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主流媒体的有力补充，精英媒体是中国媒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周末》是其中重要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代表性媒体，号称要实现“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早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后，《南方周末》以其所处的特定时空背景，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农民工议题，从农民工的产生、成长、发展到壮大，从被社会忽视转向政府支持和社会接纳，《南方周末》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并对许多热点问题甚至是敏感信息进行深入调查和公开报道。同时，在不同的报道时期，《南方周末》相关报道立场体现出长期的一致性，明确表现出对农民工群体的人文关怀。
（1）《南方周末》农民工报道阶段
①1993～1995年感性报道阶段
这期间《南方周末》对农民工议题的报道主要基于感性报道框架。在内容文字上，记者态度鲜明，立场明确，各种记录文字使用多种文体，通过对细节的聚焦和放大，通过极具“煽动性”的标题，使用大量的副词、形容词以及动词，各种情感无论是愤怒、同情、感动、震惊等等跃然纸上，在报道结束时常常还进行审判性的主观评论，作者爱憎喜忧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对受众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同时，在版面设计上，编辑的设计也非常配合这种情感渲染：版面主要采用黑白色调，大幅黑色照片，配以突显的白色文字对图片解说，大号的黑色标题配以全局版面的对开式设计，从而更加调动了读者的情绪和想象力。
这种感性报道框架的手法在此期间非常突出。例如，1995年10月20日头版头条的报道《打工孕妇遭毒打，<劳动法>为谁撑腰？》对任承龙等不法分子的行径进行了有力鞭挞；1995年5月23日的头版头条报道《民工不是包身工》里面直接警告“民工不是包身工，《宪法》上说，你们也是国家的主人”；1995年3月31日头版头条文章《千万把我当人看》也明确强调“广东现有上千万来自全国各地打工者，他们为广东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受国家法律和政策保障的各项权益不容漠视和侵害。打工者并非谁家的奴隶，他们同样是国家的主人”。
以情感为框架的报道方式一段时间内得到受众青睐，《南方周末》的媒体道德审判权也得到了受众的基本认可。然而，过于感性化和情绪化的报道，也会严重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南方周末》在这一时期末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开始转向更为理性的报道框架。
②1996～2001年的理性报道阶段
1996年以来，《南方周末》的报道方式逐渐稳重而成熟化，在各种主题报道中，记者的评述和个人观点逐渐淡化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新增加入专家和权威的意见观点，记者的个人观点和立场通过经筛选加工后的专家意见表现出来。因此，虽然记者的意见表述变得间接，但是其影响力则变得更大。例如《南方周末》1996年6月的一篇报道《采石场？集中营！》中这样的描述采石场农民工
“只见几十个民工正顶着烈日在深坑里采石，几个身着黑衫的打手模样的人手持铁棍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监视。……（被解救后）有人当场便脱下身上槛褛的衣衫，露出遍体旧疤新痕，嚎陶大哭起来，其中8个民工更是长跪不起，声泪俱下……几乎每天都要被打，工头打他时，尚嫌他站着打起来太辛苦，每次都要他跪在地上方便工头踢他的头和胸部。”
而在报道结束时，则是很平淡的纪实性的描述：
“采石场的恶性事件在广东各地一再发生，已不是一个不成新闻的新闻。龙头镇第三采石场被公安机关扫荡后，镇里某领导这样向派出所打招呼：抓几个人便可以了，不要搞得太大，影响石场正常营业。”
从报道内容可见，虽然作者的倾向性还是较为明显，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整篇文章中不再使用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形容词或副词，而是用蒙太奇的手法把事件现场的关键点突显出来，尤其是结尾处，作者不再大声疾呼，而是利用“地方某些官员的话语行径”自然而然地揭露隐藏在这整个事件中的深层次原因，让读者自己去裁定、去思考。这表明《南方周末》的报道框架和手法已转向理性。在理性框架报道模式下，理性平和的文字代替了嫉恶如仇的激情表露，表明媒介只是“端出”现实，让人们自己去“加工”。在这种呈现事实的表述中，农民工的眼睛代替了记者的眼睛，专家的话语代替了记者的话语，因而，理性框架报道模式下的《南方周末》的社会影响力更大了。
（2）《南方周末》农民工报道内容分析(www.xing528.com)
关于《南方周末》的1994年至2001年的报道数量及媒介定性，李星在其硕士论文中选取了79份样本（1993～2001年）进行了分析，她从农民工的角度出发将有关报道分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其详细统计数据如下表：
表5-5 1993～2001年《南方周末》农民工报道统计表
数据来源：李星．《南方周末》视阈下的农民工．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南方周末》在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报道中，负面报道比例很大，从1993年开始逐步上升，一直到2001年，全部为负面报道。在这些负面报道中，农民工以弱者、受害者的面目出现，是被欺凌、压抑的对象，他（她）在事故中死亡或受伤，求职遇到挫折，上当受骗，或者被盗、被抢、被雇主侮辱，或者为生活所迫到处流浪、无家可归……
报道中的农民工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经过了媒体大力的推广和放大，这一刻板形象几乎成了他们的标签，虽然这也是他们真实的一面，但媒体中这样一个单薄平面的形象并不是他们的全部，这一部分被放大，甚至有些夸张、扭曲，本来立体生动的群体在报纸上变成了单面人。远远的我们可以看见这群人是悲苦的，整个群体都是灰色的，笼罩着一层哀苦的情绪，这就是媒体呈现给我们的镜像。在这些报道中，有关农民工议题的具体数据如表5-6所示：
表5-6 《南方周末》农民工议题统计表
数据来源：李星．《南方周末》视阈下的农民工．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从表5-6可以看出，《南方周末》农民工报道的议题内容，对于这个群体的描述基本上都是从以下这些方面来进行的：他们生活艰辛难以维系，被城市歧视，受到迫害也无力还击，血汗钱总是拿不到，连孩子的生活学习权利也得不到基本保障，这就是媒体告诉我们的农民工。这种镜头在《南方周末》中是以特写方式出现，不过，《南方周末》展示农民工群体弱势凄惨的境遇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揭示的目的是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以期最终得以解决。
《南方周末》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报道精英阶层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从上面的数据可以发现，每年报道中的“政策专家意见”都占有相当比重，这些负面的报道一定程度上都起到了相当的警示作用。面对这样一个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而且没有什么保障的特殊重要群体，尽量展示出他们的凄惨处境，以期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引起有影响力的专家重视、读者的思考，通过他们的力量来帮助解决和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困境，这也是目前为止比较有效的解决方式。由此可见，《南方周末》在对农民工的报道中，以精英的视角来关注农民工的悲惨生活，对于农民工表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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