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节集中总结和阐析了《庄子》的“数”观念。《庄子》中的“数”大都是与“物”系联在一起的“计物之数”，然而，对于“数数”与“计数”，《庄子》非但未给予具体的研究和重视，而且还认为与不可为量的“道”相比，“计数”是无力的，对于“计数”的执著是不懂“道”、只计较琐细的表现。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庄子》中的“数”许多是虚指，而并非实在的数目，如“三”与“七”在《庄子》中即多为虚指；并且，《庄子》更多地借重“数”的象征意义，如以奇数为“阳”，以偶数为“阴”，并且喜用“阳数”；又如以“五”象征“浑沌”与“吾”，等等。通过上述阐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庄子》也有“数”的观念，但其“数”总是与具体的物象、意象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我们体认世界只具有辅助性的功能。这与西方哲学中始自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传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后者将“数”高度抽象化，以至于认为万物都是摹仿数而生成的，这也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两个世界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中国传统哲学则从来认为世界只是这一个世界，“数”是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的。就此而论，《庄子》虽有“数”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却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念”：《庄子》所借重的，主要是由“数”所透显出来的“象”。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入，人们对“数”的认识也由“结绳记数”发展到“文字记数”，由“记数”“数（动词）数（名词）”发展到“算数”（计算数目），并由此形成“数学”这门学科。
《庄子》中出现的“数”并不复杂，但却有特色，本节试解之。
《庄子》要表述事物，总要用到“数”（名词），所以在《庄子·则阳》中会说到“计物之数”。《庄子》中的“数”，按《庄子·寓言》说来是可以从“一”“二”“三”这样排列下去的：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这就是传统的“以十为数”（《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如果“十数而未止”（《庄子·德充符》）的话，当然还可以用“百”“千”“万”来计物，这就是《庄子·秋水》中说的：“号物之数谓之万。”所以在《庄子》那里有“百川百仞”“千金千乘”“十万户之邑”这样的数目字。如果还“不止于万”（《庄子·则阳》）的话，就只能“期曰万物者，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庄子·则阳》）。
从“一”“二”“三”这样排列下去的“数”（名词），是可以“数”（动词）的。但是，庄子对“数（动词）数（名词）”是反感的，认为“数不胜数”。所以庄子在《齐物论》中说：“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这就是说：万物一体的“一”加上称述“一”的言辞就成为“二”，“二”再加上一种称述“二”的言辞就成为“三”。从这里继续往下（数数）推算，就是最擅长（数数）计算的人也无法（数出）算出最后的结果，更何况那些普通人啊！所以从“无”到“有”，而达到了“三”，何况是从“有”到“有”呢。不必再往下（数数）推算了，还是顺应自然吧(1)。
在这里，这种“数数”与“计数”（算数——“二与一为三”），庄子都反对的。这可能与庄子强调“道”不可为量数有关（《庄子·秋水》）。如《庄子·秋水》中这样说：“无形者（道），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道），数之所不能穷也。”
因为反对“数数”，所以动词性质的“数”，在《庄子》那里比较少地出现。尽管《庄子·庚桑楚》讲到“数米而炊”，这只是庄子在讥笑那些不懂“道”、只计较琐细的人。
但是，《庄子》中也有例外“数数”的情况。那就是，与“顺”着“数数”（“一年”数到“九年”）(2)相反的是“逆”着“数数”。如《庄子·寓言》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这是庄子在用“逆”着“数数”来表达一种势态发展不确定的思想。
类似这种用现在（六十）与过去（五十九）的是非之相对来表达未来事态发展不确定的思想，在《庄子·齐物论》中还有表述：艾地守边者的女儿丽姬，当晋国国君得到她时，她痛苦地“涕泣沾襟”（以为苦日子即将来到），但到了宫中后与晋王同床共寝、享受荣华富贵时，才后悔当初实在没有必要“涕泣沾襟”。正是“始时所是，卒而非之”“始时所非，卒而是之”，事物发展充满着不确定，人是无法预设、计算，乃至“数数”的。
在这里，《庄子》与《周易》不一样。《周易》是要在不可数中寻可数、不确定中找确定（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而《庄子》则是弃可数而求不可数（“道”）、遗确定而寻不确定。
“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数目”“数（动词）数（名词）”之外，还有法则（规范）的意思。
因为《庄子》中的“道”，除无法“数数”“计数”外，“道”还无法规范、度量，所以作为法则规范、数度衡量的“数”在《庄子》那里是很少用到的，除以后《庄子·天下》说到的“其明而在数度者”这句话之外。
与《庄子》不同的是，同样是道家的著作——《淮南子》则较多地用到作为法则、度量的“数”。如《淮南子·缪称训》说：“欲知天道，察其数。”此处的“数”，原注为“律历之数”。《淮南子·诠言训》还说：“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此处的“数”作为“术数、技数”解；与此一致的还有：“渡水而无游数（技数），虽强必沉”（《淮南子·诠言训》）……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在于《淮南子》所处的汉代不同于《庄子》所处的先秦，汉代的人们已越发注重作为“技数、法则”的“数”，以利于人们在相对稳定的社会中认知世界、改造自然。所以《淮南子·齐俗训》会下这样的结论：“为是释术数而任耳目，其乱必甚矣。”
《庄子》中出现的“数”，有些是确定之“数”（实数），如《庄子·天下》说：“其数一二三四是也。”有些则是不确定之“数”（虚数），如《庄子·则阳》所说的：“掘之数仞”，“数仞”就是不确定的。
“数”分“阴、阳”。1、3、5、7、9为“阳数”，2、4、6、8、10为“阴数”。《庄子》一书，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共计三十三篇。按单（奇）数为“阳”，双（偶）数为“阴”的原则来看，《庄子》喜用“阳数”(3)，所以出现“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的情况，更会出现《庄子·寓言》说的情况：“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一）出。”
1．“浑沌即五”
《庄子·应帝王》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这里，浑沌处“中央”，所以称“中央之帝”。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央”又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字眼。起源于很早的古礼制(4)，就将“中央”配以五行中的“土”、五色中的“黄”、五音中的“宫”、五味中的“甘”、五方中的“中”，及天干的“戊己”——乃至配以数字中的“五”（参见《礼记·月令》）。
因为这样，所以河图及洛书中的“数”——“五”与“十”也必配“中央”，就是殷周之际的数字卦，其数“五”也必配置于“中央”(5)。
正是因为这样，这处“中央”的“浑沌”也就与“五”相即，所以说“浑沌即五”。
2．“五”即“吾”：“浑沌即吾”
那么，“浑沌即五”又怎么会成“浑沌即吾”呢？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体自身又是一个绝对不可或缺的实体与概念的统一体。他（人体自身）参与践履在认知世界万物之中。这就如《易·系辞》中所说的：“近取诸身”，他（人体自身）在宇宙天地间是“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换成另一种说法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这样，“天”也即在人体自身的上前方，“地”也即在人体自身的下后方。同时，人体自身在天地宇宙间生活，习惯面对南面太阳，引申开来说：“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庄子·德充符》）这样，“南”也就在人体自身的上前方，“北”也就在人体自身的下后方。如许慎在《说文·十部》中说的那样：“丨为南北。”而这“丨为南北”是以人体自身在“中央”而下的定义。这样一来，这“中央”又与人体自身相配置了，即人站在中央，如《淮南子·诠言训》所说：“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
“南北”是这样，“东西”也作如是解。有了人体自身面南（太阳）这一点，也就必然会对太阳“东升西落”作观察和认知。那就是，“独立中央”的人体自身（我）也就自然而然地两手侧平举，以指向太阳的“东升”（左）和“西落”（右），这样也就有了许慎在《说文·十部》中的说法：“一为东西”；再加上“丨为南北”，于是也就形成了以人体自身（我）“独立中央”的“十字形”：东西南北中（我）。因此也有了许慎的《说文·十部》之内容。这样，“五”与“十”相联并配置中央(6)。
由于人体自身（我）在“中央”，而这“中央”又与“五”（十）相配置，这样，人体自身——“我”又与“五”等同；“我”又因有“口”而说话与进食；这样，与“五”等同的“我”也就自然地变成了“吾”。这“吾”是由“五”发展演变而来的。所以有“浑沌即吾”之说法。
又因为“五-吾”（人体自身）“独立中央”，所以处“中央”的“浑沌”也必然地会被庄子拟人化：“浑沌”也像人一样“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庄子·应帝王》）。
还因为“五”与“吾”等同，所以庄子在《大宗师》中讲到“参（三）日”“七日”“九日”时，就是不提“五日”，这是因为“五与吾”等同，“吾”在说话，就没有必要再提“五”了。《大宗师》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
这种情形还出现在《庄子·说剑》中，有“治剑服三日”“校剑士七日”，独无“五日”。这同样是因为“五”与“吾”等同，“吾”在说话做事，就没有必要再提“五”了。
3．《骈拇》为“五”
《庄子·骈拇》说：“骈拇枝指，出乎性哉？”在这里，“拇”为足的大趾头，“指”为手的大拇指。在庄子看来，如果出现“骈拇”（大脚趾与第二脚趾合并而成四趾）与“枝指”（手大拇指旁多生出一指而成六指）的话，就是违逆了本性与常然。所以庄子会这样提问：“骈拇枝指，出乎性哉？”
在我们看来，也可以说在庄子看来，无论是脚趾还是手指，都不应是“六”（枝指）与“四”（骈拇），而应该是“五”，所谓“伸手不见五指”即指此。因为这样，这里的“五”，在庄子看来是“本性”与“常然”（《庄子·骈拇》）；用“数”的观念来看，这里的“五”又是常数与满数（一手五指）(7)。所以庄子会在《骈拇》中说这样的话：“二者（六与四），或（六）有余于数（五），或（四）不足于数（五）。”在这里，“五”既是本性常然，又是常数满数。这就导致《庄子·骈拇》中独多“五”的提法：“五脏、五声、五味、五色、五音”……
也因为这样，所以《庄子·骈拇》认为，相对于“五”来说，多一个与少一个都不行，“多于聪者，乱五声”，“骈于明者，乱五色”，“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
引申开来，诸如师旷、离朱、曾参、史（儒家）、杨朱、墨翟，相对本性常然（常数满数）的“五”来说，都是“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五笔画）。最后，庄子下这样的结论：“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五）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五）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五）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五）所谓明也。”（《庄子·骈拇》）(www.xing528.com)
又因为是“五”，所以在形体上必与“六”“四”不一样，“六”“四”尚可用矩尺来度量（四边方形、六面立体），那么，“五”就不能简单地用矩尺来度量这“方与直”。同样，“五”在形体上又不是“圆与曲”。所以《庄子·骈拇》会说这样的话：“天下有常然（五）。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
4．《马蹄》为“一”
庄子认为骏马腾驹的本性是“龁草饮水、翘尾而陆”，迈放不羁，“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踢）”。现在，马被治马者（如伯乐）“烧剔刻雒”，绊以绳索，圈于马棚；治马者为将马驯服，还施以鞭笞之威、橛饰之患；治马者为使马训练有素，又常令马饥渴、驰骤。这在庄子看来是违逆马之本性的。
“以马（性）为喻”，庄子认为社会治理也要顺应本性常然，不可施以不必要的枷锁、羁绊。以此界定，此篇名应为《马性》为宜。
然而，庄子不以《马性》为名，却以《马蹄》为名，值得回味：“马蹄”者，“一”（阳）也，与“牛趾”为“二”（阴）相对，为中国传统固有认知，不可忽略。就像“言筌”在于“得鱼”一样，言“蹄”在于喻“一”。如此看来，《马蹄》者，喻“一”也。这就如同与《马蹄》为同一机轴性质的《骈拇》喻“五”一样。
“马蹄”为“一”，以隐喻自然、社会和谐合一，就像对“龁草饮水”“翘尾而陆”与自然合一的马不能圈以马厩、绊以绳索一样。庄子认为“至德之世”就是和谐合一的自然与社会。庄子说：“至德之世”，“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
然而，人们就是喜欢“一”分为“二”，从此“朴散为器”“玉为珪璋”，君子小人对立，按庄子说来“天下始分”“天下始疑”（《庄子·马蹄》）。于是看不惯容不得这种“天下始分”、和谐破坏、同一分背的庄子就以“马蹄”为“一”来隐喻自然社会的和谐合一，以反对社会的“怒而分背相踶（踢）”的状况……
1．“一与二、二而一”
《马蹄》为“一”，这只是《庄子》书中的寓言表现。而《庄子》一书中却真的存在着大量的“一”。
有了“一”，按数数序列来说，也必有“二”，如《庄子·天下》所说的：“其数一二三四是也。”当然也可按惠施理解的“二”：“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一分为二”。所以下面讲《庄子》中的“一与二”。
《庄子》书中出现的“一”，除个别实指事、物或人之外，大部分的“一”则是指虚，即指“道”或最高统一体。
如《庄子·人间世》的“一志”“一宅”，《庄子·至乐》的“一杯”，《庄子·天地》的“一日浸百畦”，《庄子·天下》的“一曲之士”，《庄子·田子方》的“一丈人钓”，是实指事、物或人。
但更多的“一”则是“道”与统一体的代言词：如“道通为一”“复通为一”“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皆一”“死生为一条，可不可为一贯”（《庄子·德充符》），“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入于寥天一”（《庄子·大宗师》），“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万物一齐”（《庄子·秋水》），“与神为一”（《庄子·刻意》）……
《庄子》书中出现的“二”并不多，且都是实指，如“二子”（《庄子·盗跖》）、“二士”（《庄子·让王》）、“二人”（《庄子·骈拇》），“二髀为胁”（《庄子·人间世》），“二虫之无知”（《庄子·应帝王》），“有妾二人”（《庄子·山木》），“二人相视而笑”（《庄子·让王》），“天下有大戒二”（《庄子·人间世》）。
但《庄子》中出现的“二”不多，不等于《庄子》不重视“二”。《庄子》中出现的“二”却有上述“一分为二”的“二”之特点，即二俱对而统一。所以《庄子》中的“二”，有“一生一死”为“二”，“一东一西”为“二”，“一南一北”为“二”，“一上一下”为“二”，“一晦一明”为“二”，“一贫一富”为“二”，“一内一外”为“二”，“一存一亡”为“二”，“一左一右”为“二”，“一盛一衰”为“二”，“一清一浊”为“二”……
可以这么说，凡“有待”（《庄子·知北游》）均为“二”，且二俱对（有待）而统一。所以会有上述《庄子·大宗师》的“死生存亡之一体者”这样的说法，也会有《庄子·天地》的“万物一府，死生同状”这样的说法，更会有《庄子·德充符》的“死生为一条，可不可为一贯”这样的说法。正是“二而一”也。
2．“五（吾）与十”
因为“五即吾”，所以在《庄子》那里出现的“五”，大都与“吾”（人体自身）相联系，如《庄子·骈拇》的“五脏、五色、五声、五味”，《庄子·天运》的“五官”，以及《庄子·逍遥游》的“五谷”和《庄子·天运》的“五常”……
这里的“五”大都指“实”（实数）。这当然与上述讲到的“一手五指”——满数（实数）有关，也与“吾”（五）处“中央”有关。
与“五”一样配置中央的还有“十”，所谓“一五一十”即指此。而按“数”的观念来看，“十”与“五”一样表示完整圆满，为满数（一手为五、双手合十），所谓“十全十美”“实实（十十）在在”即指此。表现在庄子那里，因为有此“数”的观念起作用，所以《庄子》中有凑数为“十”的表现。
如《庄子·齐物论》说：“十日并出”；《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庄子·达生》：“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庄子·列御寇》：“十年而（郑国人）缓自杀”；《庄子·庚桑楚》：“（南荣趎）十日自愁”；《庄子·让王》：“（曾参）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庄子·人间世》：“（支离疏）则受三钟与十束薪”……
与“五”大都指“实”相反的是，这里的“十”大都是指“虚”（虚数）。
3．“四与六”
人“一手五指、一足五趾”，如出现“骈拇”或“枝指”则为“四与六”。同样，由数序（1、2、3、4、5、6、7、8、9、10）而引出，“五”（吾）的“左、右”即是“四与六”。又因为“五”在“中央”，所以“吾”（人体自身）的“左、右”（四与六）也常与“吾”人体自身相关联：
如处“中央”的“吾”（我）“四顾”（《庄子·养生主》）而见“四方”（《庄子·则阳》），“四方”则引出“四乡”“四夷”“四封”（《庄子·说剑》）、“四境”（《庄子·田子方》）、“四域”（《庄子·德充符》）；与此联系的则是“四达”（《庄子·山木》）、“四海”（《庄子·逍遥游》）……“吾”（我）又有“四肢”（《庄子·田子方》），及“吾”（我）又能感知“四时”（《庄子·大宗师》）……
在这里，《庄子》中的“四”，大都指实（实数）。与“四”指实一样的是，《庄子》中的“六”也是指实（实数）。如头身及四肢的“六骸”（《庄子·德充符》），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气”（《庄子·逍遥游》），天地四方或四方上下的“六合”（《庄子·在宥》）、“六极”（《庄子·大宗师》），以及《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庄子·天运》）……
4．“三与七”
数分阴阳，1、3、5、7、9为阳数，2、4、6、8、10为阴数。以“五”为阳数，它（五）的“左、右”则为“三与七”。并且，平时我们常将“三与七”连用，如“不管三七二十一”。
如果讲“四与六”大都指实（实数）的话，《庄子》中的“三与七”则大都指虚（虚数）。
如“藏血三年而化为碧”（《庄子·外物》）；“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庄子·外物》）；“祗三年而缓为儒”（《庄子·列御寇》）；“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庄子·知北游》）；“庄周反入，三日不庭”（《庄子·山木》）；“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庄子·养生主》）；列子“三年不出”（《庄子·应帝王》）；“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庄子·人间世》）；“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庄子·天运》）；“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庄子·养生主》）；“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秋水》）……
在《庄子》那里，出现的“数”——“三”为最多（“九”为最少(8)），还有“闲居三月”（《庄子·在宥》），“三日而死”（《庄子·至乐》），“三月而成”（《庄子·山木》），“不出三月”（《庄子·天运》）……(9)
当然，也有例外情形。《庄子》中如出现“三子”（《庄子·齐物论》）、“三人”（《庄子·大宗师》）、“三者”（《庄子·大宗师》）、“三患”（《庄子·天地》）等时，此处的“三”则指实（实数）。但这相对上述指虚（虚数）来说，则微不足道。
与“三”大都为“虚数”相同的是，《庄子》中出现的“七”也是“虚数”。如《庄子》中反复出现的孔子“七日不火食”（《庄子·山木》），以及南荣趎“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庄子·庚桑楚》），还有“今兵不起七年矣”（《庄子·则阳》）。
当然也有虚实混用的。如《庄子·应帝王》说：“人皆有七窍（实数）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虚数）而浑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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