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大学制度研究及历史性跨越

列强势力入华，在各个领域无孔不入，西学也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而进入中国，面对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曾经夜郎自大的新派官员痛定思痛，开始思考西学和变法图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晚清政府改革派的推动下，建立了一批新式学堂，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新式学堂既有学习“西言”的同文馆，也有学习“西艺”的军事学堂，后来更进一步，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学习西方的思想和社会历史文化。这些新式学堂无论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还是在教育思想、内部治理上，都显示了与以往封建官学的重大不同，新式学堂引入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西方大学的管理思想，其管理制度与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的萌芽。

(一)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

1860年后，清王朝封建集团中一批当权的改革派掀起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谋求“自强”和“求富”的运动，史称洋务运动，进而将“师夷之长技”由思想变成了行动。洋务派在战争中切身体会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又在与西方人的各种交涉过程中，体会到语言文字隔阂造成的外交被动和损失，以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兴办学习“西文”和“西艺”的新式学堂，即语言类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

洋务运动期间先后开办了7所以学习西文为主的学堂(表1-4)，旨在培养中国自己的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

表1-4　洋务派兴办的“西文”学堂

西文学堂开设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外国语学习课程，随着形势变化，洋务派在西文学堂内增加了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格致、万国公法等内容。政府要求学堂在教授西方语言和科学知识的同时，学生要读“四书五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堂对于学生的入学条件作了规定，要求学生身世清白，年龄在14—20岁，要通过学堂组织的相应考试后才可入学。对学生的来源不再强调家庭的身份、等级，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报考。在学习期限上并无统一规定，一般是3—5年。学堂由中央或地方的政府机构管理，内部管理人员主要有几类：一是设总管大臣、总办，总管学堂事务；二是设正提调、帮提调、监院，管理师生纪律、后勤等事宜；三是设总教习、教习、副教习等，管理教学事务。学堂制定了教师聘用、学生学业、道德及行为规范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对违反制度的学生给予直至退学的十分严厉的处罚。

以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为例。该学堂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方式等许多方面都体现了新的特征。京师同文馆的开办是冲破守旧思想的一次重要进步。1862年，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向同治帝上《创设北京同文馆奏疏》，言道：“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皆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艺，而中国迄无熟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12]，建议开设同文馆，学习西方列强语言文字。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教学内容上增设数学、天文等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这在当时被朝野很多人(包括重臣)认为是投机取巧、不务正业，且向西夷学习破坏了体统，有辱尊严。面对反对之声，奕上书道：“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仪，并非务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13]同治帝采纳了奕的建议，同文馆方得以创建并教授西方科学技术知识。

京师同文馆

在教学内容上，根据培养目标设立专业和课程：“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14]教材主要是来自国外的原版书籍，也有中译书籍或教师自编书籍。在学习外国语言及科学技术的同时，同文馆仍视中学为体，没有放弃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教育，也不阻拦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但自然科学知识在教育内容上已达到相当的比重。

在教学组织上，同文馆明确学习年限为八年，分前馆、后馆，后馆学有成效者升入前馆。采用班级授课，每年学习之后通过考试，之后再学习上一年级知识，如此确定了分班教学和通过考试后逐年递进的教学组织形式。

在教师及管理人员的聘用方面，除聘用中国人外，京师同文馆开创先河，在40年的办学历程中，聘了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1826—1907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年)等50多名外国人任总教习或教习，以洋人为师，这是对中国封建教育传统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教育走向开放、放眼国际的表现。

从同文馆办学实践看，无论在教育思想、教育组织、教学内容还是师资聘用等多个方面，都显示出与封建旧官学和书院的显著不同，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近现代高等学校的特征。

在开设以学习外国语言为主要内容的西文学堂的同时，洋务派创建了一批(近30所)军事及科技学堂(表1-5)。其中以福州船政学堂最为著名。

表1-5　洋务派兴办的西艺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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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堂的办学目的都十分明确，军事学堂就是培养军事人才，科技学堂培养国家发展需要的电报、医学、铁路、采矿等专门人才。在学生来源上不以出身为限，而是要求身世清白，通过相应的入学考试。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采用分班教学方式，讲授造船、驾驶、物理、化学、绘图、地质、矿务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十分重视实践训练。学习期限多为3年或5年。在教师聘用方面也根据需要聘用了众多外国人充任教习人员。制定相关制度，对学生实行严格管理。当然，这些学堂仍要求学生研学儒家经典，以保持“中体”根基，而不“误入”西方“歧途”。

以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为例。该学堂是由左宗棠奏请创办，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为求人才，沈葆祯主持了求是堂艺局的首次录取考试，亲自为考试制定、批阅试卷，求是堂艺局首次录取考试的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的严复。1867年，福州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搬迁至马尾遂改名为福州船政学堂。学堂的办学方式完全是西学模式，分前堂和后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也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被选送英国留学。这所学堂创办了绘事院，开创了中国近代绘图设计教育的先河；创办艺圃，最早开始中国近代工厂的艺徒教育；创办练船，供学员进行实训；创办管轮学堂，培养轮机技术人才。在学堂存续的46年间，学生来源不限出身，自由报考，共培养毕业生510名^[15]。在沈葆祯的苦心孤诣下，船政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第一批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和近代工业的骨干中坚。

(二)维新派创办的新式学堂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于是在士大夫中兴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其思想文化，改良中国政体，进而在教育上较洋务派更进一步，以盛宣怀、张百熙为代表的维新派先后设立了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维新派设立的新式学堂无论是在办学理念、管理方式还是在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都广泛地学习欧美做法，将新式学堂向现代大学的转变继续向前推进。

以北洋大学堂为例。该学堂由曾鼎力协助李鸿章发展洋务运动的实业派代表人物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洋务运动时，盛宣怀在实践中即感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1892年，盛宣怀上任津海关道后就开始筹备办学。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日益高涨，光绪帝也思考变法维新，自立图强。此时，盛宣怀向李鸿章禀请具奏，由于李鸿章调入内阁办事，盛宣怀又于1895年9月19日通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昭上奏光绪帝设立一所新式学堂。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在奏折上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同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正式开学，盛宣怀亲任督办。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00年，北洋大学堂成为八国联军德意志帝国的兵营，教学因此中断。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将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旧址复校。

北洋大学堂从创办时起，以“西学体用”为方针，全面系统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学堂聘请美国人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1857—1930年)为总教习。丁家立生于美国，又在柏林大学获硕士学位，对西方大学熟知，于1886年在天津英租界创办了一所不带宗教色彩的“中西书院”，与李鸿章等多有交集，盛宣怀对他十分赏识。

北洋大学堂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教育模式为蓝本，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创建之初，北洋大学堂设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学制四年，分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有20余门课程，专业课分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5个专业，共30余门课程。二等学堂为预科，招收13—15岁学生入学，修业年限为四年，主要课程有英文、数学、朗读、各国史鉴、地舆学、格物书、平面量地法等20余门。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之始。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尤以美、日、英、法、德、俄学者任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

北洋大学堂教学设施和教学设备一流，对生源要求也极为苛刻，入学考试极严。学校“所需的图书、标本、仪器、实验器材，都尽量从美国购置。仅西方杂志一项，自创办初期，就经常保持有一百余种，且均为世界理工权威学术期刊”。“1895年，北洋大学堂在香港招收第一届新生时，报名应试达一千多人，最后仅录取了十余名。1907年招考本科生时，学堂在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花了一大笔钱登广告招生，考试结果只有法科一人合格。为了保证学生质量，这一年除预科毕业升入本科的人以外，外考新生只录取了这一人。”^[16]由于有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治学严谨，校风朴实，保证能够实现培养高层科学人才的目的，当时的北洋大学可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证

1899年，北洋大学堂有了第一批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毕业生，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证(钦字第一号)被授予该学堂法科法律学专业的近代著名法学家、后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的王宠惠，其兄王宠佑也同时毕业于该学堂的矿务学专业。

北洋大学堂在教学及管理等方面体现出相当多的现代大学特征——颁发大学文凭、因社会需要设置学科、聘请真才实学者为师、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北洋大学堂的创办，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教育体系的建立起到示范作用，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

1898年，备受关注的、经过多年“议”而终于有“论”的京师大学堂得到光绪帝批准设立，吏部尚书孙家鼐为官学大臣。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综合性学堂。在内部管理上，大学堂设管学大臣1名，总辖全校事务；设总教习1名，总管教学事务，后来增设1名，专管西学；设中、西教习若干，教授各门功课；设总办1名，由官员充任，协助管学大臣管理学校事务；设提调若干人，协助总办管理相应事务；另有供事、抄写员若干人。上述各类人员，除管学大臣外都常住学堂。在教学内容上，中西并重，但西学比重逐渐增加；教学组织采用分班递进方式；教师选聘中西并重；对学生的考试、日常管理等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

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推动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各类以解决国家和民生实际问题的农、工、商、医、法等类型的专科学堂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得以兴办，一时间创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洋务派和维新派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传统书院向学堂的改革，虽然历经波折，但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已成趋势。1895年前，全国仅有新学堂20所，1895—1898年，增加19所，而在书院改为学堂的背景下，1903年新式学堂已有769所，1904年达4 476所，1905年则达到令人瞠目的8 277所^[17]。这些学堂大部分属于小学或中学层次的学堂，但教育内容和教学组织及管理方式都已不同于封建传统书院，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已势不可挡。

清末创办的新式学堂在理念上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18]，体现了强烈的保守性，反映出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时的高等教育层次的新式学堂数量很少，毕业生更少：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只有预科毕业生120人，无本科毕业生；北洋大学堂仅有法科毕业生9名，工科毕业生35名；南洋公学还没有本科毕业生；山西大学堂有法科毕业生16名，工科毕业生19名，理科毕业生9名^[19]。从学堂的规模和影响来看，与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但不管怎样，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由晚清政府中具有危机感和前瞻眼光的改革派官员主导创办的新式学堂，在学校设置、教育内容、学制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封建僵化的教育相比有了重大的变革，已具备了很多近代大学的办学要素，体现出较明显的过渡特征，也取得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成就，“无疑是对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教育的根本性变革”^[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