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每一次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1]，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废弃了几千年的皇权旧规，《申报》1912年元旦的“新祝词”说：“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国民之新责任也。”[2]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不但从行动上坚决地打倒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挞与批判，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为救国兴邦打开了新的思想境界。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含义。这些有关民主和科学的学说，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为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了思想准备。辛亥革命的实际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使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正是这些新的变化，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闸门。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层面更有力地引入西方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并以巨大的气势影响着中国，一批接受西学或受西方思想意识影响的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积极宣扬新的思想文化及生活观念，这为原有新式学堂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转变提供了现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辛亥革命也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民族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运动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辛亥革命也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也为后来国家创办和发展高等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www.xing528.com)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职正式大总统，标志着北洋政府正式建立。根据中央政府被控制的程度，北洋政府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4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政坛更迭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6天。虽然北洋政府先后出台的5部宪法都以“三权分立”为基本原则，但袁世凯掌权后，立刻解散国会、撤销国务院，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总统独揽一切权力且可无限连任，使新生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坏。袁世凯死后，紧接而来的军阀混战使民主成了一纸空文，各派系争夺政权，中央政府成了地方军阀角逐的舞台。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底色中艰难创建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教育部与大学作为大学制度设计的主体也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艰难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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