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军事幕府：解析幕友制与行政幕府

第一节　清代军事幕府

清代幕府主要包括军事幕府和地方行政幕府两大类别，另外还有学术幕府和专业幕府。

清代军事幕府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清初三藩方镇幕府

清初，清政府曾设吴三桂等三个藩王（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许其世镇云南、广东、福建三地。他们在康熙初年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三藩拥有军队，享有独立的财权，以及独立的任免官职的权力（如吴三桂用人就不受吏、兵二部掣肘，自行任免，号为“西选”）。他们各有幕府，“大以金帛招致文学士”，“阴以自固”^[1]。其中有出谋划策之人，如吴三桂的幕客刘玄初，尚可喜的幕客金光。两人均献以退为进之计，假意请求朝廷将自己“撤回安插”，当康熙皇帝竟真的“特诏：从其所请”，并派出大臣分赴三藩促其“撤回”时，他们相继反清^[2]。据《清代野史大观》中讲，金光是一位在当时颇有名气的幕客，“金光字公绚，浙江义乌人，知书有权略。尚可喜从辽阳入关，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计议，必咨于光而后行。然光颇自负，意不欲屈人下，乘间潜逃，可喜遣健卒追还，抉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礼爱益加，于是跛金之名遂著”^[3]。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暴虐不仁，尚可喜不甘受制于其子之信，不得已听从了幕客金光的计策，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月上书朝廷乞归辽东，留子镇藩。

平定三藩后，清廷意识到藩镇拥权自重之祸对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威胁，此后一直严加地方督抚对军队的实际控制。雍正时，年羹尧在平定西北后权倾一时，不但手握重兵，而且位任总督，且有相当之人事权，其奏请任命之人，朝廷无不允准。雍正猜忌心很重，为防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顾年羹尧为自己“门人”的身份，对这个曾经的心腹痛下杀手。不但年羹尧本人，连他的幕客们都跟着糟了秧，如汪景琪，原为年羹尧的记室，因在《读书堂西征随笔》中说功臣不可当，又有“皇帝挥毫不值钱”的句子，立即被斩，妻、子、妻亲、兄弟、叔侄发往宁古塔不算，连把他五服以内的族人统统革了官职^[4]，其他幕客获罪的也有不少人。如雍正三年（1725年）议年羹尧罪状时，有“将幕友张泰基等冒入军功共十八案”一款^[5]。可见张泰基即使经议叙得到官职，也会被罢官并受牵连而议罪。

此后，清廷严控督抚人选，尤其总督，因其可以节制数省，且可管辖绿营兵及其长官提督，为防其权力过重，总督多由满员充任，汉员不多。对于身任疆寄的汉族地方督抚，清廷也时常放心不下，往往指使满员暗中监视，密报他们的动向。雍正继位后，为便于了解各种情况，监视官员，大力推行顺治年间开始出现的密折制度，并扩大上呈密折者的范围，以利于监视各地方督抚。地方督抚任期都不太长。所以地方督抚看似位高权重，其实往往受制于中央，“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6]

历经康、雍、乾几代帝王的善治，清代的文治武功达到顶峰，对地方的控制也达到“内重外轻”的程度。

二、文治武功中的军事幕府

清代在康、雍、乾几朝中，为巩固边疆，抵御外侮，统一国家，进行了多次军事斗争。历次军事斗争中，均有军事幕府存在，但基本上都是军兴则设，军罢则撤。如平定三藩时，奋威将军王进宝进兵至蜀，闻刘镳之名，“引为参佐，画策皆奇中”^[7]。林徵韩“驰驱蜀粤黔雍江湖间，为亲王及督抚上客，仗策磨盾，时出奇计”。这些士人所参之戎幕均为临时性的军事幕府。此类军幕，多在边远省份，对清代士人的游幕活动有比较大的影响。士人们也把投笔从戎、参赞戎幕，视为实现其经世抱负的重要途径。那些流向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台湾等边远地区的游幕者就多数属于此类情况。如赵文哲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阿桂云南军幕“参军幕”^[8]，赵翼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傅恒军事幕府“参军事”^[9]，杨揆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在福康安军事幕府“谋画军务”^[10]，舒位于乾隆末年在勒保军事幕府从事“军事、文奏”^[11] 等。这些军事幕府中的幕宾或是谋划军务，或者是撰写军书章奏书启。军罢或幕主离任，则流入其他幕府。如：舒位，先在勒保幕，后又入王朝梧幕，在幕中仍然经管“军事、文奏”^[12]，赵翼先后在傅恒幕和李侍尧幕中“参军事”^[13]等。此类幕府为军事行动而设，其时主要军事力量仍为八旗与绿营。（清朝开创之时，主要依靠八旗，绿营仅起辅助作用；俟平定三藩时，八旗业已腐败，战斗力大为削弱，攻取战胜，全仗绿营苦战之力。乾隆后期，绿营又重蹈八旗覆辙，战斗力也大为削弱）。统帅多为满人，故其军幕除延聘幕友外，军务方面的幕宾主要靠奏调官员来充实。如长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阿桂幕府“随营”，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福康安军幕“随营”^[14]。孙士毅和刘秉恬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傅恒幕府,孙“主章奏”^[15]、刘秉恬“随营”^[16]；方维甸与长龄同时（乾隆五十二年）在福康安幕，方主管“营务”^[17]。这些人都是奏调入军幕办事的。

三、清晚期军事幕府的全面复兴

由于督抚可以管辖军队，例称“制军”“抚军”，故在此处一并列入分析。

清晚期，清廷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境之中。乾隆后期各方面的矛盾已开始暴露，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财政与军事状况也日趋恶化，及至嘉庆末年，国库已呈入不敷出之势。嘉庆初年（1796～1804年）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时，八旗、绿营早已不堪用，主要靠各地团练武装追堵拼杀。国家经制军队全面丧失战斗力，为后来湘军、淮军等团练武装的大发展留下了空间。(www.xing528.com)

当时，为解决这些矛盾，尤其是盐法、河工、漕运三大弊病，缓解财政状况，江南的一些督抚开始利用幕府，延请经世致用的人才入幕，帮助自己出谋划策推进改革，致力于解决以上各项弊政。此一时期著名的幕府有陶澍幕府。尚小明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中分析说：“陶澍幕府是规模较小，但带有转折意义的一个”。“它以经世面闻名，不复有此前幕府（按：指学术幕府）浓厚的学术色彩”^[18]。幕府中的包世臣，建议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通过海运将该年［道光六年（1826年）］ 漕粮如数北运，节省了大笔费用。道光十一年陶澍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后，包世臣辅佐陶澍筹办两淮盐政，建议在淮北“以纲改票”^[19]，打破官商对盐业的垄断，实行盐业自由运销。魏源在陶澍幕府十四年，期间协助陶澍组织海运漕粮，推行票盐，疏竣吴淞江、浏河等，多所贡献。此外，李星沅、胡林翼等人均在他幕府中。另有贺长龄幕府，魏源曾在其江苏布政使幕中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书成刊行，很快风靡神州，开启了当时经世之学的风气，为林则徐、陶澍等人的改革制造了舆论。

这些幕府，以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为晚清军事幕府的全新发展制造了舆论，准备了人才，后来进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幕府中的，有许多是经世之才。

曾国藩幕府，是这一时期军事政治幕府的代表。然而其产生的过程却是曲折多难的。虽然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由于绿营军队毫无战斗力，而连失多省土地，但它在此过程中却始终坚持地方团练只是临时招募之兵，只起辅助作用，限于本省、本地的防剿。咸丰二年（1852年）八月清廷任命了第一个团练大臣，至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底，先后任命的团练有45人。开始是要求太平军所到之省办团练，后来要求全国各省均办团练。团练大臣则主要是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员。清廷给团练大臣的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即利用地方保甲制度，维护地方治安，并无募勇练兵，建立军队的职责。许多团练大臣也都这样执行了。但曾国藩却创造性地把“团”和“练”分开。他说：“团练二字宜分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制械选丁，请师造旗，为费较多”^[20]。练了勇，建了军，手中就有了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但又存在着先天不足，一是饷源问题，非国家经制军队，国家例不供饷；二是本人身份问题，即非在职官员，又非钦差大臣，非官非绅，处境尴尬；三是无人事任命权。

头几年，曾国藩的事情很不顺，幕府规模也不大，人员流动性也大。咸丰七年（1857年），他在上咸丰皇帝的《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中，讲到了自己上述三点难处，并明确提出“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其含义是要地方实权。但清廷是只要他打仗，坚决不给他地方实权。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二三月间，清军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崩溃，清廷在南方的绿营武装已基本瓦解，江南财富之区也落入太平军之手。这时才不得不将两江总督大权交给曾国藩。这开创了汉臣节制地方军政财赋大权的先例。由此造成内轻外重的局面，为此后类似幕府的开设创造了条件。

晚清军事幕府已经有别于此前普通的督抚之幕（此种幕府为明代中晚期开端，盛行于有清一代的地方幕府，以州县衙门幕友为代表，以刑名、钱谷、书启等幕席为主要幕席）。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军事任务繁重，募兵、练军、筹饷、军务等各项任务必须用大量人员，战乱平息之后的地方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恢复，也必须用大量人员，传统幕府的规模根本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所以传统的“聘请”幕友帮助主官佐治的模式难以满足对人才的大量需求。这是一方面，另外，面对着西方的挑战，这些幕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职能，如洋务、工业、新式学校、新式军队、报纸、电报等近代化的新事物，传统的幕学教育无法培养从事这些新事物的幕僚。所以此一时期的幕府任用方式除聘请外，还有奏调、札委。除中国人外，还有洋幕僚。在这些幕府中有幕友，也有幕僚，主宾关系开始更多地成为上下级关系，与唐方镇幕府极为相似。

同时，幕府组织也开始复杂，“局”“处”“所”等幕府内设机构不断增加，职能更加细化。幕府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开始超过对传统佐治人才的需求。儒生、绅士、留学生、在职官员、洋人等成为这一时期幕府的主要组成人员。幕府人员薪水也不再由幕主从个人官俸中支出，而改由从公费中支出。幕府人员可以因出色的工作而被幕主保举，获得各种官品，并补得实缺。这在地方行政幕府中是难以见到的。

据台湾学者凌林煌《曾国藩幕府成员之量化分析》一文统计，“曾氏幕府之全体人员，多达497人，居中国历代诸幕之冠。”经曾国藩保奏，其幕府成员出幕后官至总督（包括署理、护理）者达47人次，官至巡抚者达87人次。^[21]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他们散布于全国许多地方，形成相当大的势力。晚清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与其幕府成员的扩散是分不开的。由于幕主用人的倾向性而形成以幕主为中心的派系势力，曾国藩幕府开了先河，形成了湘系。此后李鸿章幕府形成的淮系，袁世凯幕府形成的北洋系等，相继对晚清政坛产生了各自的影响，左右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及方向。

这类幕府由于规模较地方行政幕府大，职能划分较细，故其秘书职能并非个别人承担。据朱东安《曾国藩传》说：“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大体可分为军政、粮饷两类。其军政办事机构主要有秘书处、营务处、采编所、审案局、查圩委员、善后总局，属于思想文化性质的采访忠义局、编书局也归于其中”，“曾国藩自出山办团练直至去世，身边一直有一些秘书人员帮助他出谋划策、办理事物……曾国藩称这班人员为‘幕府’，实际上是他的秘书班子，故作者名之为‘秘书处’”^[22]。实际上从秘书学的角度来看，曾幕中之营务处为军事参谋处、采编所为情报资料处，采访忠义局类似于今天的文宣处，都是秘书机构。且各局、处也均有自己的文案委员，又为各局、处的秘书人员。

美国学者波特（Jonathan Porter）在他的《曾国藩的幕僚》一书中，用了“内幕（Inner Mu-Fu）”和“外幕（Outer Mu-Fu）”两个词来描述曾国藩幕府宾僚。他说：“内幕”这个词，在这里将用来指包括朋友、建议者和顾问的松散群体，他们是曾国藩所最信赖的最为重要的密友和同事。内幕区别于由低级人员和随从人员组成的“外幕”，这些人尽管是必需的，但很少卷入幕府的高层活动。^[23]

这种划分倒是很符合秘书学理论，秘书学划分秘书层次有高级、中级、初级三个秘书层次。高级秘书主要是参与决策，撰写重要文稿；中级秘书撰写一般文稿，办理事物；初级秘书则为事务性秘书。高级秘书因为参与机要，参与决策，故距离权力核心最近，在曾幕中“内幕”应指这样的高级秘书，而负有撰写文稿，办理事务的中层秘书有一部分也属于“内幕”。纯事务性秘书，如抄誊文稿、传递文书的小委员，则为初级秘书，和其他事务性部门属于“外幕”。