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双水碾：凤凰山风光尽收眼底

以前，在成都北边的城墙或北门城楼上，一定能够看见城北十五华里（一说十八华里），分列川陕官道两边的山峰。右边是海拔592米的磨盘山，磨盘山右旁是回龙山（今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磨盘山再往前是城北三十华里的天回山（今天回镇附近的天回银杏园和成都植物园即原天回山林场）。但在川陕官道左边，除了面前驷马桥附近的小山坡似的大小羊子山，视野之内，就只有一座海拔572米的凤凰山。这是北门外离成都和双水碾街道最近的一座山，其山形优美，如凤凰展翅。昔日古蜀金沙人，在西边日夜遥望此山，是否才有了“太阳神鸟”四只三足金乌围绕着太阳飞翔的灵感？

东风渠、凤凰河二水环绕凤凰山，从成都火车北站附近上北星大道，过凤凰山山口，可直达新都大丰。路上，先后经过凤凰山的露天音乐公园和凤凰山公园。每每节令周末，人潮涌动，让人想起唐宋的时候此山的宴游情形。而其曾经的一个名字“升仙山”，则源于北门外的“升仙桥”。从“升仙桥”到“升仙山”，让成都北门一带随之有了升仙亭、升仙水、升仙里、升仙乡、会仙乡、升仙铺、升仙湖、二仙桥等地名，充满了氤氲的仙气。

这是一座有故事的山，其名字的婉转，需要我们在厚厚的线装书里，去梳理脉络。

凤凰山，最早可考的名字是斛石山。

南朝梁（502—557）李膺《益州记》云：“斛石山有两女冢矣。”（宋《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引）这个名字，让人想象其山上，有像斛一样的大石。斛，是旧时的一种量器，方形，口小，底大，容量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像斛一样的大石，或许是人为，因为古蜀人有大石崇拜传统，常以石为地标或因石而成重要地标，如古蜀王“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郡四出大道，道实二十里，有衢。今言十八里者，昔蜀王女未嫁，年二十亡，王哀悼，不忍言二十，故言十八也。王女墓在城北，今王女陌是也。”“王女墓”当是“两女冢”。而这个王女墓，或是“斛石山”更早的代称，其上的“斛石”，或是蜀王为其女所立的墓前大石。就像蜀王在成都北角武担山上，“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日忽登虚境望，步摇冠翠一千峰。”^[1]唐时成都女诗人薛涛在斛石山中，是否依然还能看见那些像斛石一样残存的石镜呢？

关于斛石山一带最早的史料，还有《华阳国志》所记成都筑城北边取土的故事：

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龙坝池……

万岁池也叫万顷池，位于凤凰山东南，与凤凰山对峙的磨盘山下。公元前311年，张仪与张若建成都城取土成池，因而养鱼，并一直是周边的水利设施之一。不过，也有意见如《成都城坊古迹考》^[2]认为，秦万岁池早已湮没，今天的白莲池，其实是后人的错误理解。作家张义奇也认为，白莲池当是唐代的产物，如《新唐书·地理志》就记载成都县“北十八里有万岁池。天宝中，长史章仇兼琼筑堤，积水溉田”。后来《宋史·王刚中传》也载：“成都万岁池广袤十里，溉三乡田，岁久淤淀，刚中集三乡夫共疏之，累土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清初，丈雪通醉重建昭觉寺，在寺之庙产八百亩“万岁池”广种莲藕，荷叶田田，因名“白莲池”。今天，作为成都的渔场，此地依然是鱼塘一片。而城西北的龙坝池，后来名縻枣堰，即今九里堤一带，或许也是筑城取土而成的池塘。

南北朝（420—589）时期，凤凰山依然叫“斛石山”。据《梁书·邓元起传》记载，梁武帝萧衍天监（502—519）年间，邓元起攻南齐益州（四川），益州刺史（刘）季连固守成都抗敌：“众进屯西平^[3]。季连始婴城自守。（齐）晚盛又破元起将鲁方达于斛石，士卒死者千余人，师众咸惧，元起乃自率兵稍进至蒋桥，去成都二十里，留辎重于郫。季连复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间道袭郫，陷之，军备尽没。元起遣鲁方达之众救之，败而反，遂不能克。元起舍郫，迳围州城。”斛石山一战，士卒死了上千人，可见战事之惨烈。

隋唐时，这座山已经被更多的人称之为“学射山”，抑或“升仙山”。

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4）年间的《太平寰宇记》说：“学射山，一名斛石山，在县北十五里。”

大约从成都筑城后，成都北郊就被辟为学射场，如《华阳国志》载秦灭巴蜀，“仪与若城成都……而置观楼射圃”。20世纪70年代，成都百花潭出土一件战国铜壶，铜壶上就刻有弋射场景。民间相传，学射山因蜀汉时期后主刘禅幼时在此山中学射而得名，宋人何耕就有诗题《学射山相传蜀后主刘禅习射于此因以得名有感》。

在唐咸亨二年（671）秋天离开蜀地之前，卢照邻为凤凰山上的至真观撰《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其中写道：“双于学射灵山别立仙居一所，即至真之珠庭也。”这是最早的以“学射山”名凤凰山的文献记载。

元和年间任剑南节度使的武元衡，在《送柳郎中裴起居》诗中说：“望乡台上秦人在，学射山中杜魄哀。”可见，彼时学射山之名已经很普遍了，并且在他的眼中，望乡台和学射山是北门外的两个重要的诗歌意象。不过和武元衡同时代的女校书薛涛的口中，这座山，依然叫“斛石山”。薛涛不愿意叫“学射山”，或许是认为俗气而无古意吧。

▲从容流向沙河的凤凰河二沟　青青容颜摄

新罗人崔致远^[4]在《西川罗城图记》中写道：“蜀□无土，昔张仪筑子城，辇土于学射山，日役往返，九载后始成。”乾符元年（874）冬，高骈出任西川节度使，为了抵御南诏军，后筑成都罗城（大玄城），加强防御。崔致远并没有到过成都，高骈晚年任淮南节度使聘他为幕府，“学射山”之称，当是得自高骈口述。由此可见，秦灭蜀后张仪筑城，从包括万岁池的学射山一带挖土之说，并不是空穴来风。

唐光启三年（887），王建攻陈敬瑄，“拔汉州，进军学射山，又败西川将勾惟立于蚕此”^[5]。跟随僖宗入蜀，后来追随前蜀王建，官至户部侍郎、赐号“传真天师”的青城山道士杜光庭，在其《神仙感遇传》“于满川”条记载：“三月三日，满川于学射山至真观看蚕市。”可见，唐末，学射山附近有蚕此镇，山上还有固定的三月三蚕市。

到了宋代，成都北郊的学射山一带，连同附近的昭觉寺、万岁池，由于离城近的缘故，已经成为一个颇为普遍的郊游宴集场所。元时成都双流人费著撰《岁华纪丽谱》称：“三月三日，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盖张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觋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避灾。轻裾小盖，照烂山阜。晚宴于万岁池亭，泛舟池中。”文同《丹渊集》卷二十四“记”中《成都府学射山新修祠宇记》则记：“成都宴集，用一春为常，三日不修，已云远甚，然各有定处，惟此山之会最极盛。太守与其属候城以出，钟鼓旗旆，绵三十里无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贝、服缯锦，藻缋岩麓，映照原野，浩如翻江，烨如凝霞。上下立列，穷极繁丽，徜徉徙倚，直暮而入。公既至，喜游人之沓然，复爱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岭横出夷陆，景气殊旷绝……”

而从陆游、范成大、田况、范镇、何耕、范纯仁等宋人的诗中，更屡见学射山以诗之意象进入他们的视野。其中，田况的《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三月三日登学射山》和范镇的《仲远龙图见邀学射之游先寄五十六言》，都可以让人想象宋时“学射山”三月三春时踏青郊游的热闹景象。

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三月三日登学射山

田　况

丽日照芳春，良会重元已。阳滨修祓除，华林程射技。所尚或不同，兹俗亦足喜。门外盛车徒，山半列鄽市。彩堋飞镝远，醉席歌声起。回头望城郭，烟蔼相表里。秀色满郊原，遥景落川涘。目倦意犹远，思馀情未已。登高贵能赋，感物畅幽旨。宜哉贤大夫，由斯见材美。

仲远龙图见邀学射之游先寄五十六言

范　镇

几年魂梦寄西州，春晚归逢学射游。

十里香风尘不动，半山晴日雨初收。

指武弁呈飞骑，次第红妆数胜筹。

夹道绮罗瞻望处，管弦旌旆拥遨头。

事实上，在初唐，学射山就因为至真观而成为北门外的一大胜景，卢照邻就描述了法会时的闹热场景：“每至三辰法会，八景真游。霓裳荡耀魄之华，羽盖转风云之路。”

隋唐时期，道教在各地兴盛，成都地区也不例外，宫观兴建成为国家政策下的一种流行趋势。据考，这一时期，成都及周边双流、新津、崇州、大邑、温江、青城山等地诞生的就有至真观、玉局观、青羊宫、紫极宫、鸿都观、庆都观、仙居观、度人观、明月观、乘烟观（又名朝真观）、金乌观、兴唐观、常道观、太清宫、建福宫、老君观、崇真观、鹤鸣观等。而因凤凰山上建有至真观，并香火日盛，在一片崇仙传说、仙道风俗里，人们开始将卢照邻口中的“学射灵山”称之为“升仙山”。

隋人辛德源《至真观记》^[6]云：“开皇二年正月下诏，令于益州建至真观一所。”初唐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亦说：“至真观者，隋开皇二年之所立也。”公元582年正月，隋蜀王杨秀奉诏选址，在学射山上建造了后来仙名远播的至真观。

宋人文同记载：“有张伯子者，尝居此学道，以是日得帝诏，驾赤文於菟^[7]，乘云衢、羾天关以去。”^[8]这段话，更早见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为西川节度从事的卢求，应节度使白敏中之命撰《成都记》五卷，其中就有“城北有升仙山，升仙水出焉，相传三月三日张伯子道成，得上帝诏，驾赤纹於菟于此上升也”的记载。张伯子三月三日升仙的传说，当源于山上出现的一座“至真观”，后逐渐仙化而成张伯子故事。卢求的这句话，也说明当时蜀人已经把学射山叫成了“升仙山”，而“升仙山”这个名字，则实是因为“升仙桥”“升仙亭”“升仙水”而逐渐得名。当地唐宋时分别名“升仙乡”“会仙乡”，北门还有“升仙铺”（当即驷马桥旁边的小场，后因升仙桥改名驷马桥而改叫驷马桥场）。

这一带最早带“升仙”二字的，是东晋常璩所记的“升仙桥”。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清嘉庆十九年题襟馆藏版）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万历吴琯校刊本）载：“城北十里曰升仙，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将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后入邛蜀，果如志焉。”上录两段文字，都是后来的刊本，多经校改。其实，升仙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叫“升迁桥”，所以，这段同样的话，唐初欧阳询《艺文类聚》引用时是：“蜀城十里，有升迁桥，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北宋初年人李昉《太平御览》也引作“升迁桥”：“升迁桥在成都县北十里，即司马相如题桥柱曰：‘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此桥。’”虽然所据版本不同，但可见常璩《华阳国志》里，记载的“升仙桥”本来的名字，当是“升迁桥”。另外，从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南朝李膺《益州记》文字，也可见当时是“升迁”，其一：二台，《益州记》云：“升迁亭夹路有二台，一名望乡台，在县北九里。” 升迁亭即升迁桥边之亭，或即“送客观”；其二：昂（升）迁水，李膺记云：“昂（升）迁水起自始昌堰，堰有两人中流即昂（升）迁。”此昂字当是“升”的繁体“昇”的讹写。同样，从“升迁桥”到“升仙桥”，或许只是因为“迁（繁体遷）”形近“仙（繁体僊）”，也可能是方言里音较相近，后来就逐渐转讹为“仙”。

那么，是什么时候起，“升迁桥”被称为“升仙桥”呢？

“升仙桥”最早作为诗题，是岑参在大历元年（766）七月抵成都为官，至约大历四年（769）秋冬之际逝于成都旅舍，期间所做的《升仙桥》一诗：“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从诗思看，当作于其第一次经过升仙桥时。其后，唐代还有罗隐、汪遵先后写下同题诗。但“升仙桥”一名最早入诗，其实是早在岑参写诗的一百年前，卢照邻在成都作《还京赠别》就有“一去仙桥远，还望锦城遥”之句，且在公元669年，卢照邻在《对蜀父老问》里称他回蜀路过的那座桥，就是“升仙桥”。(www.xing528.com)

所以，至少在唐初，“升仙桥”之名就已经出现。但也有可能，在老百姓的口中，“迁”和“仙”，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混用的。因为，至少直到岑参时期当地都还叫“升迁乡”。

考虑到羊子山土台曾经的功用，或许，原驷马桥北约二里的羊子山，很早就被蜀人认为是一座升仙之山。学者任乃强先生就认为，“今驷马桥北羊子山，旧名升仙山”。他认为：“其最下之战国时墓，只土砖，有铜鼎殉，应即蜀侯恽墓。盖旧俗传恽神灵，称其仙去，故曰升仙山。”孙琪华、刘琳也因袭此说法，最早的升仙山其实是羊子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升仙山”条指出，二者为同一座山，“今四川成都市北十里羊子山。”但即使是羊子山得名“升仙山”，也是在唐代“升迁桥”被老百姓喊为“升仙桥”之后。

或许后来，凤凰山上有了至真观后，人们才把升仙山从就近的羊子山换作了更为遥远而高大的凤凰山，一种空间的若即若离，以及一种足够的高度，才能表达人们对仙道的那种虚无缥缈的向往，飞升也更有了一种魔幻而浪漫的色彩。而一条从升仙山流出的升仙水，则把升仙山（凤凰山）和升仙亭（羊子山土台）、升仙桥—升仙铺（驷马桥场）巧妙地连缀在了一起，成为北门最为梦幻迷人的风与水的合唱。

于是，城北十里羊子山、驷马桥一带，唐宋时变成了后来华阳县属的“升迁（仙）乡”，凤凰山、磨盘山一带，则被取名成都县属的“会仙乡”。这些，从北门外驷马桥、羊子山，双水碾原站东乡，青龙场东、西林村一带出土的唐宋墓志铭、买地券都可以得到印证。升迁（仙）乡，下辖暮二（约在今沙河与升仙湖以西、成华区双水碾一带，往西与成都府成都县接壤）、贺迁（因升迁乡改名升仙乡而更名贺仙里，约在今成华区西林村、驷马桥至羊子山一线，往南可能延伸至府城北面的附郭地带）、常平（约在今昭觉寺东北、成华区东林小区至三环路北四段一带，往北与成都县会仙乡接壤，往南与华阳县星桥乡清泉里接壤，星桥乡即今青龙场、十里店一带）等四里，为华阳县所辖。而据磨盘山后蜀高祖孟知祥“和陵”出土“福庆长公主墓志铭”可知，磨盘山一带为成都县辖会仙乡，附近的凤凰山或同属会仙乡范围。成都县会仙乡与华阳县升仙乡接壤。^[9]

张义奇认为，如果说今凤凰山彼时叫“升仙山”，那么与其遥望呼应的磨盘山，亦很有可能当时就叫“会仙山”，所以那一带才有“会仙乡”这个名字。

阅读宋代的史料，北门外又出现了一座山名，至少在唐末至五代十国（907— 960年）时期，叫“星宿山”。

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第252卷也记载，唐咸通十一年（870），南诏攻成都，大将宋威“与诸军会战，蛮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退保星宿山”，“军至城下与蛮战，夺其升迁桥，是夕，蛮自烧攻具遁去”。从这段记载里，可知成都城被南诏“蛮军”围攻时，南诏“蛮军”主要占据着北门外的星宿山和升迁桥（升仙桥），最后，南诏军死了五千多人，不得不退保星宿山，在升仙桥丢失后，不得不逃遁而散。

《资治通鉴》里，还记载着王建阅兵、讲武于“星宿山”。唐昭宗天复三年（903），日后的梁太祖朱温（全忠）命王殷入蜀。“（王）建与之宴。殷言：‘蜀甲兵诚多，但乏马耳。’建作色曰：‘当道江山险阻，骑兵无所施。然马亦不乏，押牙少留，当共阅之。’乃集诸州马，大阅于星宿山，官马八千，私马四千，部队甚整。”前蜀武成元年（908），“庚戌（十二日），蜀主讲武于星宿山，步骑三十万”。

这个“星宿山”是哪座山呢？是磨盘山还是凤凰山？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成都府·成都县”里说：“星宿山，在城北，唐咸通十一年，南诏寇成都，分兵拒援兵于新都，将军宋威大破之，蛮退保星宿山。五代梁开平二年，蜀王建讲武于星宿山，步骑三十万。即城北之升仙山矣。”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星宿山”条，则指出是“今四川成都市北十里羊子山”。而成都市文物信息中心编制的《成都市中心城区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则认为：“磨盘山原名升仙山，相传鱼凫王、张伯子皆此升仙，蜀人遂立祠纪念。又名星宿山，五代时王建曾于此讲武，大练兵马。”

这样看来，“星宿山”就有了三种解读：羊子山、凤凰山、磨盘山。联想到“斛石山”和“星宿山”的惨烈战斗，学射山的学骑射、王建的阅兵和三十万步骑讲武，以及清绿营、新军的军营驻地、民国二十年（1931）建成机场至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星宿山”当是今天的“凤凰山”，即“升仙山”。

至于凤凰山和磨盘山二者的关系，清释中恂、罗用霖编《重修昭觉寺志》就将二者分别当作昭觉寺的“太祖山”和“少祖山”：

凤凰山，寺西十里，一名学射山，《名胜志》：“昔刘主禅学射于此，故名。”即寺龙之太祖山，其脉由玉垒蜿蜒而来，由灌口经郫邑循沱江而下，至成邑西北十五里，挺然特起，左右开翅作飞凤形。此山之名所由昉也。

磨盘山，寺北十里，即寺之少祖山。其脉由凤凰山迤逦而下，经天回镇过峡，由皇恩寺山顶一峰形如磨盘，故名。

从山势来看，磨盘山的确可以看成凤凰山的余脉。并且，凤凰山和磨盘山，扼守着川陕大道，自古至今就拱卫着成都的北大门。

而羊子山和凤凰山，则有前后升仙山之分。因为“星宿山”一名最早出现于唐末，联想到宋代史料所记载的战事和演武之规模，当只有“凤凰山”具有施展的空间。星宿山是凤凰山，当更为确切。

需要补充一下的是，到了明代，凤凰山成为蜀王府的藩王墓地，此山遂成为老百姓的禁地。清同治《成都县志》就记载，“已为蜀府坟墓，此游遂绝”。自此，习射游乐之风，在凤凰山逐渐消失了。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仅二十三岁的蜀献王朱椿开始为自己建造寝园，并先后两次派人以牲醴之奠致祭此山，这座山因而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韫玉山。他的后世子孙，因为家族多有早夭者，怀疑北边的风水与其家族不合，从第三代蜀王僖王开始，把陵寝选在成都东郊的青龙埂时，也重新将今龙泉驿十陵镇东的浅丘地带命名为颇有禅意的“正觉山”。

第一次致祭时，献王作《祭韫玉山》曰：“山者，石之所聚，石者，山之所生，取之有时，运之无穷，虽邦家每资其用，而实有神以司之也。兹者营造寝园，命工凿石，不无惊动山灵，触犯方禁，今特遣官祭告，以谢前贶，以祈后功，惟神有灵，默加庇佑，人输车运，普赐安宁。神其鉴知，尚飨。”晋陆机《文赋》云：“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李商隐《锦瑟》有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爱好文学的“蜀秀才”朱椿，为自己的百年归所重新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韫玉山。然而，随着心爱的长子朱悦燫先他而逝，于是子葬父墓，朱悦燫葬在了韫玉山，而他和孙子蜀靖王朱友堉则葬在了天回镇的天回山脚下。

或许因为是明禁地而给人威严的感觉，此山又似凤凰，“韫玉山”在老百姓口中有了“威凤山”这个称呼。明天启《成都府志》就说，学射山又名威凤山，在“治北二十八里”，不过其舆图标位在昭觉寺东北，约今磨盘山一带。孙琪华《益州记辑注及校勘》认为：“斛石山，后又名威凤山、星宿山，今名凤凰山。”总的来看，威凤山当然是今天的凤凰山，从威凤到“凤凰”，只是更加通俗而已，也是有明一代，老百姓对这样一座不再能踏青宴游的凤凰山的心理反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清康熙年间官成都府督捕通判的陈祥裔，在撰六卷《蜀都碎事》时，引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威凤山在府城北，一名小蓬莱。上产灵药，乃张伯子得道之所。”但葛洪《神仙传》中并没有提及此山和张伯子，陈祥裔是杂引诸书，或注或否，间附以考证按语而撰此书，所以“威凤山”这个称呼，不可能在东晋时就已经出现。“威凤山”当是至少从明天启年间（1621—1627）才开始的叫法。而凤凰山的称呼，或始于清末，最迟光绪时期《重修昭觉寺志》里就已有之。

一个秋天的早晨，太阳出来了，一路闻着露草上的余霜香味，我从双水走向凤凰山的时候，诗人陆游或许也和我一样，又一次经过羊子山的望乡台，远足学射山。那一天，在山中，他恰巧碰见了从山上观里下来的“景道人”：

肩舆适青郊，飞屐登翠麓。余霜未泫瓦，晨日初挂木。推门觅黄冠，避客似奔鹿。虽无与晤语，清坐意亦足。岂知逢此士，旷度超世俗。欣然同一笑，齿颊粲冰玉。探囊赠奇草，甘香胜芎菊。试临清镜照，衰发森已绿。出门恣幽讨，老仙有遗躅。丹灶虽已空，药丸遍山谷。嗟予迫迟暮，冠盖厌追逐。结茅远人境，此计亦已熟。若人真我友，玉字当共读。客来不知处，鸡犬望云屋。

这个人曾经一次次在北门的城楼上，遥望这座隐喻着金戈铁马的山峰。那时候，北门的双水碾、升仙桥一带，只是笼罩在一只凤凰的大翼下。

【注释】

[1]［唐］薛涛《斛石山书事》：“王家山水画图中，意思都卢粉墨容。今日忽登虚境望，步摇冠翠一千峰。”见《全唐诗》。薛涛另有一首《斛石山晓望寄吕侍御》。《全蜀艺文志》卷八则分别名《石斛山晓望寄李侍郎》《石斛山书事》。当从《全唐诗》。

[2]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

[3]南朝齐时益州之怀宁郡寄治成都，下辖始平、西平、万年、怀道四县。［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四川二”载：“西平城在府南。晋安帝时，以秦雍流民立怀宁郡，寄治成都，初属南秦州。宋元嘉十六年（439），改属益州。其属有西平县，亦寄治成都城外，遂为实土，萧齐因之……后周郡县俱废。”

[4]崔致远，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之一的新罗人，公元868至884年间，曾在中国唐朝留学，并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幕府，著有《桂苑笔耕集》。《西川罗城图记》见《桂苑笔耕集》卷十六，目录又作《西州罗城图记》（州当为川），四部丛刊影印本。另海山仙馆本《桂苑笔耕集》［道光二十八年（丙子）刻本，清潘仕成编］作《西州罗城图记》，文中“西川”皆作“西州”，缺字处也直接以“□”显示。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七卷，中华书局，2011年。

[6]［明］杨慎编纂：《全蜀艺文志》卷三十八，刘琳、王晓波点校，线装书局，2003年。

[7]古代楚人称虎为“於菟”（wūtú），有人把“於菟”写成“于菟”，误。

[8]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141-142）《陈眉公先生订正丹渊集》，上海书店，1989年。

[9]易立：《唐宋时期成都府辖县乡、里考》，《成都考古研究》，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