道技互补”“有法无法”等，表现在文学思想上有一种互补、转化、并存的兼容性特征。这样，矛盾的时代─双重的人格─二元化文学思想格局，就形成探究此期文学思想的一条思维链条。所以，了解宋代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它所导致的宋人心态和思维方式，是理解宋代文学思想的又一入手处。

总体上看，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即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悲剧的序幕，“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君弱臣强，动乱不止。而安史之乱只是一支序曲，真正上演国势积弱、国土日蹙、“垂泪对宫娥”的第一幕正剧是在宋代。但这又是一个文化学术极其发达的时代，在哲学、文学、学术、艺术领域都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产生了苏轼、朱熹这样足以雄视百代的文化大师。大危大安，大荣大辱，国势之弱与文化之强，是直觉上宋代呈现给后人的第一个矛盾。此外，困扰宋朝的矛盾还有许多，称得上是情况多变、错综复杂。概而言之，宋人面临着三大关乎生存的矛盾：一为民族生存矛盾，二为社会生存矛盾，三为士人个体生存矛盾。这些矛盾的交互作用，最终促成了宋人二元审美心态结构的形成。

先看民族生存矛盾。宋初，有鉴于“方镇之重，君强臣弱”的历史教训，统治者的心思全向防范内乱上用力，采取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等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制措施，彻底铲除了为患百余年的藩镇割据势力。宋人解决了藩镇割据，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在酝酿、激化。首先是民族矛盾加剧。终宋之世，北方异族南侵的阴影始终笼罩朝野，南北两宋都亡于异族的铁骑之下。宋朝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它再无力向外拓展，不但难以从西北劲敌辽国、西夏、吐蕃手中收复失地，而且北伐屡战屡败，连年割地赔款，以妥协退让求得偏安的暂时安宁。宋王朝始建，南北均受敌，太祖和赵普等审时度势，共同商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对南方割据政权采取攻势，对北方异族政权则暂时采取守势。太宗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后，曾两次北伐，均为辽军所败，这显示宋对外已无力拓边，只能采取守势，维持一种偏安局面。守成，是宋朝一脉相承的帝王心态。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邵晔上邕州至交址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图，帝曰：‘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苦劳兵力。’”^[72]慎守祖宗土地，不思开疆拓土，是宋朝国力限制下的一种普遍心理。宋代实行以文制武的国策，对有才干的武将防范过严。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便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73]于是往往以不懂军事的文臣管理边务，所谓“内宥密而外方镇，多以儒臣任之。武臣剟去角牙”^[74]。这些肤柔骨脆的文官面对强悍的北方异族的铁骑一触即溃，毫无抵抗能力，导致军政形势愈来愈严峻，正如朱熹所言：“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75]不使武将临边，主要是对唐末以来的藩镇之祸心有余悸，担心难以驾驭。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文臣武用，疏于武备，确实革除了藩镇之弊，但也造成了国势长期积弱，最终导致亡国。宋祚虽绵延300余年，却始终笼罩着异族南下饮马的阴影。靖康之难，金人掳徽钦二帝及后妃皇子三千余人北去，舆服、法器、铜人、浑天仪、图书、府州地图被搜罗一空。北宋人文，于斯扫地！南宋末年，元兵入侵，宋室南奔，后宫殿臣载于一船，史有“楼船载国”之称。公元1279年，8岁的宋代末代皇帝赵昺被赶至广东崖山一孤岛，元兵勒马岩上，四面胡笳悲鸣，赵昺投海自尽。宋于是亡。可见，终宋之世，始终没能摆脱“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被动局面。陆游有诗题为《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很能代表宋人心态：收复汉唐故地。但这些都只在宋代文人一厢情愿的梦中。与民族矛盾相紧密联系的，是主战与主和的矛盾，皇室上层的偏安心态，与有识之士的收复失地的北伐心态，这对矛盾，贯穿两宋始终。陆游诗《关山月》：“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就写出这种状态。

再看社会生存矛盾。文官政治的要害是以文驭武，以分制专。但由于军政形势，还是难免专权的政治弊端。元人修《宋史》，南宋四大权相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就有三人被列入了《奸臣传》。秦、韩、史、贾四大权相，擅权达72年之久，占南宋152年统治时期的将近一半。他们为相期间，排斥异己，网罗党羽，控制台谏，抑制言路，实际上左右了南宋的政局，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皆有很大影响。此外，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制的运作，需要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这就造成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低下。由于要避免一人专权，行政上就要采取分化事权、相互牵制的做法，这必然要添置机构，多增加副职，必然造成科举取士松弛。北宋初至道元年（995年），王禹偁上疏言五事，其一就是“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其云：“太祖之世，每岁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重以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资荫，故有终身不获一第，没齿不获一官者。……（太宗—引者注）临御之后，不求备以取人，舍短用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殆近万人，虽有俊杰之才，亦有容易而得。”^[76]自北宋至南宋的300余年间，机构重叠，官员冗滥的状况愈演愈烈，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王禹偁上疏，亦言及“减冗兵，并冗吏”，其云：“未及第时，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77]宋人入仕门径甚多，科举之外，还有幕僚。幕僚体制确立后，不断臃肿膨胀，正俸之外，另有“增给”，名目繁多。司马光也说：“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员，而国家用磨勘之法，满岁则迁。日滋月益，无复限极。使以一官至数百人，则俸禄有增而无损矣。”^[78]至南宋，由于编员人数众多，幕僚简直与通判、县官等同，成为文人入仕后的升官捷径。幕僚之外，还出现了“添差”的属官，即编额之外的冗员。如宋孝宗时，吴太后的侄子吴琯，“添差两浙路转运司干办公事”，“不厘务”；吴琰“再添差两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官，依旧厘务”^[79]。所谓“不厘务”的“添差”官员，完全是不管事的闲官。北宋真宗一次裁员即达19万5000余人。迄于南宋，“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陛下官五倍于旧”^[80]。这就势必造成吏治的混乱和腐败，地方官员“进之退之，席不暇暖”^[81]，大多苟且因循，不思建树。“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则为左迁……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82]，实为大多数地方官的真实写照。兼之事权分割，各不相知，即使有贤者能人在任，亦会因掣肘太多而无法施展抱负才华。其恶果是“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83]。这些“不可纪极”的冗官冗费都要转移分担到人民身上，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民不聊生，弊端百出。此外，打仗要军费开支，打败仗要赔款，如史载：“自熙宁以来用兵……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谷银绢不可胜计。”^[84]这都要从人民身上榨取。正如李觏诗所说：“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平时不为备，执事彼何人。”^[85]宋朝赋税苛重，所谓“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86]。对此，有研究者说：“这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宋朝还创造了不少自古未有的刻剥之法。……宋时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地区性的苛捐杂税之多，简直不可胜数，即使是当时的封建官员，也无法进行那怕是较全面的、较完整的统计。”^[87]里正、户长、保长等催税官凶如虎狼，农户不堪其苦，恰如诗人所描绘的：“盘鸡岂能供大嚼，杯酒安足直一醉。沥血祈哀容贷纳，拍案邀需仍痛詈，百请幸听去须臾。冲夜捶门谁叫呼，后胥复持朱书急急符，预借明年一年租。”其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惨状就是：“早曦赫空岁不熟，炊甑飞尘煮薄粥。翁媪饥雷常转腹，大儿嗷嗷小儿哭。愁死未死此何时，县道赋不遗毫厘。科胥督欠烈星火，诟言我已遭榜笞。壮丁偷身出走避，病妇抱子诉下泪。掉头不恤尔有无，多寡但照帖中字。”（赵汝《翁媪叹》）后周时有法令：每缴一石米外加二斗“雀鼠耗”，宋承袭之，名为“省耗”。李觏《获稻诗》就描绘了人民这种痛苦：“青黄先后收，断折伛偻拾。鸟鼠满官仓，于今又租入。”^[88]

如此多的社会弊端相交织、集中，势必造成国家财力贫弱，国力衰退，隐藏着诸多危机，正如朱熹所概括的：“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89]这就激发了宋朝有识之士的改革变法意识。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分别被委以重任，企望在政治上有所更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内外官员过于冗滥的吏治问题，以及徭役赋税过重的农业生产问题。熙宁年间，为富国强兵，又有王安石变法，其上书首先就直接针对国家财政：“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90]熙宁二年（1069年）后，先后施行兴农田、水利、青苗、均输、将兵、保甲、募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法。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痼疾的制约，变法改革必然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况且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于是由变法主张之不同，导致政治见解之不同，继而发展成激烈的党争。变法，守旧，形同水火；新党，旧党，不共戴天。党争频繁而激烈，是宋代政治史的一大特色。这必然要影响到以入仕作为人生寄托之一的宋代士人个体命运。于是与其他因素一起构成第三种生存矛盾：士人个体之生存矛盾。

历史上，中国古代文人一般要走入仕宦生涯，文士、官吏，一而二，二而一，本是常情。而宋代实施文官政治的结果是，“文”与“官”的距离从来没有贴得这样密切，这样直接。王水照先生指出：“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远比唐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他还说：“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是宋代‘士大夫之学’的有机构成。”^[91]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一体的有机构成，使宋代文人同时具备参政主体、文学领袖及学术楷模的身份，也使政局的跌宕变化无一不以他们为中介，最终影响到文学思想。

一身而兼二任，使宋代士人心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既亲和认同又疏离背反、既矛盾又互补的现象，它最终影响塑造着宋代文学的基本面貌。时代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状态所导致的宋代士人宦海沉浮，命运多舛，通过士人心态这一中介，在文学思想中留下了痕迹。一般来说，宋代士人一身而兼二任：就“文”的方面来说，他们以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质构成宋型文化特有的书卷风流及人文气象；就“官”的方面而论，他们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远大政治抱负，又无一不被卷入凶险叵测的政治旋涡中，他们宦海沉浮，命运多舛。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范仲淹、王禹偁、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司马光、朱熹、文天祥……这些宋代文化名人无不卷入了险恶的党争，其命运的大起大落，升沉变化，无不与社会政局紧密牵连。李纲的《病牛》就像是他们伤痕累累心境的集体写照：“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而同时，他们又是文坛上呼风唤雨、左右一代风气的大师巨匠，他们的命运升沉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其文学趣味和审美追求。“文”与“官”结盟导致士人的多变的命运，而多变命运则培育出宋人双重的文化人格。

宋代文人命运之多变，多与为“官”有关；而在以人治为政治本色的封建社会，为官本身就潜藏着两重性：初登仕途，春风得意，志向远大，精神昂扬向上；仕途蹭蹬，宦海浮沉，险恶万状，九死一生，饱经忧患，则容易避开现实矛盾，向心智深处寻求超越解脱。宋代文化根基肇于北宋，而绵延于北宋的新旧党争几乎祸及所有文士，并遗祸后代。恰如王夫之所指出的：“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92]北宋士大夫因政见不同而结党，其根本原因在于积贫积弱的国势，北宋国势突出标志是冗兵、冗吏和冗费，于是引发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遂成新旧两党，论争不已。它既是政见之争，又是学术之争、文化之争。其突出的一个辩题，就是君子小人之辩。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小人”，自己为“君子”，表现出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恰如沈松勤先生所言：“作为在‘以儒立国’‘重文轻武’的国策下走上政治舞台的新儒者，北宋士人既是振兴儒学、创建宋学的主要力量，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发展了儒家学说，但由于喜同恶异、党同伐异，又自我践踏了文化，阻碍了文化的健全发展。”在以个人意气为基础的党争意识的驱使下，学术和道德人格最终被政治所异化，所扭曲。这不仅导致了自我践踏文化的劫难，同时形成了文人的政治分野。^[93](www.xing528.com)

宋初，古文运动领袖就已难避此祸。史载王禹偁“遇事敢言，憙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尝云：‘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只因正道直行，语多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虽历经挫折，志气不稍屈，他被贬“出知黄州，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94]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遭贬放逐后还朝，仍“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95]胡应麟曾说：“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王三氏门下。”^[96]熙宁之后，形成了三大文人群，即以王安石及其门生故吏为主干的新党文人群，以苏轼为核心的“苏门诸子”，及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这三大文人群都有以师友为纽带、以文事为因缘的特点。其中，王安石与苏轼都是“欧门”翘楚，黄庭坚则又是“苏门四君子”之一，其中师友渊源密切，但政治上又尖锐对立，视若仇敌。“苏门”文人群体就是在新党文人的迫害下，过早地结束了政治和文学生命。这种对立和分野，甚至影响到第二代、第三代文人群体，如以黄庭坚为“初祖”的江西诗派，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横跨两宋、具有鲜明党派色彩的一个文学流派。

欧、苏、王，这统领宋代文坛的三大文化名人，无一不卷入了党争旋涡。欧阳修“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97]。但胸中抱负是一回事，严酷现实是另一回事，他们因理想精神与现实操作之间的矛盾，被社会无情地抛入汹涌澎湃、险恶多变的政治旋涡中去。带有“人治”种种弊端的封建政治的运作，本身就缺乏科学性，使人的命运具有不确定性。史载，欧阳修“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98]以小见大，宋代士人的命运也在这种种“枉直乖错”的捉弄之中。宋代政治，素多党争。党争一起，双方固执己见，意气用事，相互非难，甚至有人乘机挟私报复，政治斗争中掺杂了许多非政治因素。坦诚直言、志趣相投者，被诬为朋党，《宋史·范仲淹传》：“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倖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99]《宋史·欧阳修传》：“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100]王安石变法，依政见不同分为新旧两党，北宋名人多卷入其中，命运随时局变化而浮沉。王安石本为欧阳修所提拔后进，修“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101]后变法多舛，旧党崛起，王安石本人也在激烈党争中败下阵来。至于苏轼，则更是政治的牺牲品，他不赞同新法，认为朝廷“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王安石变法有“用人之失”，以自己的政见全面批评新法。结果遭到变法“新进”们的憎恨，成为“乌台诗案”的牺牲品，被贬黄州，命运自此急转直下，屡遭贬谪，越贬越远，饱经生死忧患。其《自题金山画像》概括一生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宦海仕途之险恶，心绪之黯淡凄凉，于此可见。庆历党争、熙丰新政、乌台诗案、元祐更化、绍述之政……政坛翻云覆雨，仕途险恶，大批士大夫相继被废黜贬谪，迁徙流放，万死投荒，历尽坎坷。

欧、苏、王等核心人物如此，其他名士也难逃厄运。苏轼得意弟子秦观，“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102]黄庭坚的生命小舟，亦在宦海中颠簸浮沉，晚年全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元祐更化”，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得势，立即起用饱受新党打击的士人，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程颢、程颐等。哲宗亲政，政局大变，元祐大臣尽遭贬斥。山谷因参与修《神宗实录》被指控失实，诋毁朝政，先后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又移戎州，在蜀中度过6年。徽宗继位，蔡京秉政，山谷流寓鄂州。因写《承天院塔记》获“幸灾谤国”之罪，流放至宜州羁管。他描绘自己后半生的境况是：“某待罪于此，谢病杜门，粗营数口衣食，使不至寒饥，买地畦菜，已为黔中老农耳。”“万死投荒，一身吊影，不复齿于士大夫矣”“忧患之余，癯瘠未复，须发半白……已成铁人石心，亦无儿女之恋矣。”^[103]又如大理学家朱熹，胸中本有冲天之志，认为：“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104]“隆兴议和”后，又感叹：“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亦有经国伟略，乾道五年（1169年）曾上书：“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且云：“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由于不知帝王心术，出言太直，导致“上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熹以疾请祠，不报”。他亦有务实才干，就任浙东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但他在仕途上也是屡遭坎坷，其学说被诬为“伪学”，与其志同道合者被诬为“伪党”，进而升级为“逆党”，以至险遭杀身之祸—“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日急，选人余嘉至上书乞斩熹”^[105]。

沿着这些宋代文化名人的命运轨迹巡视，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他们早年都有远大抱负及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以范仲淹为例，据载，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欧阳修、陆游等也有“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山河兴废供骚首，身世安危入倚楼”的抱负，并有过一番作为，甚至不无得意政绩。而政治运作的险恶风浪和残酷现实使其屡遭贬谪，历经坎坷，命运往往一下子把他们逼到了生死关头：于是其精神重心也从治国平天下的社会问题转移到化解生活忧患的人生问题。在民族生存、社会生存矛盾的双重挤压下，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严酷的人生矛盾。宋代文人命运多变，导致了其双重文化人格的形成。当他们仕途顺利时，其精神重心在经世致用，与政治及社会改革相适应，要求诗文革新，为文关注民族矛盾、民生疾苦等现实问题，入世态度积极向上，诗文风格也务实、昂扬明快。当他们遭遇坎坷时，其精神世界里弥漫着遭贬处穷和贬中忧生的双重心理，其重心在于化解人生忧患，向庄、佛、禅等内心智慧寻求解脱超越，喜好探讨精研文艺审美问题，而经过物我合一的精神过滤，诗文风格更臻炉火纯青，达到新的自由活泼境界。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官”一体的人才结构使他们的人生寄托和生命价值不仅仅在为“官”，还有为“文”的广阔天地。既然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难以从外在的事功的“官”里得以实现，那么只有到表现个人丰富情感世界的“文”中去寻觅。“文”，广义的人文世界，诗、文、词、书、画、哲理、禅悟，对他们来说无不具有化解人生忧患的生命意义，可以使他们在变幻莫测的人生和险恶叵测的政治风浪中求得身心的清静和安宁。宋人专一在文艺上用力，纷纷在文学创作和美学理论思辨上创出奇迹，与此不能说没有关系。苏轼初贬黄州，即“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106]。而苏氏诗文，正是在遭到贬斥后悟透人生、方逐渐达到化境。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所总结的“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07]，带有鲜明的宋代士人心理烙印。“穷而后工”说本源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人人侧重不同。司马迁侧重于一个“愤”字，舒泻幽愤；其后韩愈注重的是“不平”，以“物不平则鸣”从物理及生理基础上解释了“鸣”的内在逻辑；而欧阳修注意的则是一个“穷”字，是命运之“穷”与文章之“工”的联系。这一“穷”字带有鲜明的宋代士人命运特征，宋代士人的多“穷”命运最终对文章之“工”发生了影响，使其达到艺术审美的佳境。

于是，“文”“官”的结盟使维系社会政治规范的群体自觉与珍视个体生命价值和内心丰富情感这两极在宋人身上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他们的心理结构极富包容兼顾的精神弹性：他们既关注经世致用，又钟情文艺审美；既向内收敛，又向外辐射扩展；既关注民生疾苦和民族矛盾，又追求心灵的宁静淡泊；豪放，豪放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婉约，以至于“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同为一人，儿女情长，可以缠绵到“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英雄气概，可以豪壮到“壮岁旌旗拥万夫”“醉里挑灯看剑”……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李清照，几乎随便拿出一位大家来，就可以在其身上看到这种双重心理结构的表现，于此可见宋代士人心灵的复杂和深邃，具有兼顾包容许多彼此矛盾成分的性质。

这种通融兼顾、二元互补的心理特质不仅表现在文学领域，还反映在著述思想方面。宋人心灵，极富弹性与包容性，与之相对应，宋代著述思想中，极多二元互补、对立统一的命题和范畴，在对立并存中屡出新意。如政教功利与艺术审美并存、理学与文学融为一体、豪放婉约并存的二元互补著述现象，此外，像“诗画一律”“诗文相生”“以俗为雅”“点铁成金”“以故为新”“情理并存”“道技互补”“有法与无法”“死法与活法”这样的对立互补范畴，在宋人笔下比比皆是，表现出思想上的一种互补、转化、并存的兼容性特征，这明显与宋人多变命运所塑造的双重人格及心智类型有关。考察宋代文学思想史会发现，几乎任何一个理论范畴都可以找到与之对立的观点。有时这种对立互补现象就存在于同一流派、甚至同一人身上。这是宋代著述思想的一大特征，现择其要者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