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考据与实践并存

幕府末期至明治初年的日本春秋左傳學已經突破對純學術攻研的局面，開始走向现實，力求致用，以實踐爲歸。1833年，“天保饑饉”開始，從而觸發1836至1838年的騷亂；1837年，大鹽平八郎在大阪舉事反抗幕府統治；1841年，德川幕府不得已開始“天保革新”；1844年，德川幕府收到荷蘭國王威廉二世的來信，警示外患即將到來；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率領艦隊抵達江户灣口，六天後登岸，呈遞美國總統致德川幕府的國書；1854年2月14日，佩里再次率領艦隊來日，3月31日，佩里與德川幕府的代表簽訂《日美親善條約》；1858年7月29日，哈里斯與井伊直弼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同年7月5日，井伊直弼開始整肅行動，軟禁德川齊昭以及一些大名，史稱“安政大獄”，實際上是德川幕府在“尊王攘夷”呼聲下所作的垂死挣扎；1859年10月27日，德川幕府處死倒幕派領袖吉田松陰；1863年7月2日至4日，英國艦船炮擊日本鹿兒島。[25]從以上縷述中不難看出，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已經内憂外患頻仍，這正是大批具有通經致用精神的春秋左傳學著作産生的社會现實基礎。可以説，幕府末期至明治時期的春秋左傳學研究深受彼時日本國情之影響，是著作者針對當時日本的现實，通過撰述春秋左傳學著作而作出的回應。因此，這些著作往往打上鮮明的時代烙印，從而具有經世致用的品格。同時，從著作者陣容來看，此一時期的日本春秋左傳學研究者大多是志嚮高遠、具有實幹才能的國之棟梁，而絶不僅僅是皓首窮經、老死牖下的雕蟲之輩。這也就爲其著作注入一股鮮活靈動的生命力，使得這些著作透發出經世致用的熠熠輝光。

這裏，不妨列舉這一時期的數位作者及其春秋左傳學著作，通過概觀作者生平經歷及其著作性質，實不難發现其通經致用、服務當下的學術、人生取向。

佐久間象山（1811—1864），名启、大星，字子明，通稱修理，號象山，信濃（今之長野縣）松代人。象山是德川幕府末期的開國論者。天保四年（1833），象山游學江户，入林家塾頭佐藤一齋之門。天保十三年（1842），象山受命研究鴉片戰争後海外局勢之變化，撰成《海防八策》。以此爲契機，象山意識到荷蘭學的重要性，乃開始學習荷蘭語，兩年後學成，開始攻讀荷蘭的自然科學、醫學、兵法等書籍，廣泛吸收西洋新知。嘉永四年（1851），象山移家江户，開辦學塾，教授兵法、炮術。象山在西洋炮術領域造詣精深，很多明治維新的前驅皆出其門下，如勝海舟、吉田松陰、阪本龍馬等。1853年，黑船事件爆發，象山向當時德川幕府的老中阿部正弘提出“急務十條”，并暗中推薦其高足吉田松陰赴海外學習。次年，吉田松陰密航失敗，象山受到株連，被迫蟄居九年。在這九年中，象山堅持研究西洋學術，主張西學與儒學兼修，并提倡公武合體。1864年，象山受幕府之命上京，爲推進開國步伐，他大力提倡公武合體[26]，最終與尊攘派發生激烈争執；同年7月11日，象山被尊攘派殺害，年僅五十四岁。其著有《春秋辭令準繩》三册。

鐮田梁洲（1813—1875），本名政舉，梁洲其號，名張（今三重縣）人，侍從小谷巢松，在明治維新過程中立有殊勛。其著有《讀左隨録》。

平野重久（1814—1883），字伯敬，通稱重太郎、縫殿，下綜佐倉藩（今千葉縣）家老。平野重久在昌平黌學習後，擔任藩校成德書院教授；戊辰戰争時期，代替在京都“謹慎中”的藩主堀田正倫，把藩論統一成尊王，因此挽救了藩的危機。其著有《春秋行事録》一册。

倉石侗窩（1815—1876），名成憲，字子緝，通稱典太，越後（今新潟縣）高田人，曾於江户師從安積艮齋，歸鄉後出仕高田藩，擔任侍講、藩校修道館督學；倒幕戰争之際（1868），把藩論統一爲勤王派。其著有《春秋左氏傳集説》。

藤川三溪（1817—1889），名忠猷，字伯孝，德川晚期著名醫師兼水産業開發者。藤川三溪出生於贊岐（今香山縣）高松藩士，始從其父藤川南凱研治醫學，復於長崎師從高島秋帆學習西洋炮術，歸藩後組織猛虎隊；明治維新後設立開洋社，專門從事捕鯨活動，并在東京創立大日本水産學校，在大阪創立大阪水産學校，对於日本水産事業的发展建有殊勛。藤川三溪著有《春秋大義》，擺落凡近瑣碎，力倡尊王一統，其人其學都體现出强烈的用世精神。

吉田松陰（1830—1859），名矩方，通稱寅次郎，又號二十一回猛士，德川幕府末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兵法家、地域研究家，也是日本對外擴張思想的先驅者，陽明學派學者。吉田松陰生於長洲藩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自幼從叔父學習兵法。1851年，吉田松陰赴江户，拜佐久間象山爲師，研究防禦外寇的戰術等。1853年，其開始暢游各地，重到江户，適逢美國海軍準將佩里率領艦隊駛抵蒲賀港，强迫日本開國。對此，吉田松陰痛心疾首，無限憤慨。他著文疾呼民族危機，力倡“尊王攘夷”，防禦外侮。1854年，佩里再度抵日，吉田松陰與門生偷渡上美國船，請求帶其出洋，遭到拒絶。因違反“鎖國令”，其入獄一年；出獄後，興辦私塾，講授兵法，培養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派維新志士。1859年8月，其被押解到江户，同年11月21日被處死。其著作有《講孟餘話》《幽囚録》《留魂録》等，關於春秋左傳學的著作則有《左氏兵戰抄》一卷。

以上諸人，皆爲幕府末期志士，又以陽明學派儒者居多，對於日本明治維新的實现多建有功勛，他們的春秋左傳學著述體现出鮮明的經世致用傾向。也正是因爲他們的心志趨向經世致用，所以他們的春秋左傳學著作往往就《春秋》經傳的一類問題或一部分内容進行深入闡釋，溝通歷史與现實，力求能爲當下服務，而并没有成就具有總結、集大成性質的春秋左傳學著述。

在德川末、明治初涌现出的涉及方面廣大、論證精微細密，且頗具集大成性質的春秋左傳學研究著作，是安井息軒的《左傳輯釋》。如果説竹添光鴻成書於明治年間的《左氏會箋》是對江户儒者春秋左傳學研究的一個大總結，具有某種劃時代的性質，那麼，安井息軒的《左傳輯釋》就是德川末、明治初春秋左傳學研究的珠穆朗瑪峰，高峻巍峨，迥出於群峰之上。它是在德川初期的文獻奠基、德川中期的衆派并起之積澱下，以及幕府末期的時勢潮流之影響下成就的一部春秋左傳學巨著。

安井息軒（1799—1876），名衡，字仲平，號息軒，德川末期儒者，日向飫肥（今宫城縣）人。文政二年（1819）負笈大阪，師從蓧崎小竹。文正七年（1824）入昌平阪學問所，師事古賀侗庵（1788—1847），三年後退學，轉入松崎慊堂（1771—1844）門下治古注學。文政十年（1827）與其父安井滄洲一道在飫肥藩藩校任教。天保四年（1833）三月，受命藩主侍讀，隨從至江户；同年六月，在殿中主持《左傳》講讀，同時參與藩邸政務。天保十二年（1841）在江户開辦私塾，名“三計塾”。文久二年（1862）任昌平阪學問所儒官。安井息軒與鹽谷宕陰、吉野金陵合稱“文久三博士”。明治維新以後，息軒重返飫肥教書。明治元年（1868）九月，開始謄寫《左傳輯釋》《論語集説》。明治三年（1870）十月，《左傳輯釋》完稿。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頒布《學制》，强制民衆將子弟送入學校接受教育，日本私塾鋭减，塾生减少，息軒停止教學，專力著述。息軒一生著述頗豐，其中關於春秋左傳學的有《左傳輯釋》（又名《左傳補杜輯釋》）十卷、《春秋左氏傳辨疑》二卷二册等。息軒的《左傳輯釋》儘管謄寫完稿於明治三年，但是根據此書的内容不難判斷，息軒著作此書爲時必然甚長。也就是説，這部書的主體應該撰成於幕府末期。儘管息軒本人主要屬於明經之儒，一生并無突出的事功，但是他既然能够在天保四年（1833）參與藩邸政務，足見其并非老死牖下的皓首窮經之士，而是具有實幹才能之人。

《左傳輯釋》是一部相當見功力的厚重之作[27]，堪稱德川末期、明治初年春秋左傳學研究的最高成就。説《左傳輯釋》代表德川、明治異代之際的春秋左傳學研究的最高成就，首先是因爲《左傳輯釋》認爲《左傳》就是解釋《春秋》的，經傳之大義均在尊王；其次是因爲《左傳輯釋》對杜注多有駁論，體现出其力圖擺脱固有經傳研究傳統之努力；最后是因爲《左傳輯釋》裒輯諸家疏注，集古注之大成。以上三點，使《左傳輯釋》富具結古開新之特質。

《左傳輯釋》的尊王、駁杜，以及裒輯衆家注疏的撰述宗旨在安井息軒所作的《左傳輯釋序》中有明確的表述。在這篇序言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透發出的尊王思想以及批駁杜注的學術趨向。此有兩點説明：第一，在幕府末期以及明治初年的日本，尊王思想已經深入學界，成爲學界有識之士的共識[28]；第二，對於春秋左傳學而言，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確實是一部繞不開的書，從江户中期一直到幕府末期甚至明治時期，日本學者對春秋左傳學的攻研，往往以批駁杜注爲内容。這與中國清代的反杜傾向在時間上大體重合，从一個側面説明了日本這一時期的春秋左傳學研究深受中國學術之影響。另外，安井息軒的《左傳輯釋》裒輯衆家注疏，斷以己意，力探經傳原意的治學思路，深切地體现出幕府末期以及明治初年的學者意欲結穴前人研究成績的學術用心，這爲後來具有集大成性質的竹添光鴻的《左氏會箋》之撰述鑿開日月、力辟鴻蒙。

竹添光鴻（1842—1917），幼名滿，後改爲進一郎，字漸卿，號井井，又名新地朗。天保十三年（1842）生，肥前（今熊本縣）天草郡上村人。其父竹添光强爲廣瀨淡窗的門生，因此，光鴻自幼年起便在父親的指導下接受經書“素讀”的訓練，同時學習寫作漢語詩文。安政三年（1856），光鴻赴熊本藩，入藩儒木下韡村之私塾，苦修朱子學十三年。光鴻在熊本藩學習時非常刻苦，學問精進不怠。以是之故，他常常代替木下韡村爲塾生講授學問，并爲同學筆削詩文。在熊本藩學習期間，光鴻與同門井上毅、古莊嘉門、岡松瓮谷等皆成好友，尤其與井上毅交情深厚。這些人後來都成爲幕府末期志士，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起到一定作用。光鴻後來任職於熊本藩。明治元年（1868），光鴻奉命視察江户、奥羽，其間與亦師亦友的安井息軒相知相惜，相處甚洽，同時光鴻也受到勝海舟的賞識。後來，光鴻拜安井息軒爲師，專攻古注學。

明治維新以後，竹添光鴻受到伊藤博文的賞識，并得到勝海舟的推薦，開始從事政治活動。明治八年（1875），光鴻與全權公使森有禮赴中國任職。後来，光鴻曾出任中國天津總領事，以及駐韓使臣、朝鮮常駐公使等職，參謀軍政，擘畫時局，對當時中日韓三國之關係演變起到重要作用。其後，光鴻受聘東京大學文科教授，從事教學工作。明治二十八年（1895）九月，光鴻辭去東京大學教授職務，開始專力撰写“三《會箋》”——《左氏會箋》《毛詩會箋》《論語會箋》。明治三十七年（1904），《左氏會箋》出版。大正三年（1914），光鴻被授予文學博士，《左氏會箋》獲得“學士院賞”，之後收入叢書《漢文大系》第十、第十一册中，由此使得此書不僅在日本國内深受好評，而且廣爲中國學者所知。大正六年（1917）三月，光鴻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據日本學者上野賢知研究，竹添光鴻撰述《左氏會箋》有兩個具體目的：“其一，以日本金澤文庫卷子本《春秋經傳集解》爲底本，廣聚衆本，參校互勘，爲《左傳》校訂出善本；其二，兼攝中日，大量采掇前人成果，融舊鑄新，注釋《左傳》，準確地掌握左氏文意，以便深入地討論《左傳》所反映的歷史時代特質。”[29]上野賢知此論極富概括性，揭批出《左氏會箋》的兩大特性，這可與光鴻之《自序》相互印證。光鴻的《左氏會箋》之《自序》云：“以卷子本爲底本參之石經與宋本。”[30]其所爲“會箋”則博采諸家，斷以己意，仿朱子“集注”之體而用鄭氏箋詩之名。觀其所采輯，在其本國者七家，“中井氏積德、增島氏固、太田氏元貞、古賀氏煜、龜井氏昱、安井氏衡、海保氏元備”；其采自中國者，則自顧炎武至俞樾凡二十九家。[31]由此貫通中日之視野，我們不難看出光鴻宏闊綜覽的治學眼光。從形式來看，光鸿此書采用集解、集注的方式，時代性并不明顯，仍然是舊時經學研究的老套路。但是，此處必須指出的是，光鴻所做的并不僅僅是材料的剪裁彙集工作，而且是在深入咀嚼、全面融通相關文獻的基礎上熔鑄己意最終成書的。光鴻认爲：“夫經所以載道也。道原於人心之所同然，然則他人説經獲我心者，道在斯可知矣。以所同然之心，求所同然之道，何必容彼我之别於其間。集衆説折衷之，要在闡明經旨。”[32]抱著這樣的明經求道觀念，光鴻於是强调：“杜朱二家解經之法尤見其求道之誠，而秉心之公也。若夫誇博炫新、栩栩自喜者固不足與議，至於以掠人美爲嫌則猶淺丈夫之心也夫。”[33]可以説，這種精校底本、集解會箋、集衆説以明經的著述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助成了光鴻《左氏會箋》的集大成性。

如果考慮到《左氏會箋》出版之時正是日本學風丕變、轉向之際，傳統的儒學研究面臨土崩瓦解之勢，那麽在這種情勢下，《左氏會箋》的出现無疑對於江户春秋左傳學研究具有結穴之意義。倘若再慮及竹添光鴻跌宕的人生、實幹家之才略，那麼我們不能不説，《左氏會箋》及其作者光鴻代表了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的最高成就，體现了江户春秋左傳學的鮮明時代性。

以上，筆者對德川日本時期的春秋左傳學作了一番巡視［因爲明治三十七年（1904）出版的竹添光鴻《左氏會箋》實具有結穴江户春秋左傳學之意義，所以本文以《左氏會箋》爲界碑，將明治元年（1868）以來，截至《左氏會箋》出版之時的日本春秋左傳學著作皆劃入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範圍］，從中實不難看出世風、學風的遞嬗對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之影響。朱謙之先生曾將德川日本哲學（儒學）發展情况劃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從慶長八年（1603，明萬曆三十一年）至享保二十年（1735，清雍正十三年），第二期從元文元年（1736，清乾隆元年）至天明八年（1788，乾隆五十三年），第三期從寬政元年（1789，乾隆五十四年）至明治元年（1868，同治七年）。朱先生并云：“第一期是朱子學勃興時代，第二期是古學隆盛時代，第三期是陽明學和朱子學對立時代。”[34]這個結論大體符合德川日本哲學（儒學）發展的實際，只是對第三期的概括稍嫌簡單。倘若以朱先生的結論爲準繩來比量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的四個發展階段，那麼第一個階段正是朱子學派勢盛力强之時，第二個階段則是古學派（包括古義學、古文辭學）異軍突起、狂飆怒卷之期，第三個階段則是衆派紛起、群雄并作之季，第四個階段則是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從明經到致用的轉折期。由此可説，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與日本哲學（儒學）之發展演變軌迹基本平行，而春秋左傳學自身的特質則使其與日本的政治、歷史結合得更爲緊密，時代性更突出，遂使其“對江户時期的文化思想、政治統治皆産生了顯著影響”[35]，這恐怕是日本儒學中的其他成分所難以頡頏肩隨的。

（編輯：陳金海）

[1]本文爲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日本德川時期的中國《春秋》學研究”（项目編號：18CZW032）的階段性成果。

[2]按，關於德川之前春秋左傳學文獻在日本的流傳，可參見張德恒：《江户之前春秋左傳學文獻流傳日本考》，《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6至16世紀〈春秋〉學文獻流傳日本考》，《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3]按，關於春秋左傳學對江户時期日本社會、文化以及歷史的影響，可參見張德恒：《德川日本的春秋學》，《光明日報》2017年5月22日。

[4]［美］詹姆斯·L.麥克萊恩：《日本史（1600—2000）》，王翔、朱慧穎、王瞻瞻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第30頁。

[5]［日］林羅山：《林羅山文集》，東京：株式會社，1918，第619頁。

[6]按：林羅山之子林恕所撰《春秋私考》又名《春秋胡氏傳私考》，可見其脉承藤原惺窩及乃父。再，林恕幼年受教於乃父時，關於《春秋》，羅山所用教材即胡氏傳本。又，林恕在《新刊公穀白文序》中云：“若夫由是（按：指的是在讀過林羅山的訓點本之後），聊分句讀。而據注疏以解文義，而後參考左氏以辨其異同，而後潜心於程胡之傳，知其折衷，其爲窺聖門藩籬之一路乎？”此足見其對胡傳之推崇。林恕以“程朱之傳”稱述《春秋胡氏傳》，由此可知，他以爲胡傳其實對程頤之學術有所繼承，此點詳見下文論述。

[7]按：以上對林羅山所做古籍整理、校勘、注釋工作之叙述，主要參考［日］倉石武四郎講述《日本中國學之發展》，杜軼文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第92—93頁。另，《林羅山文集》的卷五三、五四中，保存著羅山所寫的多篇經學原典之跋文，其中包括《四書跋》（爲四書各作一跋，統名《四書跋》）、《五經大全跋》（包括爲《易》《書經》《詩經》《春秋》《禮記》所撰的五篇跋文），以及《新板五經白文點本跋》《周禮白文跋》《儀禮白文跋》《詩經跋》《禮記跋》《春秋胡氏傳跋》《周易跋》《書經跋》《五經注疏跋》《左傳跋》《周禮注疏跋》《儀禮注疏跋》《周禮跋》《儀禮跋》《禮記古本跋》《題三禮編繹後》《公羊傳跋·穀梁傳附》《論孟注疏跋》《孝經跋》《爾雅跋》。另有關於子、史、集部跋文多篇，此不備列。從中可以看出，林羅山致力於德川日本文化建設之良苦用心以及杰出成就。

[8]［日］林羅山：《林羅山文集》，第619頁。

[9]［日］林羅山：《林羅山文集》，第629頁。(www.xing528.com)

[10]［日］林羅山：《林羅山文集》，第630頁。

[11]按，林羅山之子林恕在《新刊公穀白文序》中云：“《春秋》之有三傳，如鼎足之峙。《左》詳於事，《公》《穀》精於義。共出自聖門而幸免秦火。”“其後猶有讀《左氏》者，而《公》《穀》寥寥不聞，豈不嘆息哉！我先考羅山先生暇日始加訓點於《公》《穀》二傳。”由此可知，羅山對《公羊传》《穀梁传》的訓點亦有補亡起廢之用心。《新刊公穀白文》即林恕命門人謄抄林羅山訓點本之後刊刻而成的。林序作於“寬文戊申（1668）春三月”，又有後記一篇作於“寬文丁未（1667）秋”，是故兩書付梓於寬文八年（1668）。友人朱美麗爲余自日本代購《公羊傳》（實即《新刊公穀白文》本），使余得見上述文字，特此致謝！

[12]按，南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本有鮮明的“尊王”思想，即所謂：“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説、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見胡安國：《春秋傳序》，錢偉强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序言第1—2頁）但是“尊王”并不是德川初期儒學思想之主流，更不可能被身爲幕府儒學領袖的林羅山提倡。惺窩、羅山對《春秋胡氏傳》之精研、推崇，當主要因爲：“胡氏之學，前人多認爲出自程頤，但程頤的《春秋傳》没有寫成流傳，所以胡傳可以看成程學的代表。”（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第222頁）也就是説，惺窩、羅山對《春秋胡氏傳》的推崇，仍是他們崇尚宋學、篤守程朱之體现。

[13]按：《江户漢學書目（稿）》只條列書名和作者名，而未有書的内容、作者生平介紹。筆者以上對江户初期春秋左傳學著作的作者介紹是建立在拙作《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著作輯考》（简称《輯考》，此文待刊）的基礎之上的。在《輯考》一文中，筆者考察了《江户漢學書目（稿）》中涉及的絶大多數春秋左傳學著作的作者生平。另，筆者此處論述對著作及作者的前後措置，依據的是作者的生年，而不是根據著作的成書年代，因爲有些著作無法考知其具體的著作時間。下文同此，不另出注。

[14]［日］伊藤東涯：《古今學變》卷中，東京：浪華書林，1750，第8—9頁。

[15]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5，第1188頁。

[16]［日］岡白駒：《春秋左傳觿》卷一，東京：淺草文庫，1760，第16頁。

[17]朱謙之：《日本的朱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347頁。

[18]按，清代中期春秋左傳學的研究，可參閲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第283—328頁。

[19]［日］荒木見悟等：《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三第1册，東京：葦書房，1978，第6—7頁。

[20]［日］荒木見悟等：《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三第1册，第7頁。

[21]轉引自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08頁。

[22]朱謙之：《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7頁。

[23]朱謙之：《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第7頁。

[24]按：江户時期的醫生往往兼通儒術，如古文辭學派開山荻生徂徠（1666—1728）之父荻生方庵既爲德川綱吉（1646—1709，1680至1709年在位）之侍醫，亦擅儒學。荻生徂徠早年即以閲讀父親篋中所藏的一本《大學諺解》解悶、自娱。朱謙之在論述“大阪朱子學派”時曾云：“大阪初期的漢學者，大抵醫者兼業，如古村見定，如北島壽安，這不但大阪如此，當時一般漢學者都如此。”（朱謙之：《日本的朱子學》，第346頁）

[25]以上對相關事件之縷述，參見［美］詹姆斯·L.麥克萊恩：《日本史（1600—2000）》，第108—110頁。

[26]按：公武合體又稱“公武合體論”“公武合體運動”，是德川日本後期的一種政治理論。其主旨是聯合朝廷（公家）和幕府（武家），藉以改造幕府權力，壓制當時的“尊王攘夷”運動，以避免幕府倒臺，并進一步强化幕府的地位。這種政治理論獲得幕府和部分大藩屬的支持。

[27]按，沈玉成先生曾在其《春秋左傳學史稿》的《後記》中提及安井息軒的《左傳輯釋》，謂：“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像瑞典高本漢的《左傳真僞考》《左傳注釋》，日本安井衡的《左傳輯述》（按：‘述’當作‘釋’。一字之差，可見彼時沈先生對此書較生疏）、竹添光鴻的《左傳會箋》等，都是有相當工（按：當作‘功’）力的著作。”但是，沈先生同時也表達了他的遺憾：“近幾十年來國外學者……在這一方面的成果則很難有機會見到。所以本書的論述中，除高本漢氏關於《左傳》的作者及成書年代的意見，以及新城新藏氏對《左傳》中天文现象的説明曾在學術界産生過相當大的影響而不得不提到以外，其他只能割愛，以免挂一漏萬。”（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第416頁）由此可見，《左傳輯釋》實爲一部功力甚深而研究尚不充分的春秋左傳學著作。

[28]按：安井息軒於天保四年（1833）三月受命藩主侍讀，六月在殿中主持《左傳》講讀，同時參與藩邸政務，這種經歷可能對其尊王思想有著潜在的激發、導引作用。

[29]按，參見［日］上野賢知：《〈左氏會箋〉三稿》，轉引自孫赫男《〈左氏會箋〉研究——與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及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之比較》，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第197頁。

[30]［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成都：巴蜀書社，2008，自序第4頁。

[31]［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自序第4頁。又按：竹添光鴻的《左氏會箋》采録中國學者著作凡二十九家。此二十九家爲：顧炎武、魏禧、萬斯同、萬斯大、王夫之、毛奇齡、惠棟、馬宗璉、趙佑、焦循、江永、顧棟高、雷學淇、方苞、洪亮吉、梁履繩、崔述、朱元英、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姜炳璋、阮元、沈欽韓、錢錡、姚鼐、張自超、高澍然、俞樾。

[32]［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自序第5頁。

[33]［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自序第5頁。

[34]朱謙之：《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前言第2頁。

[35]張德恒：《德川日本的春秋學》，《光明日報》2017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